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将军在11月15日抵达了利伯维尔，来到此地的他发现，当地人对自由法国的到来说不上欢迎，但也没有多抗拒，总体而言是一个无所谓的态度。
不过德内尔告诉他，加蓬的政府腐败程度比乍得严重的不是一点半点，殖民地官员刮地皮的水平虽然比不上刚被柯尼希光复的达荷美、贝宁一带，但也算是耸人听闻了。
“要获得民众的支持不难，只要处置几个腐败分子，然后对贪污行为出重拳，民众的负担立刻就能降一大截。”
“那么谁是腐败分子呢？”
说来可笑，加蓬最大的贪污犯人尽皆知，正是前些日子自杀的前总督马松。
听上去似乎很矛盾不是？因造成了二十几名官兵的阵亡就愧疚到自杀的马松总督，甚至会为了一万法郎将一个小矿主逼到自杀！
其实这也没什么矛盾的，那个小矿主是黑人原住民，恐怕对马松来说，黑人不算人吧？这位总督可真是“爱憎分明”呢！
“好在马松留有遗书。”
德内尔向副官巴布鲁招了下手，后者立刻为戴高乐递上了从前总督自杀现场中发现的信纸。戴高乐接过扫了一眼：“他要把自己的财产全部捐献给自由法国？”
“大概有1000万法郎。”德内尔吐槽道，“超过乍得的岁入。”
“由此可以看出，法术赤道非洲确实是富裕。”戴高乐也加入了吐槽，“话说艾布厄估计，收付撒哈拉以南的所有殖民地后，再加上美洲殖民地，我们每年的总收入会有大概180亿法郎，可以达到战前法国总收入的4%。”
“……”
“由于武器可以接收英国的援助，我们的军费利用率会比第三共和国高不少，乐观的估计，我们可以用30亿法郎达到100亿法郎的效果。”
100亿法郎，也不过是第三共和国1939年军费支出的40%，但这只是和平时期军队的维持训练费。而算上新武器的设计、生产和列装，各类军需物资的消耗，以及军人的训练、津贴、治疗和抚恤……1940年法军前六个月的总支出就达到了39年的五倍有余！
自由法国的军费更应该对应的是1940年，也就是说，以撒哈拉以南非洲和美洲殖民地的财力，加上英国的援助，自由法国大概可以在1941年初达到第三共和国军事实力的4%。
“由于海军负担会轻一些，所以我们会有5个陆军师，其中一个还是轻机械化师，一支小规模的舰队，和大概两个联队的战斗机。”
虽然还是惨不忍睹，但至少比之前的3000“大军”要强不少。
“不过只要我们能配合英军打赢非洲的战争，就可以拿下北非。那里远比西非和中非富裕，而且还有近二十万军队。到那时，我们就会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了！”
但是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如今的自由法国还是别指望二十万大军这种事情了。
次日，戴高乐前往视察加蓬的第一大港梯也尔港，并在那里慰问了双方的伤员。
自由法国和维希法国的伤员都在一处疗伤，待遇也完全相同，因此在戴高乐到来之前，双方的伤员已经混熟络了，甚至还联合起来整治了一番“怠慢”他们的护士。
“护士不称职吗？”他们的话让戴高乐和德内尔警惕起来。
“这倒没有，其实护士们也是为我们好……”
伤员们接着有些不好意思地还原了事件的全貌。
非洲的蚊子是很致命的，任由他们叮咬的话，官兵有染上登革热或疟疾的危险。虽说这两种疾病如今也算不上什么不治之症，但医院还是不希望身体本就虚弱的伤员们染病，所以特别注重灭杀或驱赶蚊虫。
这一点属实，德内尔和戴高乐都闻到了空气中弥漫着的强烈的草药味。巴布鲁少尉告诉二人，这味道正是“防蚊树”的汁液所发出的。
“问题就出在防蚊上，蚊子不是夜间活动最频繁嘛……护士们就在熄灯睡觉前喷一圈驱蚊剂，然后关窗，防止蚊子进来。”
从医学角度上说，此举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护士们显然忽略了伤员并不能适应闷热的环境——关窗关门导致一点风都进不来，将伤员热得整晚睡不着。他们起初是打算好好跟护士们说明情况的，但护士总像老妈子一样，以“我这是为你们好”的态度拒绝开窗的要求。
于是某晚，热得忍无可忍的伤员们开始高声齐唱《马赛曲》，把所有在医院睡觉的护士和卫兵都吵了起来，《马赛曲》刚一结束，外籍军团的伤兵又开始带大家唱《血肠歌》，接着是塞内加尔狙击营和加蓬守备军的士兵领唱《猎兵颂》，还有军校生的《圣西尔进行曲》……直到护士气鼓鼓地同意晚上开门开窗，他们才停止夜半鬼嚎。
提起这件事，这些难以下床的重伤员都笑成了一团，完全看不出几天前他们还在互相射击，戴高乐一行人也被他们逗乐了。向来习惯于想尽办法改善士兵生活的德内尔则开始考虑，或许可以为医院订购一批制冰机？
除了两军士兵们毫无芥蒂之外，加蓬被俘的军官们对自由法国也并没有什么敌意，有些人甚至非常崇敬戴高乐将军和戴泽南上校。他们之所以没有立刻倒戈，仅仅是因为“军人的天职”使他们不得不服从德杜准将的命令，戴高乐只要一呼吁，立刻就有一半的军官加入到自由法国的队列中来。
剩下的一半人中有三分之一的军官出于家人在本土，怕加入自由法国后被维希定成叛国罪而后抄家的心理，才遗憾地拒绝了戴高乐的邀请。还有人怀疑，自由法国到底能在英国人面前保持多少独立性。
“戴泽南上校说，做德国人的鹰犬就是叛国，可做英国人的鹰犬不也一样吗？”
戴高乐当然向这些抱有疑虑的军官们解释，自由法国与英国的合作是完全平等的。虽然英国曾经占领了法属马达加斯加，但是在自由法国表示抗议之后，英方已经向抵抗委员会归还了马达加斯加的主权和管辖权。
“现在每一块被我们解放的属于法兰西的领土，都在自由法国抵抗委员会的管辖之下，财政、外交、军事、治安……等等这些，完全由法国人执行，英国人没有任何插嘴的余地。”
话虽如此，但是自由法国如今占领的地区基本都是些穷乡僻壤，又远离英国传统势力范围，英国人不插手说不定只是因为瞧不上这些鸟不拉屎的地方。一旦自由法国的力量拓展到了英国的势力范围附近，要是戴高乐还能顶住压力，那才能证明自由法国的独立性。
“既然这样，那我也不强求，你们就在加蓬暂住一段日子吧。我们不限制你们外出，也不禁止你们往国内写信，只是不允许你们进出军事设施，如果离开梯也尔港，要向加蓬总督迪奥上尉打报告。”
即使是坚决忠于维希的那两个人都不得不承认，戴高乐的安排对于俘虏而言的确是极其宽大的。
戴高乐要拜访的最后一个人，就是维希任命的赤道非洲总司令德杜准将。由于德内尔曾恐吓要“枪毙他”，因此他对前者十分不满，连带对戴高乐也不假辞色，并不同意加入自由法国军队。
不同意就算了，戴高乐也不是什么人都要。他对德杜准将并不陌生，在本土的时候，他就陪同第五军军长参观过德杜准将领导的师。说实话，这位德杜准将带兵能力属实一般，指挥也没什么出众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本事倒是一绝。
拍马屁能打飞机，打坦克吗？显然是不行的嘛。
两人离开梯也尔港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他们匆匆吃了些木薯，便乘车返回了利伯维尔。他们刚到总督府，便从电台里听到维希政府在怒斥“戴高乐叛匪”。
德库塞尔本想关掉电台，戴高乐和德内尔却都饶有兴致地想听听，戴高乐的副官只好随他们的便了。
这座设立在达喀尔的电台疯狂散播着谣言，说什么自由法国军队将利伯维尔夷为平地并大肆劫掠，大肆处决“忠于法兰西”的军官，甚至还枪毙了当地主教塔尔迪先生。
戴高乐听得津津有味，不时放声大笑，但德内尔却警惕起来。他提醒戴高乐：“为什么维希方面偏偏对塔尔迪主教称名道姓？我们的部队可确实在教堂里开了枪。”
“还有这种事？！”戴高乐的笑容一下子消失了。
“开枪是在马松总督的葬礼上用空包弹鸣枪致敬。”
“原来是这样。”戴高乐这才放松下来，“你的意思是说，利伯维尔城内还有维希方面的情报人员？”
“有可能只是巧合，但有必要查实。”德内尔果断地建议道，“要让迪奥留意反间谍的事情了。”
“没问题，我从伦敦带来了几个‘国防部二局’的小伙子，他们是铲除间谍的专业人士，明天我就让他们从杜阿拉到利伯维尔来。”
此时，维希的广播再次吸引了两人的注意力，广播中提到，先前达喀尔行动中降落到岸上的三个飞行员，以及戴高乐派去的两个代表，全部遭到了维希警察和宪兵的拘捕。维希方面污蔑这几个人为叛徒，并对他们极尽羞辱，这使得戴高乐不得不为他们的安全感到担忧。
戴高乐立刻通过重新被自由法国接上的电话线联系到了维希代表布伊松，要求用德杜准将和其他一些忠于维希的军官交换这些人。但是在第二天中午，达喀尔就公布了戴高乐的条件，而且对自由法国大肆谩骂，这就更让戴高乐等人起了疑心。
于是戴高乐最终选择了一个非常符合军人身份的解决方案，他不再与达喀尔进行会谈，而是通过广播和电报向全世界公布：
“如果维希法国关押的自由法国人生命遇到问题，那么自由法国有足够的俘虏抵偿。”
达喀尔的广播立刻就安静了。
“连音乐都不放了，这么安静还真让人不太适应。”
返回拉密堡的途中，巴布鲁反复调整收音机的频率，却怎么也收不到达喀尔的广播。目前非洲还收不到自由法国在伦敦的广播，所以反着听维希的广播已经成了军官们的一大消遣。
自由法国从来不禁止官兵们“收听敌台”，因为所有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发现维希的广播是多么的荒谬。
就比如达喀尔广播曾说，“戴高乐叛军将利伯维尔夷为平地并搜刮一空”。且不说这事假的令人发笑，难道广播员就意识不到句子的逻辑都是非常荒谬的吗？都“夷为平地”了，还怎么“搜刮一空”？
百无聊赖的巴布鲁开始哼唱从广播中听来的小曲：
“大元帅，我来了！”
这首新编出来的翼赞贝当元帅的小曲，因为其夸张的歌词和魔性的曲调，一时在自由法国军队中风靡起来。人人都在取笑这首歌，甚至为它填了新词，现在巴布鲁唱的就是填了新词的版本。
“大元帅，我来了！
是您在做我们标靶。
我们要，打回家！
大元帅，大元帅，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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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并不能确定《大元帅，我们在这！》（意译为《大元帅，我来了！》）在1940年底就创作出来了，因为我能找到的最早的唱片音频是1941年的，而法国军事音乐官网也没有收录这首歌的资料（谁特么会收录这个……）
本文就假设此时已经有了这首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