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姓窃明正文卷第394章青苗法本身没错，错的是在宋朝这种懦弱的朝代使用好在朱树人也是个从谏如流的脾气，加上新法如今本就是试点，连税都还没开始收呢。
意识到问题后，他斟酌再三，随和地自言自语：
“对于部分偏僻崎岖之地，耕地不易集中的问题，可以让户部今年试点之后再议。将来可以把天下府县，分为平县、山县。山县也要按乡为单位区分地貌，凡是山区为主的县乡，可以酌情把‘应计税田亩面积下限’，再折减一些。
比如比平原县乡再减半，以水田五亩，或旱田十亩为每户计税下限。而实际核定平、山时，不仅要考虑当地地形、土地的分散程度，还要考虑到当地工坊、工场是否够多，民间工商投资是否兴盛，能容纳剩余劳力。
孤让平原田地适度兼并、确保耕者尽其力，也是考虑到平原田地集中耕作比分散耕作效率更高。但山区碎地本来就无法集中耕种，人不能尽其力，也就只能先耗着了。”
朱树人此前的另一层考量，还涉及到他受后世影响的农业管理思维。后世平原地区可以机械化，大规模生产，所以朱树人非常希望平原地带田地适度集中一点，至少能确保户户牛耕，也便于未来有其他先进的生产工具，哪怕依然是人力畜力的，但至少可以快速推广起来。
新式农机具是否被百姓快速接受，跟每户人家的田地面积是息息相关的，如果田太少，用旧工具稍微累一点精耕细作也能干完，以大明的文盲率，很多人就懒得折腾了。
只有原本的劳动强度已经饱和，人才愿意动脑子去省力，学习新农具的使用。
说到底，朱树人的一切布局，都是要服务于技术进步的落地推广的，逼着不愿意尝试新工具的人去尝试。不管这种尚未出现的新工具究竟是什么，反正先把愿意尝试的氛围营造起来。
姚启圣见朱树人居然如此从谏如流，一点都没有因为他只是一个举人小吏而讳莫如深，也是颇感知遇之恩。他便连忙补充拍马屁：
“殿下既有如此惠民之心，更该把上述考量，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渠道，有选择地泄露出去，以收士绅人心——
殿下请想，把田地面积极少、却依然被束缚在土地上的贫农变成工人，最终是谁受益？是那些经营工坊、工场的富商士绅。
因为工人一多，他们就可以得到工钱更便宜的劳力。既如此，朝廷此前何必遮遮掩掩，惠及士绅而不留名呢？
若是宣扬得法，则天下经营工商的士绅必然拥护此法，哪怕他们在殿下的新法之下，需要缴纳代役银，他们权衡之后，也依然会发现利大于弊，就会选择闷声发大财。
到时候，士绅也就会分为两派，大地主士绅会心存怨念，而工商业主士绅会心存感激。朝廷驱工坊主以制地主，反抗力量必然极度削弱。
而要削弱那些明明家中几乎无地、但又不愿放弃农籍、不愿迁徙下山的百姓，朝廷的手法也该更加温和。
学生曾想到一策，可以借鉴前宋时王荆公的青苗法，给予‘处在计税田亩面积下限以下’的百姓，以一定的生产借贷，或助力其贷款买下邻舍的田地，或可给以本钱另择营生。若是他们果然能因此扩大田亩，安居乐业，或是自谋了其他出路那是最好……”
姚启圣说到这儿，朱树人却粗暴出言打断：“那若是有刁民借了钱不好好生产，只是挥霍呢？孤记得前宋时，苏东坡都曾记载，每到青苗法放贷，或是富户被强行摊派借债、最后多还利息，遭受盘剥。
或是赤贫的青皮无赖借青苗钱，借到之后不事生产，全部去勾栏酒肆挥霍一空，到还债之日，只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些前人教训，莫非你没看过？”
姚启圣却不担心，听了朱树人的问题，他反而有些得意，强行压抑住情绪后，才谨慎回答：“前宋官府无能，岂可与我大明相比？而且前宋疆土狭小，我大明如今有那么多需要拓边建设的地方。
如若真有欠了朝廷助其生产的放贷、挥霍不还、要命一条的，朝廷有的是办法对付这些青皮无赖。”
朱树人闻言，这才眼神一亮。
确实，宋朝的时候，王安石太仁慈了，居然都对付不了恶意借贷青苗钱赖账的青皮无赖。
当然，王安石也未必就是真心想仁慈，他是没实力，宋朝武力太孱弱了，对内百余年来形成了花钱解决问题的思维惯性，还养成了“谁吵得厉害谁有奶喝”的恶性循环。
宋朝的农民问题是最严重的，动不动就冒出类似宋江、方腊一类的贼寇。而宋朝喜欢纯算经济账，就把荒年没饭吃起事的农民贼寇全部收编为厢军。
但问题是，宋朝哪怕再富，冗兵冗官越来越严重，厢军越来越多，最后纳税交粮的顺民比例就越来越低，压力越来越重。最后大家都想明白了：宋朝的世道，就是谁能折腾谁有饭吃，谁吼得大声谁有理。只要够大声，最后还是能杀人放火受招安的。
这样一来，王安石搞青苗法时，当然对那些青皮无赖毫无办法了，因为这些人恰恰是能折腾的。而顺民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在宋朝各方都在侵害沉默者的利益，
挨打了都不敢喊疼的人，在宋朝就属于活该死。
而这要是搁在如今的带英，敢恶意借贷银行的钱，那分分钟流放北美了有木有。再过个一百年，要是米国独立了，那还会流放澳洲。
只不过现在澳洲纽西兰那些地，都是杨森.塔斯曼帮他朱树人勘探的。朱树人完全可以把恶意贷款赖账的刁民先流放黑龙江和九州岛、虾夷岛。那些地方将来要是还饱和了，那就流放澳洲。
这样一来先礼后兵，反抗新法的人基本上也就肃清了。
旁观者也不好多指责，因为朝廷确实已经很温和了，甚至都允许对方先借钱扩大生产，除非是借了钱没好好用，恶意老赖，才会被流放海外。
大明要学习宋朝经济建设好的地方，但唯独不能学“谁嗓门大谁有理，谁能折腾谁受诏安”的毛病。好在这一方面，也是大明难得做得比较好的长处，完全可以发挥——当年崇祯可是宁死都没服软。
朱树人内心把大致的招数脉络梳理清楚，也就放心敢重用姚启圣了。
“今年你先回溧阳县好好干，如今税还没收上来，看不出成绩，不好直接提拔你。但只要今年夏秋税表现好。完税后孤自然会提拔你到应天府的户曹公干，后续推广试点，机会还多着呢。”
姚启圣闻言，再次噗通跪伏在地：“学生铭感殿下知遇之恩！”
……
此后几个月，大明的“废丁分籍”改革，也就循序渐进顺利推行下去。
朱树人答应的“按照山区和平原区别对待、设置不同的农籍人口每户田地面积下限”，也正式补充到了新法中。
只不过，应天府毕竟绝大多数地区都是富饶的平原地带，哪怕有些许山区，但当地依然富庶，工商业发达，足以把挤出的农业人口很好安置。
所以，应天府全境，最后只是选了靠近南直隶和浙江边境的溧阳县，作为“山区县”的试点。这地方靠近浙江湖州府的天目山，确实相对穷一些。
在溧阳县，拥有田地少于每户五亩水田/十亩山田、旱田的百姓，将来也可以将应税面积视为五亩，而非其他平原地区的十亩。
当然了，在每户五亩到十亩水田之间的中下农，也会按照实际拥有土地面积来纳粮。
普通百姓并不知道朝廷这样改的深意。但朝廷的暗中宣传渠道，却是不遗余力在分析这个事儿的受益者。
官府不好直接开口说“我们这是帮助工商业主增加廉价劳动力”，那朱树人就让自己的侧妃卞玉京，通过民间舆论渠道，出版各种段子唱本故事，宣讲其中的道理。
朱树人在这些私下里的舆论战场上，用方子翎和卞玉京也是用得很顺手了，二十年前对付李自成的时候就在用她们了。
只是如今方子翎已经有了正式官职，要掌管大明科学院的一部分行政管理工作，所以也就没精力再关心舆论宣传领域。
毕竟方子翎将来要是入国史，那是得跟秦良玉一样入她本人的传的，而不是入什么《列女传》。
所以那些不上台面的事儿，只好辛苦卞玉京一个人搞定了。
卞玉京在这方面依然熟手，没过多久，应天府境内大部分县的豪绅工场主，都知道了朝廷的好意，因此哪怕是有功名之家经营工商、因为变法而多交了代役银，他们也依然选择了坚定拥护朝廷的变法。
如此一来，还心存怨念的，也就只剩那些完全不涉猎工商业的有功名大地主了。
……
第一年的试点，因为各方面都比较松弛，最终有惊无险，没有任何人敢跳出来明着反对。该缴的代役银和代役粮，基本上也都有足额收齐。
不过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百分百，哪怕是传统朝廷收税，地方上欠缴拖着收不上来的，也是常态。何况现在还加了一笔新的钱。
所以到了年底核算的时候，朱树人也不会手软，吩咐应天府和户部，挑选代役钱粮收得最差的一个县，作为反面典型，把知县罚俸停职，把户曹的负责人和下面几个典型的直接实施责任人，都罢免处置。
而对于表现好的县，当然也要给知县和户曹负责官吏升迁加赏。
最终经过核算，作为正面典型的，不出意外正是溧阳县。溧阳知县因此被调到隔壁常州府、升任同知。
而姚启圣原本比知县还低一级，却因为私下献策之功，越级升为应天府的通判，已经跟他原本的上司平级了，这就是大腿抱得好、肯得罪人当孤臣的好处。
而经过核算后，被认定为反面典型的则是高淳县。当地有两个举人和一群秀才，抱团不肯缴纳代役钱粮，理由还是“有辱斯文”。
他们觉得作为读书人，就不该服役，所以哪怕是为了不服役而交钱补贴服役者，他们也不能接受。因为交了这个钱，就显得他们“法理上原本应该被纳入徭役候选名单”，觉得受到了屈辱。
而对于这种刺头，朱树人当然也不会手软。把知县和户曹的人处罚完之后，直接把带头窜连拒不缴纳的人，革除了功名，然后依然要求他们必须交。这样他们没有了斯文，也就不存在有辱斯文了。
朝廷这么做，好歹还是尊重了私有财产没去侵犯，毕竟没有没收他们的家产，也没直接抢。旁人看事情没有闹大，也就没有响应，这事儿就算这么过去了。
毕竟只是先在一个府的范围内试点变法，还是天子脚下，能有多大反抗？对付这些人，也不便弄得到处溅血。真正的大头都在后面呢。
……
时间转眼来到小康二年，朱树人定下的一切发展基调都继续稳步推进。
九州、虾夷、东北，全部按照新的节奏开始了基础建设和肃清地方。化工产业和农业品种改良有条不紊地照着时间表执行。
而废除农业丁税和士绅一体纳粮的试点，也顺利推广到了南直隶的大部分地区。
按照原本的计划，如果前一年的试点顺利的话，今年是应该先推广到南直隶全境的。但最后到了实施阶段，经过评估考察，朝廷还是临时微调了一下，豁免了南直隶的江北诸府，
也就是把扬州、淮安、凤阳、安庆、庐州给豁免了，可以等到小康三年才继续试点。
之所以这么定，也是考虑到江北的人口密度远小于江南，尤其凤阳和扬州淮安当初是被清军肆虐祸害过的，只有安庆庐州等地侥幸部分豁免。
所以这些地方没有那么多拥有农田太少的农籍人口需要挤出为工人，当地的工业发展也太慢，就算挤出劳动力也接不住。
不过，考虑到小康元年的试点确实很成功，因此朝廷认为推广的规模不该改变，只是具体对象调整。
把南直江北五府拿掉后，就重新填补上了江西的九江府、南昌府，以及浙江的湖州府、嘉兴府和杭州府。这样去掉五个府加上五个府，试点规模还是跟原来一样，也算朝廷言而有信，不会朝令夕改。
相比之下，江南的江西和浙江，都是从未遭受过明清战争兵灾的，当地人口至今还是有点稠密，工业又发达，还有大量只有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户，非常适合让其中一部分人改行。
当然，朝廷也不会逼迫贫苦农民白白改籍。所以姚启圣劝说朱树人实施的“朝廷提供的、专供中下农申请的经营性贷款”，也适时在当地出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