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拱看了一下刘世延的奏疏，对朱载坖说道：“刘世延向陛下痛切反省，请罪。”
朱载坖冷笑一声说道：“管他作甚。”朱载坖根本没空搭理一个诚意伯，哪有空处理这些事情。
朱载坖在敲打完徐鹏举之后，就立即指令张居正会同应天府尹方廉清丈田亩，迅速推进在南京和南直隶的清丈田亩，今年就是照新例征收赋税。
同时来自地方州县主官的各种奏疏也到了朱载坖的案头，州县官员们也针对新政提出了各种建议，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针对地方留存的问题，按照大明制度，地方州县衙门的预算并不多，仅包括地方官员俸禄、卫所军需、生员廪食、孤寡救济以及皇族禄米开支等，若有其他支出必须每年会计一次，报部批准，但是实际上地方官府要承担的开支是非常浩大的。
而且大明对于州县衙门的编制是很少的，一县之官员，在朝廷有边镇的仅有县令、县丞、主簿和典史以及六曹所谓经制吏，其人数不过数十人，府衙也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管理一县一府，哪里仅仅是这些官吏能够管理的，州县衙门必须雇佣大量的书手、差役、步快、马快等，这些人可不在朝廷的供养范围内。
但是他们也是要工食银的，所以之前州县官府为了维持正常运转，都不得不将这笔费用摊派到百姓身上去，混杂在相关役银中，或额外索取于百姓，至于索取多少，就全看州县官员的良心了，好一些的，仅仅是索取工食银，要是遇到贪官污吏，借机大索百姓，为自己捞取好处也是正常。
巡按浙江御史庞尚鹏的奏疏中说的很明白，他在其中说道：“加派一节乃额外之征，头绪多端，事体不一，或以上司公礼取用看席花段，或以官员升任取送水手盘缠，又有修船料价、撮办家火、雇募长夫等项，并不申详抚按衙门，擅行科派里甲，甚至背以加派织造为名，趁机冒破入己者，盖缘钱粮原无定额，是以征派致有侵渔。”
这种毫无节制的加派，对百姓的伤害极大，不少官员显然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纷纷向朱载坖上疏。因为之前大明的赋税分为起运和留存两部分，一般来说八分起运，二分留存，留给地方州县的仅有二成，现在州县官员们认为，朝廷起运太多，给地方留存太少。
其中以庞尚鹏的奏疏最有说服力，庞尚鹏在奏疏中杭州府钱塘县为例，向朱载坖详细解释了这种加派的可怕之处，钱塘县全面折银之后全县的田赋折银为一万五千四百两，而加派高达一万三千两，已经快和朝廷的征税相当了。
这种加派固结于各项日常行政事务之中，根本无从分辨，官员吏胥的贪婪程度，应酬排场的讲求与否，直接关系到里甲负担的轻重。现在地方官府的做法都是将这些额外的开支全部按里甲摊派，至于多少，就全看官吏的良心了。
所以很多官员都认为应当增加留存比例，以应对地方州县衙门的开支，同时以一省为单位，将所有的杂费、工食银等全部统一编派，均平征收，不准地方有司随意加派加征，增加百姓负担。
朱载坖看了这些相关的奏疏，明白了州县官员们的意思，州县官员的一部分看法确实是正确的，就是州县衙门的行政经费确实是不足，原有的二分留存根本不能满足州县衙门的运作，为了维持衙门的运作，官员们不得不加派银两给百姓，甚至借机巧取豪夺。
这点确实是朱载坖认可的，但是借此大规模减少起运，增加留存，朱载坖认为这是不行的，可以适当的增加留存，但是毕竟九边大军都需要东南的赋税的支持，大幅度减少起运会危及到朝廷的财政安全，这是朱载坖所不能允许的。
而且朱载坖很清楚，开源才是重点，从百姓身上搜刮，就算是敲骨吸髓，又能有多少银子呢？谁有钱，就挣谁的。当然了，他们是不会轻易让朱载坖把钱站着挣了，所以朱载坖带了三万大军，他们要是体面，朱载坖就让他体面，他们要是不体面，朱载坖就帮他们体面。
朱载坖这几日都在翻阅东南地方官的奏疏，他们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折色比例和留存比例问题，苏州等府县，愿意缴纳本色，而徽州、浙江等地，则愿意全部折银缴纳，对于这个问题朱载坖也要和阁臣们商量之后再做打算。
现在朱载坖关心的是清丈田亩能否顺利推行，朝廷的新政能否在东南全面推行，尤其是这些勋臣们，南京勋臣无法无天惯了，朱载坖不亲自前来震慑他们，凭张居正、杨继盛他们还真不好办，毕竟魏国公在南京市百余年的地头蛇了，就像之前杨继盛在讨论军屯问题时候看到的一样。
他在奏疏中称：“各所屯军,视武弁皆世受统辖之人,自非破裂身家死生在俄顷,谁肯危言正色讦发其奸, 以取反噬之祸乎?若其同为僚属,则更相遮护,所至皆然。”
仅凭朝廷的一纸诏书就想使得他们将私自役使的军士交出来，将侵占的田亩的加以清丈起科，无异于痴人说梦。在朱载坖的严令之下，魏国公徐鹏举退出了近四千被他私自役使的军士，应天以及附近州县的田亩也开始顺利的清丈了。
南直隶的士绅地主们见连魏国公这样的国朝勋臣都不得不为新政让路，其余的地主们也就基本上偃旗息鼓，不敢和朝廷对抗了，朱载坖严令浙直各道、府、州县，尽快清丈田亩，编撰成册，日后有田地买卖等，必须及时变更，每五年由朝廷组织，进行田亩的清丈工作。
同时提督海关衙门户部左侍郎兼兵部左侍郎胡宗宪也奉诏到南京面圣，朱载坖也当即召见他，询问有关海关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