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范亨和范无病父子的构想当中，是要将能源部打造成一个超级大部委，所有涉及能源利用和能源规划以及能源生产的部分，全部划归到这个超级大部当中，即便是权限很大随着入世之后地位越来越重要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也被纳入其中。
之所以要这么做，也是基于大能源产业的一种设想，同时为了符合高层的裁剪政府机构人员的需求。
国内的环保产业发展比较缓慢一些，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各地在推进环保市场化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
以水务建设项目招商引资为代表，八十年代末期，一些城市开始了水务投资改革，城市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担保，获得政府间贷款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在这一轮引资中，涉及主要大城市的一百多个项目，但引资未涉及产权关系。
在中央禁止城市政府参与担保等直接融资行为之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第二阶段投资探索，外资开始以合作经营并且保证固定回报的形式投资城市水厂项目(基本不包括城市管网)，同样回避了产权关系的明晰问题，只是明确了投资回报。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了以大量的BOT方式为代表的第三阶段改革探索，BOT针对单个新建项目(主要是水厂项目)，放开了一定期限的有限产权，实现了项目的有效融资，但是回避了城市水业的原有资产的产权处置。
随着城市水务企业改制的全面展开，政府公共管理职能与资产出资人职能的分离，尤其是党的**以后，水务企业的产权改革真正拉开帷幕，上海、深圳、三亚等城市水务企业的部分股权转让，标志着水务行业市场化进入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阶段。
两千零一年底，国家计委发出了《关于印发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指出要逐步放宽投资领域，除国家有特殊规定的以外，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领域，均鼓励和允许民间投资进入；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以独资、合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
这个《通知》的出台，标志着特许经营模式得到认可。
去年年底，建设部出台了《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要求以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为动力，以确保社会公众利益，促进市政公用行业发展为目的，加快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参与市政公用设施的建设，形成多元化的投资结构。
总体而言，范亨和范无病父子还是借鉴了一些国外先进经验，将环保总局所统辖的一些权力，上升到国家能源这个地位，尤其是对于水资源这样的特殊能源，提到了一个相当高的位置上，而环境保护这个话题，本身就是同有效利用能源，节能减排分不开的。
只要是组建了新的大能源部，这些问题都可以得到统筹解决，而不需要像现在一样继续扯皮，管不了事情。
“可是如果要这样的话，一九九八年才升格为国家环保总局的机构，岂不是有一次需要面临解散？没有环保总局的牌子，这让老百姓如何看待？”也有人表示了不同意见。
现在的环保总局，是一九九八年抗洪救灾之后，才升级为总局规格的，当时的考虑，估计也是看到了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才有了这个决定。
范亨立刻对此做出了答复，“国内的很多工作，都是有很明显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的，并不是说挂上一块儿环保总局的牌子，把规格升级为总局，就能够搞好国内的环保工作了。事实上，名义上的改变无济于事，从环保局到环保总局这一改变，并没有给国内带来多少实惠，投入与回报是严重不成比例的。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这样的事情还是少做为好，关键还是要从实质上解决问题。构建大能源部，将环保总局的权力整合进去，使得能源利用、管理及规划、产出融为一体，这更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
这话让有些人听了感到很不舒服，但是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一旦这个事情有人说开了之后，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这就跟有一个时期出现了“人民XX为人民，办好XX为人民”的宣传口号一样，满大街都是刷的这种标语，但是不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依然如故，一个个依然跩得跟大爷似的。
由此足以看得出来，想要做好环保事业，也并非是将环保局升格为环保总局这么简单的事情，行政级别的提高对于干工作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力。
而且还有一点，环保总局除了罚款之外，并没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综合治理办法，因此环保总局的出现，除了被人所诟病之外，实在是对于环保事业毫无意义。
过去的六年中，国内的环保执法监督和污染治理力度是在不断加大，环保投入明显增加，公众环境意识显著提高。
但是，政府在环保事业上承受了比较多的压力，而企业为了减轻负担而逃避责任，也影响了环保事业的正常发展。如果不能够尽快建立起现代环境管理模式，促进中国环保事业的健康发展，那是非常危险的。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就提出了环保要走市场化道路，但是，适应市场经济的环保模式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对于这一点，国内一直没有搞懂。
环境问题的产生是有它的经济根源的，这就不可避免的决定了经济活动介入环保事业的可能。通过创新经济制度，如价格与产权制度等，促使污染、破坏环境资源者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选择有利于环境的生产经营方式，依靠技术进步和清洁生产技术，提高经济生产效率，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减轻人类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压力。
而现有的环保运作方式，单方面强调政府行为，只注重投入，不注重产出，忽视了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使环保事业缺乏经济效益，从而加深了环保与发展经济的对立，阻碍了环保事业的发展。
要解决环境问题，就要建立包括政府政策在内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环境管理制度，抛弃以往单方面依靠政府直接命令控制管理的做法，采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政策管理，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系，以市场化的手段分配各污染制造者的环境投资份额。
国家有必要负责一些工艺性很强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跨地区的污染综合治理以及环境管理与监督，为企业的清洁生产提供尖端技术，并通过指定环境政策、法律法规、管理制度和环境规划等约束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在对待企业的环境投资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如对环境投资项目的贷款利率等实行优惠政策等，引导、激励企业和社会共同保护环境。
“环境保护应由过去的政府行为转变成一种由经济利益机制驱动的市场行为和企业行为。采用经济制度可以使企业选择最小成本的治污技术，具有交费的灵活性，促使企业减少比标准要求更多的污染。建立有效的成本选择机制，进行环境污染防治，直接削减产生的污染，并降低成本，树立企业良好形象，达到环境与经济双赢的效果。”范亨表示道，“这种机制在日本已经获得了很好的效果。我国也应该实行排污总量收费制度，通过排污收费大于治理费用的办法促使企业采取污染防治措施，选择清洁生产道路。此外还必须强化企业环境管理的制度建设和实施力度，使企业在产业污染防治中形成自律性环境管理行为。发展环保产业，促使企业选择清洁生产方式，不仅能从企业角度治理污染，还可以从消费方向上引导个人环保行为，如选择绿色包装，减少浪费等。”
不管怎么说，为了达到有效的监管和治理，环保事业只有同大能源部设想结合到一块儿，才有可能减少资源浪费，同时统一到一个总领全局的范畴内，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而这种做法，那可就是如果你环保部达标，那就是从源头上直接把你切掉了，没有环保，就没有能源，权力监管握于一手，对于企业是有生杀予夺的能力的。
“看一看环境在二十年中的恶化，我们应该清醒一下，不能只考虑个人的一点儿利益，考虑到减少几个部级副部级会惹来多少麻烦，而是要看看这个国家究竟需要什么？”范亨非常尖锐地提出，“如果这种情况不立刻改变，自然的反噬是非常厉害的，二十年后，我们将没有能源可用，生存的空间也将不再适合于人类居住！GDP的增长不过是一种假象，玩弄资本运作手法，可以随意控制它，但是能源和环境的恶化，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谁也不希望退休之后，只能去国外养老吧？现在的不作为，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犯罪！”
散会了之后，就有些人窃窃私语道，“范副总理的脾气可是越来越大了，而且言辞犀利，直指问题本源，比朱老板犹有过之。”
“人家说的确实是实情，不过我自问没有胆子直接提出来。”也有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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