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x年，我二（戴望舒）
好吧，谢谢大哥，我继续讲我的故事。
被卞之琳认为我最好的几首诗，《狱中题壁》、《等待》和《我用残损的手掌》，都是在日本人占领香港期间写的，但那时只能悄悄地写，不能发表。在我的冤情得以洗雪之后，这三首诗都发表了。不但让不少人的对我的诗路刮目相看，也再次证明我不可能是投敌的汉奸。有评论家说，《等待》里描写的监狱里的酷刑，非亲身经历者根本写不出来。
这些诗里，获得好评最多的是《我用残损的手掌》，全诗如下：
我用残损的手掌\/摸索这广大的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粘了阴暗，\/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在那黑暗的年代，这首诗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好评如潮，几乎赶上了当年《雨巷》发表时的风光。有些人对诗里那“辽远的一角”展开了争论，有的说是重庆，有的说是延安。我对这些争论只是私下里哈哈一笑。跟许多诗人一样，我觉得诗是不宜解释的。
这首诗甚至造成了国际影响。法国汉学家苏珊娜·贝尔纳几乎把这首诗抬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她说：“《我用残损的手掌》无疑是中国诗人戴望舒的顶级作品，也是他代表的中国新诗的顶级作品。在这篇作品中，诗人竭力把前期经验——形象的感染力（对每个地区的描写，都力求概略而精确）、强烈的感受（芬芳、微凉、彻骨的寒冷、从指间滑出的水等）——与新的内容和新的感情结合起来。”
一天，我从一家书店出来，手里捧着的新买的书差点滑落地上。一位女郎在我眼前飘过。绛年！我心里喊着。我嘴里没有出声。她不是一个人飘过的，而是被一个老头搂着。我的腿带着我跟在了他们后面。他们俩侧过头来的时候，一个向右侧一个向左侧，我转过去看着橱窗，感觉自己象是在做贼。我在橱窗里看见，绛年竟然在跟这个老头接吻，光天化日下，在香港街头。可是这个老头好象并不老，甚至就长着一张年轻男子的面孔，只是头发花白了，差不多全白了。他们俩的眼光根本没有向我这里转过来。做完嘴的功课，这两个人又转了过去，吸着我的腿继续地跟进。
他们走进了一个花园，我也跟了过去。我又怔住了，他们走进的居然就是我的林泉居，我和丽娟、朵朵的幸福花园。我呆呆地继续走着，却没想到人家可以随时地再次地转过身来。然后我听到了个清脆的声音，直接在我的脸前鸣响：戴大哥！我才发现我不自觉地继续地跟进，跟得太近了，一直跟到了他们的脑袋后面，而他们的脑袋恰在此时转了过来。
绛年还是这样的年轻，几乎跟那时候，在松江的时候，一样的年轻，在大仓桥上，在河里的船上。
而这个男子是我没有见过的。花白的头发裹着的是一张典型广东脸，跟上海人或者江浙人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这么脸对脸地站在那里。绛年说：是你啊，戴大哥！我说：是我。绛年说：你怎么啦戴大哥？我是绛月啊。
她是绛月？我说：你是绛月？她说：是的呀，我是绛月，我哥哥是施蛰存，姐姐是施绛年。
原来她是绛年的妹妹。当年，当她的姐姐甩掉我的时候，她姐姐的父母说过的那个可以顶替着嫁给我的绛月。我好象有些觉悟了。觉悟让我说出一句世界上也许最莫名其妙的话：你今年多大？
我这话也不算太莫名其妙。如果她是绛月，那么她很不象当年的绛月，却象极了当年的绛年。我再一想，也许是真的，这么多年没见面了，绛年不该还这么年轻，而绛月那时，我最后一次见到的时候，好象只有十四岁。她那时还在往成熟里成长，也许真的后来就越长越象她的姐姐了。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幽幽地说：戴大哥，姐姐去世了。
那天我很晚才回到我的住处。有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走到哪里了，整个就是一种梦游的状态，或者喝醉了酒的状态。一直到进了家门，没有回答静的问题（你这是怎么了？），走进卧室，关上了门，绛月的那些话，包括“姐姐去世了”，才在我眼前和脑袋周围炸了开来。我的感觉就象是看着日本投降后，重新回来的港英当局在维多利亚湾放的焰火，不，不是看着，而是我就被那焰火炸着，我就在那里面挨炸，脑袋被炸晕了，炸得没有知觉，眼前是五颜六色，绿的横飞出去，红的斜落下来。在远处看着可能是很美的，远处一定有很多人在欢呼雀跃，叫喊着太好了太美了该炸炸得痛快。可是我在那里面，直接被炸着。
我断断续续地想起绛月的话，比如，绛年，她姐姐，是得肺结核死的，比如，是她哥哥施蛰存在这里找到巴尔伏爵士，爵士代管着这房子，爵士把这房子，就是我和丽娟和朵朵住过并度过过幸福日子的房子，我们住的那一边，租给了他们兄妹三人的，再比如，她回答了我的问题，我莫名其妙的问题，她说，她哥哥早就回上海去了。我说莫名其妙，是因为我明明知道蛰存回上海去了，还是我送他到码头，看着他上船的，我却还问。她好象还邀请我进屋去，我也莫名其妙地跟了进去，我看见了绛年的照片，绛月说那放在供桌上的镜框里的照片才是绛年。我好象也相信了。我还想起了当年蛰存安抚我时说过的话，是的，他说过，绛年也到了香港了。这话我一直没有忘记，我居然记得，尽管这几年来我从来没有想起来过，可是现在忽然就从我的脑子里冒出来了，好象这话一直被压在我脑子里的一堆书底下，这堆书现在被搬开了，它，这话，就冒了出来。
其实，所有这些，是我醒来时陆陆续续地想起来的，好象是我不断地捡着的碎片，终于捡起来了，有一部分也拼凑成功了。
我醒在我自己的床上，我的被子上是湿的。我是倒在了自己的床上，是晕过去了还是睡着了，我也不知道了，我没有找到我的枕头，显然就是合扑在了被子上了，我相信被子的湿是我的眼睛造成的，我的眼泪。因为我的眼角还有眼泪在往外流，但流速很慢，好象已经流不动了，没有太多的存货了。
绛年走了，是绛月告诉我的。现在我相信了，我用我被五彩的焰火炸裂的脑袋相信了。那在雨巷里幽然地却又快乐地飘着的油纸伞飘走了。曾经是快乐的。这是必须补充的。我用我被炸裂而又慢慢地捡回来的脑袋的碎片写下了一首《残叶之歌》。歌里有这样的句子：
男子\/那么，你是叶儿，我是微风，\/我曾爱你在枝上，也爱你在街中。\/女子\/来啊，你把你微风吹起，\/我将我残叶的生命还你。
绛年。比我小了五岁，却先我五年而去。本来我才是残叶的生命。可没有等到你的微风。
我又回上海了，这回是带着我的三房杨静和我跟杨静的结晶，我的二女儿二朵和三女儿三朵。在我的意识里，静就是我的三房，第三房妻子，我觉得我私下里这么说应该是可以的。其实我真心地爱我的新的小妻子。她跟我结婚时刚满十七。
结婚后，我特意写了一首诗送给静，就叫《赠内》：
空白的诗贴，\/幸福的年岁；\/因为我苦涩的诗节，\/只为灾难树里程碑。\/\/即使清丽的词华，\/也会消失它的光鲜，\/恰如你鬓边憔悴的花\/映着明媚的朱颜。\/\/不如寂寂地过一世，\/受着你光彩的熏沐，\/一旦为后人说起时，\/但叫人说往昔某人最幸福。
也许是我用错了词，我诗里说“往昔某人最幸福”，“往昔”二字显然用错了，结果，那第三度的幸福岁月也在不久后成了“往昔”的事情。
我回上海是应新陆师范专科学校和暨南大学之聘任这两个学校的教授去的。解释一下，暨南大学最早建在广东，后来搬到了上海，再搬到福建。日本投降后，暨南大学从福建迁回了上海。我的译作《恶之花掇英》由上海怀正文化社出版，我最后一本诗集《灾难的岁月》由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一切似乎都重新走上了正轨，幸福的轨道，正的。
那是工作上，生活来源的事。在生活的另一个方面，我从丽娟那里把大女儿朵朵或者叫大朵也接过来了。丽娟已经再婚，她的丈夫叫周黎庵，是《宇宙风》杂志的主编。我跟丽娟建立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不是恢复夫妻关系那种，有点介于夫妻和朋友之间。我们又有说有笑的了，她当然要经常来看朵朵，我们甚至重新有了三人行，有时甚至是六人行，也就是说，或跟丽娟和朵朵，或再加上静和二朵三朵，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去咖啡馆坐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