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新来的人进干部培训班再安排工作是沈磊定下的原则之一，连早期的俞承业等人也轮流着进过培训班外，另一个规定是考核优秀欲提拔的干部也需进更高一级的干部培训班学习，与军队有士官、尉官、校官、将官等级别一样，行政干部的级别是省、府、县、乡、村。
不过这些人不可能从村级开始，实际上这里的初中生就直接进乡级干部培训班的，村级主要是直接从农民、退役士兵等人中挑选出来参加培训并被派出管理新开发地区，充当村长、农庄庄长的，门槛非常低，只要熟悉农庄运作就差不多了。
正因为门槛不高前面安置的移民不少已经是庄长、村长了，只有乡长比较少一些，有也是真比较出色的，比如识字快、接受快、又肯干的。
过去主要是童生与沈磊自己培养出的人参加乡级培训班，现在扩张太快，新来的人就参加了县级干部培训班。不过这不是说他们一毕业一定被委任县级职务，那是还要看考试成绩与平时表现的，即便是最优秀按此时干部缺乏程度也只可能干个副职，表现合格才能当上县级干部。
宁缺毋滥乃是沈磊的原则之一，虽然泛政治过分，但干部才是治国安邦之本，所以需要军队打天下及干部治天下二者不可缺一。
如历史上王安石、张居正等人改革的出发点可谓伟光正，制定的方针也大部分确实可行，之所以失败还是在吏治这一块。主要是官吏完全根据自己的观念或拖沓不办，或选择性执行，来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所以王安石、张居正等人的改革下面官吏拾遗补阙者万一；正经执行者百一；部分执行者十一；将负面放大者更多，成了歪嘴和尚念经，怎可能取得好结果。
知道好政策也需要好执行，沈磊因此对新来者或每一个将成为干部的人进行干部培训。而实际上官员也是确实是需要培训的，即便是大明进士也是有三个月观政时间熟悉官场运作才授官的，就算是如此因不大懂行需要请幕僚帮忙。
沈磊这里有后世经验，不搞官虽少助手不少吏胥更多的表面东西，这就要求干部掌握更多东西，这一来他这里干部要学习的东西非常多，有刑法民法及各种规章制度，另外还有这些年碰到案件的案例，及大明律、唐律等一些参考书。
这些东西即便是官二代李琪也是不大懂的，再加上指导思想或出发点不相同，这些新来的举人秀才童生学习时也觉得量大时间紧张了。好在这些东西都是白话文，此时制定的又比较简单，也不要求死记硬背。
另外刑法民法主要是参考了大明历，改动的是如死刑只剩下枪决或绞刑，取消了剐刑与审判时的刑具。还有就是惩处犯人主要是劳役、劳改、死刑三种，在牵连上也不再有诛三族九族的了，主要是罪责自负。
另外这些有法官负责，财政也是有专人负责，分配职务后再进行专业培训，所以干部培训班主要是对干部行为准则、规章制度的学习与对其它东西有个了解，不必全都学会。
这就是新的制度，比以往官制更强调专业及行政、执法、监察三权分立，连行政也将会双重领导。这方面沈磊已经在考虑台湾设一省二府十县或一省六县制了，这方面的管理体系与之前都是县级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下南洋一启动马上就有省级机构才行，不然沈磊直管太多的县也吃不消的。
这方面改革或建制还未开始，主要是下南洋前台湾建省的需要并不迫切，当时的大县制走还能应付。此时仍然只有县级机构就比较尴尬一点，若作为中央特区直辖至县也是要建一个统筹机构，唯是南洋现今所占地方不大多，还可以暂缓建省。
正因为如此现在稍出色的干部都将提升到省一级，下面干部缺口较大，有人来投奔沈磊还是会尽量使用，这也是一个千金市马骨的机会，将来大明那么多官员他不可能完全排斥原来的读书人，至少也该拉拢底层读书人才能更好收拢人心。
在培训班上因每个人都是寻找机会而来，对可能存在的''异端邪说''也有所准备，对台湾的行政模式、行为规范、规章制度接受度倒是都在八十分以上。
这是沈磊这里没有搞分地制，商业收税在他们看来属于与民争利，但学了税收论才知道商业税乃是间接税，对调整消费导向有不小作用，而且政府收税是为所有的人服务，工商矿产士绅不收税乃是在剥削农民，农民负担不起就会害农又误事。
至此他们才知道这税赋原来有如此讲究，加上台湾也是有减免税政策，只是先征后还，有一定额度，不似大明的大放盘，让来台湾参加干部培训班的人因下层知识分子多觉得也是合理。
再说沈磊带头交税让他们觉得新鲜又佩服，因为这里完全是沈磊开拓的，他不交税完全说得过去，倒是现在台湾的军队与政府变成他办起来又交公了，虽说这些仍由他作主也是古今创一方霸业者的第一位。
不分土地、带头交税、刑法宽松让他们觉得这里的异端邪说不少却不如洪水猛兽一样，细细辨之还有道理。如交税他们过去也认为工商矿业与士绅应该减免，读了税收论才知道享受了国家最大的好处却不承担义务是在害农，说征税与民争利完全是混淆黑白。
另外通过学习李琪等人也明白了为什么同样交五成租这里的农民生活富裕，原来是劳动生产力高。普通地主只将土地租佃出去但农民没什么生产资料，用手工垦地与用沈磊提供的畜力、农具工效相差好几倍，质量也相差不少。
加良种、多种经营、互助、良好的水利设施，这里的农民收入要比大明一般租种的佃农产出高四倍以上。如此计算这里的农庄农民收入也在大明佃农的四倍以上，还没什么其它税捐杂项，因为这些都由沈磊负担。
加上这里的大多数日用品质优价廉，如食盐质量比大明的好太多，白生生的不认识以为白糖，但价钱反而比大明的更便宜。还有布匹之类也是比大明的细密精致花式多却又便宜，倒是街市上小吃饭店生意兴隆价格却不大便宜。
通过干部培训班学习这些人才知道盐、布匹、玻璃制品便宜是生产力与技术进步的缘故，作为地主不应该只知道收租，大多数工坊也不知道改进技术让生产力提高，如农庄投入资金大，又采用许多新技术、新管理方式同样的劳动创造的财富就大有不同。
至于餐饮服务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不大好提高，劳动力的成本就会随工农业生产力提高而水涨船高，因而这里的餐饮业虽然生意好在价格上无法比大明便宜了的。
参加干部培训班的读书人来台湾看到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更主要他们看到的这里都是在建设，而不是如起义军只是不断在打破；讲究的是发展及让所有的人过上比较平等的富裕生活，而不是如满清穷兵黩武，剥削与压榨汉人。
而且这里的一切行为都是有理论依据，他们学习了这些理论作为本来中下层庆知识分子，加看到大明社会的残破、不平、贫困、、、，很容易接受这种包含一些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因素的大杂烩思想。
连李琪这样的官二代也觉得这里才如王道乐土，对那些政策法规也没多少抵触情绪。毕竟沈磊也没有说要消灭地主，只是在带头发展新型农业，这样的代价巨大但好处也大，值得李家也借鉴一下这个双嬴办法。
至于其他地主根本搞不了这样的农庄乃是竞争的残酷，大明的地主也是受到各种迫害，只不过在大明各种竞争主要是与官方勾结为主，这里变成了赤裸裸的资本为主。
总而言之李琪觉得这里的办法他家不吃亏，农民工匠也富裕起来了，真是双嬴，而不是现在大明贫困之人太多，除非良心丧尽的人看着心里都是有些痛苦与不安的。
再说贫困之人一多社会不靖，作为官员头痛，作为富人也不安宁，所以自私的人为自己安宁着想，再拔一毛以利天下也不肯，也是不希望社会如此的。
因沈磊的做法比较调和，并以发展生产力做大蛋糕着手，不急于分田分地让大家成为自耕农，来投的读书人对这里的认同度比较高，来了之后认真学习外还招朋呼友。使专为这些外来读书人开办的干部培训班到后来有些人满为患，考虑到第四步需要也开始先筛选一下了，不然人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