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宋骁飞和袁克仁谈完话，时间尚早，最近社会舆论对鲁迅的鞭挞很厉害，他打电话给总统府卫队队长吴佩孚，让他派了八个心腹，一起便装去西三条21号拜访鲁迅。
鲁迅毕业后在北京，实际上过的也是“北漂”生活，刚开始在中华帝国政府教育部任职，只是一个小职员，薪水不高。刚开始鲁迅买不起房，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西的绍兴会馆里。会馆因失修多年，桌椅陈旧，蚊虫遍布，人员杂乱。鲁迅住的房子，是绍兴会馆内的藤花馆西房，为避免喧闹，他后来移入补树书屋。这小屋失修多年，床板上满是臭虫，咬得鲁迅夜夜不能好眠，没办法，便只好在书桌上睡觉。他对这样的住处十分不满意，经常写日记说自己因环境嘈杂，“辗转不得眠，眠亦屡醒”。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一个人住了三年。期间也兼职给各大报官写文章赚取稿费，补贴家用。
直到当了教育部副部长，鲁迅才搬出绍兴会馆，在新街口附近的八道湾11号院购置新宅，将绍兴老家的母亲及三弟周建人眷属接到了此处，总算在此处一家团圆。到1910年，他的二弟周作人也从日本留学归国，还带回了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和他们同住。
后来，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因家庭经济纠纷和私人原因失和，便搬出了八道湾，周母也迁出八道湾与其同住，鲁迅便购置了在北京的第二套住宅——西三条21号。这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南房三间是会客室兼藏书室；院内东西各一间杂房；北屋三间，中堂是餐厅，北面接出去一小间平顶屋子，是鲁迅的卧室兼书房。在后园。便可以看见墙外那两株著名的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鲁迅对宋骁飞的突然造访。很是惶恐，行礼过后。拿出一叠手稿，解释说：“大总统，我的文章，发给《申报》时有五千余字，结果刊登出来，被编辑删改到两千余字，惹出风波，实在惭愧。”
宋骁飞笑着说：“现在并非工作时间。我来拜访，主要是看看你的近况，并非来追究你的责任。听说今天你都没有去教育部上班。”
鲁迅说：“今天心情烦闷，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去琉璃厂逛了逛，淘了几本古籍。”
“听戏、吃小馆、逛琉璃厂”，是当时文人的三大爱好。琉璃厂作为北京文化一条街，至今已经有几百年历史。这里原本是元明清三代烧制琉璃瓦的窑厂，到了清朝，便成了古籍、古玩店铺的集中地。各地进京考试的学子也多住在附近，于是举凡与文人墨客有关的南纸、笔墨、雕板、镌碑各行业，也蜂拥而至。遂使这条街成为文化荟萃之地，并且久盛不衰。鲁迅经常去琉璃厂采买图书、碑帖。
那天逛完琉璃厂，鲁迅还去附近杨梅竹斜街上的东升平浴池洗澡理发，沿着铁树斜街行至大栅栏西街，寻觅美食。
宋骁飞看了鲁迅一眼，他的头发也变成了“短寸”，胡子刮得干净，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许多，笑道：“你这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勇气。十分难得。我看了你今天在《强国报》一篇文章《功利的道德》，中国社会的病根不是道德滑坡。而在于制度缺失，我比较认同。明天复兴党中央委员开会。我准备邀请你特别列席。”
鲁迅说：“这篇文章的观点，比如道德和功利的关系，倒不是我的首创。一般人总认为，道德就是不讲功利。实际上这就错了，功利恰恰是讨论道德的基础。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有基于神学的，也有基于人天性的、遗传的，在逻辑上能成为一个系统。英国的大哲学家边沁十八世纪就说，道德实际上是大家的利益。简单地说，世上的事情分为利人利己、损人利己、损己利人、损人损己四种，最好的一种情况，从全社会来讲是利人利己。虽然从道德来讲损己利人是最好，但这也是最不现实的。这一点我深有领会。最近我和二弟之间闹矛盾，这让我彻底明白过来。道德问题，是每个社会的困扰。但所谓社会道德问题，都是伪问题，主要还是私利问题，是资源分配问题。比如现在我看北京挤公交车时，全拼了性命，经常挤得妇孺嚎淘大哭。这根本就不是个道德问题！而是公交车的班次太少！人多车少，哪怕有一千个理由渴望道德，但还有一万个理由不能误了自己的生存大计。所以这公交车，是非挤不可。虽然我们倡导道德，然而道德实在算不上什么高大上之物。道德不过是自利的产物，在根本上，道德源于对于私利的追求。因为追求私利，工厂和个人才要讲道德、讲信誉。而如果没有私利，那么我们又怎么知道什么是道德呢？我们兄弟尚且都有各自的私利，何况社会。”
宋骁飞点点头，说：“确实是这样，我此前就多次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民众不讲卫生是因为公用垃圾桶不够，随地大小便是因为公厕不足，官员贪污*是因为权力约束机制不够，一个社会如果从道德上做文章，就永远难以进步。可惜，几千年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还是原地踏步，经济学的水平，老是停留在黑板报的水平。”
鲁迅说：“现在年轻人走上街头，也没有哪一个人说过要像布尔什维克说的人人均等。他们要的并不是平均而是公平！公平，并不是说要拿的和每个人一样，而是付出了，就应该拿到与自己付出差不多的所得。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样。因为物质财富配置出了问题，比如同样是养老，多交钱的人享受不到，不交钱的公务员反而多吃多占。年轻人到处想找工作，很多专家却要求老头老太太推迟退休，继续占坑。国企享受着各种税收优惠，卖油的年年亏，铁路也亏，甚至公路收费的也出现亏损的怪事。当经济资源配置出现凹陷，人们的道德水平就自然下降。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跟国民素质关系非浅，更与经济资源配置的公平度息息相关。一睁眼柴米油盐酱醋茶，经济才是人类的天然属性。道德不是决定人的行为的关键，相反，道德本身倒是需要给出解释的。利己和利他行为都不过是特定制度约束下个人追求私利的产物。制度、也只有制度，才是决定人的行为。这样看问题，就把重心置于制度建设上了，也才抓住了问题的根本。”
宋骁飞说：“是的，明天的中央委员会议，我会强调用制度建设来代替道德宣教。制度好了，使坏人改变恶行；制度不好，使好人做坏事。当前法律条款缺漏、监管力度不足、行政执法不严，这些问题都将在法治中国建设中解决。”
鲁迅点点头，说：“道德建设如中药温补，制度完善才是救命之药！在岌岌可危的社会呼吁道德，如同为一命在旦夕的病人慢慢调养，身体经得起等待吗？制度才是救命之根，我们需要法治的手术刀切除社会毒瘤。不过话说回来，说到中国人的道德，恐怕大家都不免要摇一摇头，发出一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许多人，包括以前的我，都有这么一种想法：几十年前的中国，还是一个民风淳朴的道德之邦，但工商立国之后，国家逐步转型为市场经济，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为富不仁者不断涌现，一次又一次地挑战道德的底线。使得市场经济和道德看似水火不容。”
宋骁飞说：“市场经济并不是吞噬道德的恶魔。新时期的道德和传统道德存在着一些冲突。传统道德认为人应当克制自己的私欲，从‘存天理，灭人欲’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表达的都是这种观点。这种观点看起来理所当然，实际上却会事与愿违。人性是难以改造的，压制人性是中国几千来走错的老路。我们必须承认人的自利性，市场利用每个人的自利性，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引导着人们辛勤工作，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传统道德对金钱、商人、富人也存在认识的不足。在市场经济的新时代，我们的道德观也应当与时俱进，适时地扬弃一些不适应时代的旧道德，这样中国人的道德，才能有个光明的前景。现在的年轻人，经济学常识也很差，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希望你这个青年的导师，以后的文章，多点理性的经济分析。”
鲁迅说：“好的，大总统。不过，明天的中央委员全会，主题除了法治的市场经济，我还有一个建议，那就是要保障个人的人权。从前的封建皇帝，看到哪个女孩子漂亮，就可以把她弄到皇宫去，他有特权，女孩子就没有人权。中国以前几千年，甚至一直到二十年以前，都没有改变，多数人没有人权。直到中华帝国出现了自由民主的思想，人民慢慢的才有了人权的观念，历史就起了变化。人权兴起，每个人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才快速发展。这个社会最大的改变，是人和人关系的变化。每个人的人权都不受侵犯，每个人的行动，才是利人利己的活动。”
宋骁飞说：“个人的产权和人权，是法治社会的核心和基础。个人产权解决人们的生存问题，个人人权则让人活得有尊严，缺一不可。我们会重点讨论的。”
鲁迅听了宋骁飞的话，很高兴，连声说：“这就好，这样就好。”(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