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讲，秘密教门生存的根源是广大的小农经济基础，而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得农民非常容易接受各种秘密教门的宣传，因为他们经常面临着贫困，死亡，动荡等种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从而给农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和心理危机。
而这个时候，擅长蛊惑人心的秘密教门出现了，这就使得他们非常容易进入，并成为了秘密教门和会道门滋生与发展的土壤。
他们的信仰在综合多种神灵之后，会选择创造出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至上神，比如说无生老母或者各类杂糅了教主理解的民间神灵。
她会无所不能，又对广大的下层群众富有同情心，通过接受了天庭赐予职位的各级坛主进行拯救。
而另一方面，下层群众出于生存和安全的需要，也会联合起来进行互助自保，这也就是枪会组织为什么会出现在组织民众互助方面。
自从朝廷实行新政以来，自然经济开始走向解体，农村的商品率超过了一半，农村经济商品化的趋势已经日趋明显，但是综合考察了农民经济的支出和购买情况，我们发现农民根本无法向市场购买足够的生存资料。
同时，通过各种暴力和非法手段，各地的军政长官以及观察使等小军阀大量侵占兼并官田民田，其田产迅速膨胀，明显超过了原有的地主成为了占地最多的新兴大地主阶层。
在我们没有进行改革之前，长江中下游的自耕农比例下降到了10%左右。
可以说，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封建型个体，农业商品性农业虽然有所扩大，但产品仍以家庭自己为主，市场交换为辅，农业的雇佣劳动和带有资本主义经营因素的经营地主和富农经济虽然有所发展。
但基本依靠家庭劳力的个体小农经营仍然占据主体，甚至统治地位。
而农业的生产力依然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长期亩产量不到两百斤，仅仅在局部地区有所发展。
种植结构十分单一，土地产量低且不稳定。
而且水利失修等等因素会削减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导致越来越多的农户经济进入贫困化，这也就是秘密教门和会道门的肥沃土壤。”
“从会道门出现的那一刻开始，传统的乡村社会权力结构就对其的发展有着制约作用。
在县以下的地区，国家政权的触角是乡里制度，而乡里制度要实现国家治理的功能，就要有赖于乡村和宗族对它的支持和配合。
传统上来讲，我们实行的是保甲制度和里甲制度相组合，保甲负责治安，里甲主要用于收取赋税。
保甲制度为核心的乡里制度，能够使得国家对乡村社会进行较为严密的控制。
而乡绅也是乡村社会的支配角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乡绅阶级是传统社会之中通过获取功名官职，从而获得了某种特殊身份和特殊群体的社会阶层。
皇帝会给予他们以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特权，利用它来控制和管理社会，提供官员人才，同时也通过制度和意识形态对其数量和权力加以控制。
虽然说随着中央政府的力量下降和效率的下降，地方乡绅对于政府权威的挑战愈发增多，甚至将原先的总督架空都有可能，但是对于维护地方秩序这一方面，乡村和政府是一致性的。
总体上来说，国家通过乡村的政权获得赋税并维持乡村社会秩序，进而稳定整个统治秩序，离不开乡绅和宗族的支持。
而乡绅和宗族又相互支持，在宗族之中，乡绅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是族权的人格化代表。
而乡绅也会利用宗族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同时在参与地方各项事务的方面，也需要得到宗族力量的支持。
因此，这三者实现了国家政权对地方的控制。
但是现在不同了，随着转型的加剧，现在的朝廷开始逐步放弃对乡村的控制，转而在地方上实行乡村自治。
封建会道门之中存在着大量的封建意识形态，使得他能够为统治服务。
而各地虽然表面上存在着中央政权，但是现在事实上已经存在着西南，东南，东北以及中央几大势力，使得中央的政令难以在各地真正的贯彻，而各种政治力量在斗争中也会尽量争取会道门的力量为己服务。
另外这几十年来，战争不断，灾荒频繁，社会问题丛生，灾民遍地，土匪横生。
社会经济的衰败和国家的分裂使得国家是无力解决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的。这个时候许多会道门打着慈善救济防匪的旗帜进行各种活动，会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减轻政府压力，使得国家在一定范围内会允许会道门的合法存在。
而在乡绅方面，随着新式教育的逐步普及，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乡绅子弟不愿意再回到乡村，传统乡绅的更替脱节。
尽管苏沪境内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绅权扩大和新乡绅群体的兴起，但是总体上来讲，乡绅内部的变化使得其内部争斗格外的剧烈。
特别是在战乱地区，对于农村的榨取超过了农村的承受能力，因此，对于地方基础政权的职位，一些传统派的乡绅视为畏途，而许多原先的地痞无赖和掌握地方武装的会道门组织首领就占据了这一职位，从而造成了土豪劣绅的横行。
至于宗族权利，随着国家这些年出台的各项行政法规，宗族虽然还能在地方事务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政治合法性是丧失掉了。
行政和司法权被剥夺，这就直接切断了宗族和乡村政权的联系，乡绅不再通过宗族，而是直接参与到地方政权之中。
可以说，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化，影响到了整个乡村社会对于会道门的态度。
会道门不再被视为对秩序的威胁而遭到镇压，很多乡村和地方，基层的行政人员会利用会道门甚至加入会道门组织。
而乡绅和军政官员加入会道门，又会使得会道门在政治上密切了和国家政权的结合，极大的影响会道门组织的性质。”
有个玩笑说教皇有几个师？不好意思，这些会道门可能真的能拉出几万人的武装教徒。
“等一下，周队长，不是说儒释道三家影响力十分深远吗？为什么佛道两家不抵制这种分割信徒的行为呢？”
有的人觉得南朝四百八十寺，仙人抚我顶，应该能够抵制的了这种野生宗教吧，毕竟都是国教嘛。
“你们太小瞧这个时代的混乱了，不仅是政治经济上的混乱，思想上的混乱也十分的严重。
你们想想看，这几十年来，从国外传进来了多少种思想？
东方文化派、现代新儒家、美国的杜威学说、英国的拉斯基，激进点的还有无政府主义和激进民主主义，以及我们所倡导的特色红色学说。
可以说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社会制度变革的时期，新旧杂陈，传统的社会文化虽然衰落，但是仍然存在。
而现代化的学说以及种种新文化新思想虽然传入，但是并没能够完成对传统思想中封建迷信部分的剔除和替代。
启蒙远远没有完成！
新式教育虽然出现，但主要集中在城市，除了较发达地区的农村之外，大部分的乡下还属于传统文化的氛围之中。
多神信仰，迷信观念，血亲观念，互助意识一直在延续着。
有些人喊着倡导国粹，保留国粹，可是保留下来的东西，真的是国粹吗？
至于那两个宗教，曾经还是普遍信仰，现在已经普遍衰败了，不少的佛寺现在改成了学堂，僧侣和道士人数都急剧减少。
像东亭乡，原本有着有着435座佛庙，但到了今年只存在了不到100所，其他的都被毁，或者被改为他用。
过半数的村庄已经没有一座庙了，整个县正统的和尚和道士数量分别只有24个和15个。
至于像上海南汇，佛道两教的教徒人数加在一起，说不定还没有基督徒人数多。”
“民众在这个时期是普遍存在着无助和迷茫的社会心理的。
虽然说独立自主的观念在知识界和领先人物之中广泛的被接受，但是在广大下层民众之中，传统的等靠要，被动依赖心理依然是主要的，他们十分缺乏独立自主的意识，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他们需要引导，他们需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社会变迁的加剧，战争导致了社会动荡，又加剧了广大民众的恐惧和无力感。
这个思想高地，我们不去占领，自有会道门来占领！到时候等会道门在他们的脑中深深扎下了根，我们怎么把他们拔除掉呢？”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争取会道门？这种玩意不应该直接碾碎吗？”
“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残酷剥削，使得农民，手工业者大为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失业群众。
而同时，国内没有庞大的民族工业能够去吸收它们，这个失业群体没有出路，因此造成了大批的流氓。
流氓群体会加入会道门组织之中，成为他们的大多数。
他们很多人其实就是居无定所，生活无保障的无业游民。
我们是同情他们的阶级地位的，我们反对会道门，但是我们并不反对其中参与进来的无业游民，我们反对他们的错误，政治主张和行动，但是我们并不是消灭个人，这就使得我们要对反对和改造流氓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
在取消会道门组织的前提下，团结引导争取他们加入革命，使他们变成革命力量。
在来之前，我们就已经讨论过了，首先要分析土匪情况，进行区别对待，在政治上绝不丝毫让步的原则下，对以抢劫为业，勾结豪商和与革命为敌的土匪者，解除武装，必要者可解决其土匪领袖甚至全部。
对动摇不定者，打入其中，争取其群众，反对其领袖。
对于半耕田半抢劫的土匪，要将其组织起来，引导他们进攻地主阶级，只有有革命事实表现的群体土匪，我们才会予以收编，收编之后进行改造，对所有解除武装或觉悟来归的下层群众与士兵一样待遇。
这是我们的政策保障。”
“我们这几天要去拜访的王佐与袁文才，他们两个算是传统意义上的绿林好汉，劫贫济富的那种，没有太多骚扰群众，反而会对其保护下的乡村发放照顾。组织上开会研讨之后，觉得这是个突破口，所以我们得去拜访拜访。”
周济民边说边掏出纸笔来，开始撰写宣传文件，众人在旁边围观着，飘逸的钢笔字迹在白纸上显现出来，一篇《告绿林兄弟书》逐渐成型，有的人轻轻读出了声。
“绿林兄弟们，山上的兄弟们，土豪劣绅为你们取了一个名字叫土匪，这个名字不过是土豪劣绅给你们起的罪名，但这有什么要紧，因为你们与我们都是无田耕，无工做，无衣穿，无饭吃，无屋住的穷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