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5章 第六百五十一张 黄宗羲授课（上）
但大家疑惑的是，这事该怎么办到呢？
要知道，自古以来，皇权不下乡，收税都要靠粮长亦或是乡绅帮忙收。
他们这大乾新朝，就算借着新立之国的威势，能压得地方官和乡绅不乱伸手，也难给农人划下一道清晰界限，让朝廷和地方都说到做到，不给农人多余摊派吧？
影响农人负担的因素太多了，真实的田地面积，肥瘠程度，丰欠年粮折色，也就是能卖多少银子，这些别说朝廷，就连州县都难掌握。
更大的问题是，很多农人都是租佃田地，要么租给别人，要么自己佃种别人田地，相互间的田租都是自己约定，朝廷和地方难以干涉，楚行这话，是还要插手农人租佃分成？这未免有点天方夜谭了。
大家下意识的，都觉得大王的想法是不可行的。
甚至觉得此举，跟王莽的各项奇葩政策，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大乾国主素来不会做无的放矢之举，大家只是安静的听着。
“摊丁入亩是名，内里的实质，是要重新整理地方和朝廷的财税关系。”
楚行悠悠说着，将话题引到了让文官们皱眉的方向，可不少州县吏员出身的文官却是两眼一亮，原来是这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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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国子监。
一身明廷官袍的官员进入学堂大门，身后不远处跟着两个虎贲军卫士。
这两个明官，老的五六十岁，少的三十出头，绷着一脸慷慨凛然，目光却是闪烁不定。
这两个人分别是伪明的状元郎文震孟，其人乃是文征明之后，才华横溢，即便是崇祯也多为依赖，却在省亲时，被大乾的情报人员强行给抢到大乾来。害的这位大才子，斯文扫地，就在扬州府的大街上，骂了楚行一个多时辰。
至于另外一位，则唤做袁枢，乃是伪明重臣袁可立之子，为人文武双全，本来朝廷将他调到苏州，让他担任按察使，是想着解救危机的，却不料成了大乾的俘虏，被李大虎直接送到了扬州府来。
这两个人被俘虏之后，一直关在扬州城的劳改庄园里，不过不像是其他俘虏一样需要大量的体力劳作。
文孟震在早年读书时，曾经跟赵汝才有私交，甚至还在赵汝才家里呆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于赵家的晚辈也多有提携，袁枢直则是沾了文震孟曾的光，两人都没遭什么罪，除了不能离开扬州，出行还有守卫跟着之外，完全享受贵宾待遇。
而这两个大才子，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骨气，不曾为大乾国主楚一策，也未曾留下诗画，还经常穿着一身伪明的官服，在扬州府晃悠，彰显他们的气节和心胸。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二人的心思都有些摇曳，以他们的学问造诣，对于大乾的事情，自然会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和感慨，明廷将大乾打为邪魔外道，在他们看来，着实是无奈之举。
但是这样的无奈，让他们渐渐面对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君臣大义和天下百姓，到底该以谁为先。
“既然反抗无益，不如就安心听听他们，每日讲些什么。”
伪乾并不会为难他们这种官声不错，且还有才华的人，但是却限制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这让他们一时半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他们也忧虑朝廷的局势，因为眼下已经不仅仅是伪乾作乱，朝廷四海之地，到处都有大规模的起义军，在于朝廷做对。
他们昔日里效忠的对象，可以用江河日下来形容。
而被他们骂为乱臣贼子的伪乾，却是一副欣欣向荣的姿态，这让他们的内心的情感极其复杂。
而且久居扬州府，虽然这里繁华，兴盛，但是久而久之也未免感觉到孤单，想念家中的亲人，心中憋闷。
便忍不住出门散步，不知不觉，就到了国子监门外，干脆走了进去。
身后的守卫也就只跟着，只要他们在扬州府里转悠，守卫就不限制。
“听说左懋泰去了山东，最近授课的是黄宗羲，一会儿等他宣扬谬论的时候，袁某可要好好驳斥他一番！”
袁枢直骂人之心蠢蠢欲动，左懋泰时他骂不过，这位山东来的大才子，真的是才华横溢，满腹经纶，而且辩起学问来，真的是能说上三天三夜。
在大乾之所以声明不显，那是因为大乾的官员多是务实派，不喜欢辩论。
让这位九龙大哥的威名和一身本事，无处发泄罢了。
这袁枢一来，简直就是撞到枪口上，被狠狠的教训了一通。
毕竟学问不如人，可这黄宗羲，不过是一个黄口小子，趁左懋泰不在，欺负他一番，也算是出他一口恶气。
“若还是那什么救民主义之说，真的没啥辩驳的，伪乾国主楚行，擅长操弄人心，已经自成体系，我等以儒家之言，辩驳他的为民为国，实在是对牛弹琴。而且其出发点，亦是救治天下百姓，说到底还有几分墨家的底子，我们下场，反而搞得我们像是不仁不义一般。”
文孟震意兴阑珊的摇着头，左懋泰所述的救民主义，出身于墨家、法家、还捎带着如家，就是一副骨头架子，难以辨驳。
在他看来，也虚无缥缈，不着实处，无甚意义。
可他心中也是滞郁，听听那黄宗羲要说什么，甚至再听听袁枢直跟他怎么斗嘴，也算是一桩乐事。
大乾发展极快，对于人才的需求是极致的，所以修建国子监时，大乾不曾有半分懈怠，面积自然很大。
黄宗羲的讲堂在一座名为“文心楼”的大殿里，此外还有“格物楼”、“理工楼”等等。
“先前给诸位留下作业，让诸位研读在下先前所着的《明夷待访录》，其中述及‘积重难返’之势，乃今日研讨之课题。”
讲堂是一座扇面阶梯状的厅堂，百多年轻人分坐在阶梯里，而一身儒衫，头戴明时方巾的黄宗羲则神采奕奕的站在厅堂最下方，倚着一面黑板给众人讲课。
“治国之道，岂是一群黄口小儿能妄言的？伪乾就是一群沐猴而冠的兽类！肤浅！”
袁枢气的直拂袖冷哼，不读圣贤书，不立正心术，就来研究这国政之学，怕不熏出一帮贪吝误国之辈？等等，误的是楚行的伪国，他又何苦生气？
自己若是动不动就生气，岂不是着了伪乾的道了。
勉强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袁枢不发一言，就跟着文震孟曾躲在厅堂最上面的角落里，听着黄宗羲传遍整个厅堂的清晰嗓音。
黄宗羲发现了这二人的存在，但是却并未多言，就当他们是一般的旁听生。
黄宗羲虽然年轻，但是对于治国却有不素的见解，他在自己的《明夷待访录》里提及，积重难返之害。
“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为：“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
所谓“明夷”是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
而其中的积重难返之害，大意是三代的时候，只有贡、助、彻，也就是按田亩收实物税，到了魏晋，变为租和调，租是按田亩收粮食，调是按户收布帛，而到了唐时，又多出来庸，按人头收布帛或丝麻，赋税的租庸调体系成型。
唐时两税法改革，将庸和调并入到租里，而宋时不理会庸和调已经并入租里的历史，又开始收丁身钱米。
到了明时，一条鞭法将徭役摊银，并于田税，这也是第二轮摊丁入亩。但实际地方上有很多力差杂役没有免掉，比如最重要的里甲十年一轮。而后万历加新饷、练饷，并入旧之两税，也让后人忘了这两饷，只当正税就是增加后的数字。
从这里就看出一个规律，朝廷收税，先只按田收，后来扩展到户，再到人。
然后进行赋税改革，三项税收汇总到田亩上，由田亩摊分，当然总数是绝不会少的。这一轮稳定后，又开始将税收扩展到人户身上。之后再进行赋税改革，重复将税收根基按回到田地上，当然，转了这一圈，总数自然比前一次更多，每转一圈，民人的负担就重上一层。
其实，早些年黄宗羲着述这本书的目的，其实跟传统的文人一样，搞得是托古改制，就是描述我们老祖宗如何厉害厉害，我们是不是要跟老祖宗学习啊。
其实也是在改革的基础上，穿上一身古老的外衣罢了。
可是他来到大乾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里一切都是新的，大家根本不需要这么玩，这让黄宗羲完全放飞自我。
甚至于主动在教室里，给学生下发作业，就是让他们寻找自己这本书的漏洞，并且完善他。
“愚虽然发现这积重难返之症，但具体如何医治，却只有肤浅之策，所以留下作业，让尔等各抒己见。”
在原本的历史里，此时的黄宗羲应在金陵参加张溥召集的金陵大会，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
因为大乾提出的诸多策略，完美的迎合了他的内心思想，使得他心生敬仰，诸如大乾提出，以民生为本的思想，几乎与他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观念如出一辙。
而大乾国主在救民主义提出的，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于万民之忧乐名师说到了黄宗羲的心坎里。
所以黄宗羲这个年轻人，义无反顾投身于大乾的阵营，并快速走上朝堂，走向了学问派。
而彼时，这些年楚行也没闲着，在楚冯氏的帮衬下，对于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甚至创造出了类似于资本论一样的见解，并在救民主义之中进行了阐释和描述，黄宗羲研读之后，大呼痛快，并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已经学有所成。
可以说是，大乾救民主义的新的理论派开拓人。
他在理论上，某些领域已经接近楚行对于治国的理解，甚至于青出于蓝，在国子监任这文心楼的楼主，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眼光来剖析历史，所讲内容被学生们视为“帝王之术”，每次开课，整个书院大半学生都会跑来听。
“秦何以一统六国”、“华夏从封建到郡县的转变”、“西域于华夏之要义”、“前明帝王成败”、“钱法三千年”、“丞相内阁之衍”、“州县兵政变迁”，一听这些题目，那都是以前帝王才可听到的治政密学，再隐秘不过的帝王之术，黄宗羲却是堂而皇之地在国子监开讲。
虽然内容还不怎么深入，观点也不成体系，但以实为基，以明得失为目的，听得学生们大呼过瘾，一个劲地庆幸自己没有学其他人跑掉。这般内容，换在北面的朝廷，甚至之前历代朝廷，都不会明以示人。
似乎是受了楚行时的提点，或者是感受到了新立大乾也正处于抉择路口，年前黄宗羲就将研究重点转到了更为实际的赋税制度上，他今曰所论，也有不少是从楚行时那搬运过来的，而楚行时的东西，自然又少不了后世诸多理论的影响。
今日借《明夷待访录》说到赋税，学生们早有心理准备，却不想等来的是黄宗羲对这积累难返之症开出的药方肤浅？并让学子们，补充完善。
“狂妄！”
袁枢直恼怒不已，下意识地就想起身驳斥，却被文震孟曾拉住了。
“听他说下去嘛……”
“经过在下的总结，积累难返之症的根结在二，一是君王朝廷无怜恤之心，欲壑难填，二是以钱以银为税，所税非所出。在下认为，解此症结，一是以所产为所税，二是重行方田之法，此二论皆书生之言，非治政之言。”
黄宗羲一点也没在意学生们的惊诧，继续侃侃而谈。
“钱银于天下之利弊，早前我们已经谈过，钱银兴，人世旺，此乃天道显于人世之理，若是要逆它，国将不国，民将不民。前明太祖和我先的想法一般无二，虽然难做到田税尽依本色，可在徭役力差一事，绝不愿银钱沾染，结果怎样呢？结果是嘉靖朝不得不行一条鞭法，否则再难维持政治。”
“我这里有一份方田之法，是一位同学延续我在《田制》一二三的说法，并进行进一步的拓展，我很欣赏这位同学的态度和努力，但是你们就未曾想过，夫子也会犯错吗？这本书是我早期的思想，其实就是书生怀古，老生长谈的内容，于治国并无多大用处，我想看到的是你们的见解，所以大家以后要多拿出来一些新的东西来。”
“早前我们也讲过了，三代行封建，秦后行郡县。根底已不一样。而赋税一事，更非单只朝廷与百姓之事，之间还隔着州县官府乃至田地属权两层。方田之法只论施政对象，不论施政者和经手者为何人，那就如书生一般，将自己代作朝廷和州县官府，只当是浑然一体，将天下与百姓比作白纸，肆意勾画，这不就是那般只知读圣贤书的迂腐之见么？”
黄宗羲显然是对这问题研究得很深，喷起早年的自己来，也是心气十足，不仅学生们都愣愣地听着，文震孟曾和袁枢直也按下了火气，要听他到底能丢出什么干货。
“当初的我，和如今的你们，对于这积重难返之策，并未完全看透。”
黄宗羲继续发着惊人之语。
“此症不止是在田税和力役上来回周旋，更是在朝廷与地方的正税和杂派之间来回周旋。”
“国要君王彰贵，养官备兵，要修城治河，地方州县也要兴教化，断是非，治安缉盗，修渠筑堤。但历来朝廷都不会任由地方在财事上坐大，但凡朝廷得力，留于地方州县的正税，只够供养官吏、学官生员等等。其他诸事，非得特例，都得靠地方民人自理。所以历代州县官府，在正税之外都有杂派，这无关贪腐，而是迫不得已的治政之策。”
黄宗羲接着说到，自秦汉始，徭役就是朝廷向地方“侵税”的战场。汉时成丁要服正卒、戍边和更卒三类。正卒和戍边都是当兵，期限不过两年，而更卒则是每年要在本地服一个月徭役，负责土木工程、驿传、漕运等等体力活，之后这更卒变为出钱代更的“更赋”，这钱自然就收到朝廷去了。
朝廷做的是大工程，办的是大事，可地方州县要修城廓，要造桥，要修水渠河堤，要组织民壮防火防盗，这些小事朝廷管不到也管不了，只好地方自己解决。一些临时工程可以由地方官出面筹措，一些长期工程，比如养更夫民壮等事情，那就得靠地方搭着正税来收杂派解决，杂派的根底就在这里。地方官贪腐，只是将自己的私欲又搭在了杂派上，而非是贪腐造就了杂派。
历代赋税改革的背景，都是朝廷原本的赋税体系难以维持，核心原因是，历代开国，规划财税制度均以僵化而理想的状态为基础，毕竟朝廷以外儒内法为治政思想，目标就是追求一个僵化而静态的天下。
但历史从不是静止的，天下也一直在变化，僵化的财税体系跟不上发展的形势。历代赋税改革的思路都很简单，将计税基础重新退回到相对还算僵化不变的田地上面。把田税丁税乃至地方杂派摊入田税后，地方靠着杂派组织起来，用于解决地方本地公共事务的税费也被刮到了朝廷腰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