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庞煌用另一个时空的常识xing眼光去看朱元璋对老百姓们ri常生活的细节xing干涉，不可能得出什么正面的结论。很显然，若严格执行朱元璋的“知丁法”，只可能得到一个互相监视、遍地特务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还极其缺乏活力，因为百姓们都被牢牢地捆绑在了各自的职业当中。
儒家政治理念的一贯原则，就是以损害社会活力为代价来换取社会的安定—对于治理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来说，这几乎是唯一的办法。
朱元璋必然不会忘记，游手好闲的流民们是如何摧枯拉朽般推翻庞大无匹的蒙元王朝的。他更不会忘记，元末的那些流民，有很大一部分正是这些不在四业之内的“逸夫”、“游食者”。《大诰续编》里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嘉兴府的“逸民”徐戬等七人伪造印匣，裹在包袱里。瞅准朝廷的粮船即将起锚，就背着这个假印匣沿河而行，装成催粮的官吏，一路督责运粮船只。行至江苏县杨子桥，几个人在路边的民舍前停下来，架设起笔墨纸砚，开始点视盘诘各路粮船，故意刁难找茬，索取钱钞。可惜不幸被抓了起来。
朱元璋最后感慨道：“如今民间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是。如果不实行‘知丁法’，游民遍地，良民何处容身？朕又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所以‘知丁法’这个事情，良民们一定要协助我完成，如此天下即ri升平！”
“发动群众反贪”与让群众互相监视的“知丁法”。看似两条完全对立的政策，其本质却是一样的。前者依赖群众。目的是清除官僚—胥吏集团内的污吏；后者让群众互相监视，目的则在于清除群众当中的游民。在朱元璋看来。胥吏蛀坏了官僚集团，而游民则破坏着底层社会的和谐。
朱元璋曾如此描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帝国：“我极力想恢复古圣王的制度，使民复古，ri出而作，ri入而息，鼓腹而歌曰：无官通之忧，无盗厄之苦，是以作息自然，朕尝慕此。”而这些污吏和游民。正是阻碍这一理想国实现的大障碍。而且是二位一体的。
在《大诰续编》里，他不止一次严格申明，不许各地衙门招收市井之人充当吏卒，原因是这些市井百姓没有田产，不知道耕作的艰辛。其中的良善之辈还能开个铺面，做点正经生意。更多的是些游手好闲之徒，心思险恶，多怀jiān诈，整ri里忙着勾结官府。克剥百姓。朱元璋说，这些人毒如蝮蛇，“设若官府差为吏卒，其害民之心那有厌足！”《大诰》颁布之后。各衙门胆敢再用市井之人做胥吏，治以死罪！所以说，在朱元璋看来。让百姓们捉拿污吏和让百姓们捉拿游民，是同一件事情。
不过事情似乎并没有朝着朱元璋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惩治游民的效果似乎不佳。
洪武十九年。以一个叫罗辅的人为首的福建沙田县十三个不愿务农的百姓，想合作干点营生。于是聚在一起商量说：“如今朝廷的法律好生厉害，我等不务农恐怕会获罪，不如大家一起切掉几根手指，如此变成残废，不务农也就没罪了。”大家齐声说好。结果被人告发到京城，朱元璋下令将这些“jiān民”押回原籍枭首示众，将各家的成年男丁诛杀，妇女、小孩一律流放。末了，皇帝痛心疾首地说道：“你们不遵教化，自残父母赐给的身体，是不孝；诽谤朝廷法度严苛，是不忠。将你们这些不忠不孝之人诛杀，朕也实在是迫不得已！”
发动群众抓污吏，后来扩大化，变成了发动群众抓害民豪强。因为朱元璋后来发现，各衙门所用胥吏都是当地人，这些人在当地又多半都属于豪强阶层。
抓害民豪强倒是掀起了很大的**，不过却有点不尴不尬。在《大诰三编》里，朱元璋讲述了几个啼笑皆非的案例。
安吉县佃户金方租种了本县地主潘俊二的一亩二分地，连续两年没有交田租。潘俊二到金方家里去索讨，结果，金方“响应”朱元璋的号召，把潘俊二当作祸害百姓的豪强绑了起来，还勒索他黄牛一头、肥猪一口。在逼着潘俊二写完已经收取田租、不曾被勒索等三张文书之后，金方大摇大摆将其绑到了京城。
金方的例子不是个案。乌程县百姓余仁三，是本县富户游茂玉家的佃户。水灾期间，游茂玉同情余仁三生活困顿，借给他许多米粮。事后，余仁三非但不想着还粮，反而勾结刁民一百余人，跑到游茂玉家里打、砸、抢。在搜出所有的借米凭据之后，余仁三等人将游茂玉当作“害民豪强”捆绑起来押送到了京城。
但金方和余仁三的运气不太好，他们的伎俩被朱元璋识破了，最后落了个枭首示众、全家流放的下场。
为了防止胥吏和官员祸害百姓，朱元璋还规定胥吏们不许下乡。遇到有什么公务要差遣百姓，只允许拿差牌到百姓家里去传唤；如果传唤了三次，百姓还不来，才准许派皂隶去捉拿。若胥吏们为了敲诈百姓，故意下乡扰民，当地百姓也可以将他们抓起来绑送京城！
然而，这一政策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余永延们的故事让朱元璋头疼不已。他说：“顽民余永延等人故意抗拒，不服从差牌召唤，当地三次发牌不到的人家，居然多达二百五十一户，类似的事情，户部和刑部已经向我反映过许多次了。还有那个刁民刘以能，不但三次发牌不到，居然还鼓动群众，将送差牌下乡的公务员绑起来，当作‘害民豪强’押解到京城。”
朱元璋陷入了困惑之中。他信任群众，发动他们去抓污吏和游民，结果他们自己反倒去敲诈邻居、胥吏。成了刁民。
也许沈显二的案例能够解释朱元璋的困惑。
嘉定县百姓沈显二和邻居周官二一起，把祸害本地百姓的里长顾匡捆绑起来。准备送往京城。走到苏州阊门时，当地德高望重的老人曹贵五出来给他们讲和。沈显二收下十五贯银钞，一匹绸缎和一些银钗、银镯后，当场把顾匡给放了。
顾匡回家之后，思前想后，胆战心惊，觉得在一个彼此监视、满地密探的社会，事情终究还是会败露。最后，他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去京城自首。觉得这样也许可以逃过一死。曹贵五得到这个消息，心中思量：“我是劝和人，必然也会有连累。”于是决定与顾匡一同去自首。周官二随后得到消息，也表示愿意同行。
四人当中，沈显二最后得知消息。听说三人已经出发，沈显二星夜追赶，终于在淳化镇赶上。沈显二提出也一同去自首，顾、周、曹三人却设计将他绑了起来。原来这三人凑在一起，决定把沈显二当作“害民豪强”押往京城。
四个人进了京城。在押解“害民豪强”的报告刚刚递送上去的节骨眼儿上，沈显二却跑掉了。主管上访事务的通政司让他们把“害民豪强”押到衙门里去受审，周、曹二人私下计议，无奈之余。只得又将真正的“害民豪强”，即里长顾匡绑了起来。通政司接到的上访报告里，顾匡是良民。现在却跪在堂下，成了“害民豪强”。所以官员们审问周、曹二人：“顾匡是和你们一起抓沈显二的人，你们怎么又把他抓起来了？”周官二只好如实将事情的原委说出。
最后。盛怒的朱元璋说：“这几个人说话，一会儿一套，实在是太jiān诈了，谁也捉摸不透他们心里的诡计，全部枭首示众！”人是杀了，可问题并没有解决。沈显二们集体落到这个下场，像一场荒诞剧。
一个正常的社会，自然应该是一个彼此制约的社会—百姓可以制约官员，官员们之间也互相制约，士、农、工、商各阶层也彼此制约……绝对的权力背后理所当然是绝对的**，任何廉洁的社会，都是权力充分制约的社会。
朱元璋赋予百姓们莫大的权力去惩治污吏和游民，貌似是给予了百姓们制约的权力。其实却不然。他给予百姓们的，并不是平和的制约权，而是一种暴戾的合法伤害权。以前的官吏们肆无忌惮地搜刮百姓，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仲裁者皇帝坐在深宫之中，不可能把他的触角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所以他的权力具有“合法伤害”的xing质；如今，胥吏们被朱元璋彻底打倒在地，百姓们拥有了捉拿他们治罪的权力，最终的仲裁者皇帝，仍然坐在深宫之中，无法把他的触角伸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同样的，百姓们手中的权力也具有了“合法伤害”的xing质！
也就是说，帝国权力结构仍然没有改变—以前是皇帝制约胥吏，胥吏制约民众；如今是皇帝制约百姓，百姓制约胥吏。不过是将以前掌握在胥吏们手里的权力移交到百姓们手里而已。
一个所有人都具有执法权的社会，恰恰是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法律保障的社会。沈显二们的荒诞剧的根源，正在于所有人都对他人拥有执法权和“合法伤害权”。
朱元璋曾经下诏要求全国所有的老百姓都必须做到家家有一套《大诰》系列丛书。还规定：有这套书的百姓，犯了罪可以减轻处罚；没有则加重处罚；拒不收藏者，则流放边疆。当时的学校里，《大诰》也是必修科目。朱元璋还亲自主办过多场《大诰》学习报告会，来京城讲述《大诰》学习心得的师生前后达十九万余人之多。
然而，这套当年风靡全国的丛书，在朱元璋死后就迅速消失在历史舞台上，而朱元璋那乌托邦式的“群众运动”，因为与《大诰》一样不合时宜，也迅速被其后代抛弃。
朱元璋耿耿于怀的重胥吏而轻官员的问题，其实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这次轰轰烈烈的运动，让在参加徐达葬礼之余的庞煌看到之后。有一种在另一个时空中似曾听说过的感觉。
当然，他绝对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现在发生的一切，为什么和他在另一个时空中所听到的传闻。还有所看到的资料如此相识呢？
是什么迫使了朱元璋这样去做，朱元璋是以一个什么心理，怎么可能想起这么去做，这么做，到底针对的谁，难道真的只是所谓蒙元残留的胥吏集团吗？
突然之间，庞煌好像有种荒唐的感觉，仔细调查下去，结合刘基在江南的一些民间体验。他似乎猜测出来什么，但是绝对不敢乱说出来，因为这个猜测结果，是没有人敢说出来的。
也许皇帝只是代表着一种权威，也许真正左右着时局发展的，还另有其人，或者另外有一个利益集团。
朱元璋是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是为明太祖，也是继汉高祖刘邦以来第二位平民出身并且革命成功的帝王。朱元璋自幼穷苦。曾为地主放牛，一度入皇觉寺当和尚。二十五岁时参加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反抗蒙元暴政，郭死后统率郭部，任小明王韩林儿的左副元帅。接着以战功连续升迁。龙凤七年受封吴国公，十年自称吴王。至正二十八年，在基本击破各路农民起义军和扫平元的残余势力后。于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
虽然是历史上还有一个平民皇帝刘邦，但是仔细的算来。朱元璋却是华夏历史中最白丁的一个皇帝，真正的白手起家，就连刘邦也有着樊哙等狐朋狗友在一起厮混了多少年，总结朱元璋的发家史，在当兵之前，朱元璋几乎没有任何的根基可言。
所以就算是当了皇帝之后，也没有任何有经验可追寻，好不容易积攒出的那一点点经验，也不过是行军打仗的经验，所以在大明建国之初，朱元璋所用的一切制度，都是从蒙元哪里学来的，几乎没有什么改变。
经过一阵时间的熏染，做皇帝久了，就有了自己的想法，所以就开始了自己的制度建设，比如废除中书省，比如建立通政司，比如废除丞相的位置。
朱元璋肆无忌惮的动手改造着属于自己王朝的同时，却也在不经意之间，得罪了一些不显眼的人，这些人看上去毫不显眼，但是却是一个社会中扮演着基石角sè的人。
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地主，大明沿袭封建制度的jing髓，那就是继续是以农为本，是个以粮食为根本的社会构成。
大明最主要的职业是当农民，而田地呢，也被分成两个部分。一种是国有土地，产权归国家，叫做“官田”。二种是私有土地，产权归地主，叫做“民田”。
那么，这些属于“官田”的从哪里来的呢？首先从宋、元等历代zhèngfu手中继承下来的有很大一部分。还有就是退还的、没收的、指定的官田。
还有皇上本人、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等人员或者机构，对国家有功啊，你不能让他们饿死啊，得给一份收入，这样就由国家拨出那么一部分土地，建立其庄田。使之不用劳动也能混碗饭吃！这些地不给产权，但是有使用权。就是说从土地收益中分一部分利润给他的！
与此同理，为给县学、府学等地方教育机构弄上一点收入来源的田，就叫学田。为文武百官增加收入，相当于又支付了一部分俸禄的，叫做职田。
为防止边境大臣因开销捉襟见肘而伸出黑手贪污的，叫做边臣养廉田。再就是屯田，包括军、民、商屯田，属于成建制地去种地，都叫做“官田”，产权都是国家的，不允许买卖，只能租种！剩下的，才是民田，有私有产权，可ziyou买卖。田主可以自己耕种，也可以招佃户来种！
那么那些官田谁来种呢？绝大多数获得官田管理使用权的大老爷们是不会来种地的，他也种不过来呀。所以，主要还是要由老百姓来租种！这就是佃户！自己家没地，或者地太少，劳动力闲置，就愿意租地来种！老婆孩子一大堆，总要吃饭啊！大老爷们就成了二地主，从中间抽份子！
官田在哪里最集中？苏州、松州、嘉定、湖州！
为什么？首先，因为这里是南宋王朝的老窝，本身遗留下不少官田，通过蒙元这个“二传手”，抛给了明朝zhèngfu！这占了主要部分！还有，这里还是跟着张士诚与老朱争天下的敌对地区，那些曾支持过张士诚的豪族及富民失败以后，死的死，逃的逃，没收的没收，也增加了官田的数量，但是仅增加了一小部分！因为这两者的地重合的居多。
对于国家来说，作为国有资产的“官田”和作为私有资产的“民田”相比，从理论上讲，除了按照统一的标准一视同仁地对官田、民田征收税粮以外，官田还有理由分得部分土地经营利润作为租金，这是毫无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