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二团一营的新兵们在战斗中表现得中规中矩，既没有拖后腿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
日军最后逃跑四十多人，包括中队长松下之助在内，虽然是十四团二营的部队消灭的，不过为了照顾新二团一营，鼓励新部队士气，这个功劳在战报里就写成了新二团的。
彭城的收复，虽然只是一个镇，但在一定意义上来讲，却如同收复武安县城一样重要。拿下彭城镇，往西南方向的路就打开了，六分区可以轻松从彭城南出击，从西面威胁磁县和平汉铁路。同时还可以从元宝山东进，威胁邯郸的西大门马头镇，战略意义很是不小。
彭城日军被消灭后不久，彭城西面五公里的另外一个古镇界城镇的日军一个小队很快撤离了界城，撤到了西南黄沙矿矿区，和那里的日军合兵一处。
日军既然撤走了，界成镇自然也要拿下来。十四团随即奉命南移，开到界城以南柳条村、张家楼、小马庄一带防御，让界城以北成为了安全地带。
考虑到日后首先还是要先向南发展，在和司令部几位商量之后，王子海的十三团也被调到了界城、彭城一带，十三团防守的鼓山一带交给了十五团。
五月底，在外进行了一个月拉练训练的新一团返回了军营，也在这个时候，八路军高层也接到了日战区地下人员传回来的情报，整个华北的日军正在大规模地调动，日军也在大量囤积各种战略物资，看来，华北日军很快就要有大动作了。
孙义成是被冀南军区的一份电报召回司令部的。
冀南军区向下属各军分区都发了一份华北日军的部分情报，要各分区领导们集思广益，发表一下各分区自己的看法。
军区发给六分区的电报，是宋司令签名的，询问六分区对接下来日军的行动有什么判断和应对准备。
既然是宋司令亲自发来电报询问情况，这个问题副司令和参谋长两个人还拿不准，所以将还在兵工厂的詹政委和在外面的孙司令一并叫了回来，大家一起商议回答。
回到指挥部看完军区的电报后，孙义成知道电报虽然是发给六分区的，但宋司令主要还是想问他孙义成对华北日军情况的一些判断和分析。
说实话，宋司令还真问对了人，要论这个世界谁对大事件的了解掌握，自然是灵魂穿越的孙义成了，对日本国内国外的情况自然也很是了解，虽然不能是了如指掌，但基本的、大概的情况是知道的，比如目前日本国内和日本军队的情况。
由于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日本政府快速占领中国的计划破产，中日之间的战争变成了长期的战争。
战争的长期化完全打乱了日本陆军与大本营的计划。首先，飙升的军费成为日本国家财政预算与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尽管日本军费预算相比前一年翻了6倍，但也仅能保障17个陆军师团的作战消耗，无法完全保障深陷中国战场的20余个师团。
骤增的军费使日元的通货膨胀率比战前增加了3倍，不但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的经济运行，也打乱了日本陆军的整军计划。日本陆军已增设17个师团并征募了73万人进入现役，但作战部队的兵员结构并不理想。因战争扩大，大本营只能通过恢复两年在营兵役制度、延长服役期等方法填补兵员缺口，其后果便是新组建的部队中近九成为预备役兵，部队战斗力差，官兵平均素质降低。
于是，在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8年10月中旬，大本营决定进入对华持久作战态势，不再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转而试图通过政治上的施压迫使国民政府屈服。
在华北，因为大本营战略转变，华北方面军也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作战目标。杉山元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再加上他自己的野心，想要对华北地区，特别是河北平原进行一次大的行动，彻底消灭敌后的八路军。
可随着大本营《昭和十三年秋季以降对华处理方策》下达，要求华北方面军迅速确保华北地区重点城市与主要交通线的“治安”，不再随意扩大战线。当然，这里面不包括之前大本营已经制定好的军事计划，包括在华北是“治安”行动。
大本营的新命令，让杉山元非常不满，他决定利用自己的权力，小范围内调动一些兵力，来完成自己的计划，彰显自己的武力。
让杉山元没有想到的是，很快大本营《陆军对华作战指导纲要》出台，将华北地区定义为“对苏作战前线地区的稳固后方”后，严禁任何部队在没有上报大本营前私自行动。杉山元的计划逼迫中断，只能老老实实的按照大本营之前制定好的计划，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
为了发泄心对大本营的不满，或者是自己心中的憋屈，杉山元在接下来大本营的扫荡行动中，决定夹带一点私货。
原本山西是大本营指定的扫荡重点，杉山元决定在这个重点中再指定一个重点，将扫荡的目标放在了山西和河北交界的晋东南地区。其次，为了解上次在冀中冀南吃的亏，报被八路军消灭几个大队的仇，杉山元决定以配合山西第一军的行动为由，十二军届时也会有一些行动。
至于是什么行动，在上报大本营的电报里，华北方面军并没有说明具体的行动计划，只是说还在制定中。而这，恰就是杉山元的意思，他想要临机处决权，在第一军行动的时候，十二军再见机行事，这个见机，自然针对河北平原而已。
孙义成的记忆中，历史上华北日军三九年七月对山西八路军根据地发动的扫荡，是第一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指挥的。这家伙一次就调集了五万余日伪军，对八路军晋中、晋南的根据地进行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