（时间：17年12月11日）
波历说：也就是说，那个代表团是美国派出的？
佐衣说：是，也不是。在这个岛上，有不少其他国家的代表加入了进来。他们说这是国盟的代表团。说实在的，一直到最后，我也没有搞清楚那到底是个什么代表团。反正，你们也看到了，有不少军人，都是将军级的，也在代表团里。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也许，有人就是要把水搅浑，不让人确切知道这一切的背景。
你们都知道，在这里担任警戒任务的是穿浅绿色军装的，这是国盟和平无疆界部队的服装，这你们应该知道的。也许这真的跟国盟有关，但是好象又相对地独立于国盟，或者说属于国盟的某个特殊的、保密的部门。当我想到保密这个词的时候，我觉得很奇怪，既然是国盟，为什么要保密呢？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一切是外星人组织的，只是使用了地球的资源。我的想法可能有些怪，但我真的这么想过。代表团的那个首要人物，他们说他是总统。可是他是哪国的总统呢？我问过我的同行，一个随行的男记者，他说他也不知道，只是听他们称呼他为总统。
许多事情都很诡异。
（波历说：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这是真的，在这里到处都会遇到诡异的现象，诡异的事情）。
就拿海边的事情来说，那天真的让我非常震撼。尤其是你们示威抗议的场面，大家叫喊着“回家”。然后那么多浅绿军人那么多汽车就象是从地下冒了出来，跟这里的温泉那样冒了出来。
尤其是你。那天，那个黑人大叔（波历说：科雷，一名了不起的科学家。娜拉说：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他站到礁石上，我至今眼前还经常出现他的形象。还有你波历的形象。
你那天和科雷大叔站在一起，而我觉得我是跟你们站在一起。我非常惊讶地看到你的手里多了一把匕首，我也看到了一个大胡子从你旁边走开（波历说：那是我们的区长兼所长阿尔贝特）。他从你旁边走开的时候，你的手里忽然就多了那把匕首。我没有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觉得这件事情也诡异得很。
（波历说：你先说说，你看到是我把匕首捅到科雷胸膛里去的吗？）
是的，我是这么看到的。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当时旁边有个人莫名其妙地告诉我，这个人是波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可是我就记住了。
我的记者直觉告诉我，那不是你的本意，你把刀拔出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后来我反复地想，我觉得倒象是科雷故意把自己送到你手里的刀口上的。应该有人在他的背后碰了他，把他送到你的刀口上。我甚至想得起来他身后那个人的脸。他的脸上有一道刀疤，在靠近耳朵的地方。
（刀疤？波历脱口提问。然后他说：你继续说）。
回到这里的一区，就是研究院总部那里，我们的相机都被收掉了。我是说，我跟我的一名男同事的相机。我写下了一篇实地报导，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我把我的报导发给当时负责我们几名记者的官员时，我问过他，这报导会发表在哪里。他说，这是领导决定的事情，这是内部性质的。
我对这篇报导作了一些加工，刺杀事件就是加工的时候加进去的。然后我发给了我当时的男朋友，他是我在电视台工作时的同事。
可是，接下来，我发现我这个邮件被退回了。也就是说，没有发出去。
再然后，我忽然就上不了网了。
那天晚上，有两个男人闯进我的房间，把我装在了一个大袋子里抬走了。
说到这里佐衣停了下来，摘下眼镜擦拭着。娜拉说：歇一会儿，喝点水。
然后，佐衣继续说了下去。
我被关在了一个小房间里，没有人跟我说话。这一关就是很多天，至少有十几天，也许更长，我都搞不清楚了。
有一天，有个男人走进关我的小房间，什么话也不说，就把我的衣服扒掉了。
佐衣再次停了下来。她抽泣了两声。可也就两声。然后她说：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也许是一个女人最不愿意说的事情，可是时间让我说出来了，你们的出现让我说出来了。
然后每天都有人走进我的房间。我后来干脆就没有衣服了。也就是说，他们就让我一直光着身子。好象在说，不用那么麻烦了。
我当然想过去死的，可是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死。在我想要去死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房间的墙壁竟然是有弹性的，好象是橡胶做的，或者人工橡胶。
然后我就被送到这里来了。
在这里，也没有说我应该做什么。我什么事情也不用做。
我也可以自由走动。我发现这里是一个走不出去的地方，就象是一个大铁桶的桶底。我也走到过那条有圆的亭子的小溪，我也走过去过，发现这里的一切都特别的安静，这里的人互相之间几乎不说话，除了在这个所谓的欢乐世界里。
有一段时间，我仍然想死。然后发现在这里想死好象很容易。我走进了一些山洞。我被那种银色的蜜蜂叮得全身浮肿。我痛苦得要命，却没有死掉。我也走进过一个有好多蛇的山洞，我一点都不害怕。我被几条蛇咬了。我爬出那个山洞后，就昏倒了。结果又没有死成。醒来后，我仍然想去找个地方去死。在这个大溶洞里，我走了很远，结果在饿得快死的时候，又听到了音乐声，这里的音乐声，圆舞曲，悠扬的圆舞曲。转了半天，半死不活的我，又转回不来了。我忽然不想死了。我不想死，不是因为音乐声，不是音乐声唤醒了我活下去的意识，而是我的肚子。我被两个姐妹扶起来，她们拿来东西给我吃。我吃得很饱，然后发现我的肚子里还是在叫，不是叫，而是有动静，有被踢的感觉。
我终于明白了。我这是怀孕了。
我怀孕后，待遇也不一样了，我被送进了一个正常的房间。从我的房间里，我可以看到这个山谷里或者说铁桶里的风光。
我不想死了，是因为肚子里的孩子，虽然我不知道那是谁的孽种。不怕你们笑话，那些爬到我身上来的男人，一张脸我都没有记住，我根本就不去看他们。
孩子生出来后，就被他们抱走了。我问他们孩子在哪里，谁也不回答我。那时我又想死了，可是我想，要死也要见到孩子再死。
过了几个月，应该有一年多了，忽然有人通知我可以去见孩子了。
你们知道的，一个人带我进了那个山洞，一路走到山上的草坪那里。我看到了很多孩子，看到了几个当妈妈的女人。
然后有个中年女人从草坪那里带了个孩子过来，那个中年女人叫那个孩子叫我妈妈。她告诉我，这是我的女儿，叫薇薇安。
我说：不可能，这不可能是我的女儿。
我是大声地绝望地喊叫着的。
你们懂的。当我看到这个被说成是我的女儿的孩子时，我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她半边长着正常的脸，另外半边只有脸，也就是说那半边长着的是没有眼睛、眉毛，什么都没有的脸。
那个中年女人没有理我，就走开了。那女孩叫了一声妈妈，一只眼睛呆呆地看着我。我的心一下子就融化了。我忽然相信她就是我的女儿了。妈妈和女儿之间大概真的有一种心灵感应，眼睛的一个对视，就5G、6G地连接上了，即使只有一只眼睛，一只眼睛对着一对眼睛。
后来，那个女人来接薇薇安的时候告诉我，我以后可以经常来看女儿，但是每周只能有一次，我自己要记住时间，每隔七天。
那天我彻底的晕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下的山，中间我还又一次走进了那个满是银色蜜蜂的山洞，然后晕乎乎地逃了出来。
说来，这是六年前的事情了。我的薇薇安已经七岁了。
薇薇安让我有了活下去的想法。另一个想法是，我一定要想办法把薇薇安带出去，给她找最好的整容医生。第三个想法是，我一定要把这一切写下来，发表出去，不管这件事情有多么困难。我要用我的生命来继续当记者，一个揭开这里的丑恶的记者。
可是，这里没有东西可以供我来写书写文章。连纸笔都没有。电脑就更不用说了。好几年后，我才终于拿到了纸笔。我终于可以写文章了。
我已经写了很多，可是我不知道是否将来会有机会把这些文字带出去，或者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