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追究责任时，杨嗣昌虽然被弹劾。
但崇祯还是保住了他，并感慨：“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戊寅之变’，使得大明的局势急转直下。
不但使得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和谈计划化为泡影。
也使得他对内的，十面张网战略也因为洪承畴、孙传庭被调入京师勤王而使农民军死灰复燃，逐渐成为一张破网。
杨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后，就承受巨大压力。
不仅李希沆、王志举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责任，他本人也屡次上书引咎辞职。
崇祯帝贬斥了弹劾他的言官，并令他落职带冠视事，不久以叙功名义使其官复原职。
此时，张献忠在谷城厉兵秣马一年有余。
终于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再举反旗，李自成前去会合，八月以后又分东西两头行动，至此“抚局”破产，明朝内地再度陷入干戈扰攘之中。
局势发展到这个时候，此时的杨嗣昌已有脱身之意。
遂推荐四川巡抚傅宗龙，接替他的兵部尚书之职。
没过一个月就传来张献忠撕毁招安、起兵造反的消息，杨嗣昌知道后颇为不安。
因为招抚张献忠的熊文灿正是他本人推荐的，熊文灿招安失败，他显然难脱干系。
崇祯帝似乎也渐渐发觉，杨嗣昌有点不靠谱，但是自己已经力排众议委以重任，要再是处罚他，岂不是说明他识人不明。
如今不如令他外出督师，倘若成功，便可以对外面有个交代。
于是杨嗣昌揣摩帝意，请缨督师。
崇祯帝顺水推舟，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五日下旨命杨嗣昌督师平寇，赐尚方宝剑。
经过一番准备后，杨嗣昌于九月六日陛辞。
当日平台饯行时，崇祯帝赠诗曰：“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杨嗣昌听罢，边哭边拜，随后离开京师，踏上不归之路。
赵安得知卢象升、孙承宗、杨嗣昌，这三人的命运时，不由得心生感叹。
在赵安看来，这三人其实是代表着，大明应对明末危机的三种解决办法。
孙承宗老成持重，他的战略应当是最完美的，在东北对建奴实行筑城，利用大明城坚炮远，国力远胜建奴，逐步的压缩建奴的活动空间，步步蚕食。
对内则是剿抚并用，以恢复国力为主。
孙承宗的战略虽好，但是见效慢花费大，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坚持这个战略。
这个战略虽好，但是不适合崇祯，这个性格反复无常的人。
崇祯帝太容易被影响自己判断，一遇到困难或是挫折，就想着调整战略。
这样的性格在小事上，叫灵活多变，但是在军国大事上，就是摇摆不定，是为君者的大忌。
对于君王而言，难的是，如何从诸多的建议中，选定正确方案。
但是一旦选择了，就必须执行到底，就算是错，也要坚持下去，朝令夕改造成影响，远超一般的战略失误。
而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计划，在赵安看来，也并不是全无可取之处。
后世的蒋校长，在面对倭寇的时候，也曾提出过相同的战略构想。
杨嗣昌想的是，先用和谈拖住建奴，对内则采用十面张网战略，彻底的镇压，平息农民起义。
等彻底解决大明内部的问题后，再腾出手来解决建奴的问题。
杨嗣昌的战略谋划，可以说是最传统的华夏文官的谋略，虽不是那么的热血，但是在赵安看来，也是具有可实施性的。
用后世的眼光来看，杨嗣昌代表的就是鸽派，主张怀柔的政策，鸽派广泛的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
而卢象升则代表的是鹰派，主张通过铁血的战争来解决大明的困境。
建奴造反，那就打建奴，农民军叛乱，那就镇压农民军。
卢象升自然是有这个底气的，就他任湖广巡抚期间，曾提出精兵思想。
他认为兵员太少，难以御敌，所以恳请增加湖广兵员数额，马步兵至少要二万四五千，而且所募之兵必须是精兵。
但是卢象升的这种精兵思想，是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之上的：
一是，明廷和地方财力困窘，无力承担增兵之饷，所以卢象升请求增兵的愿望往往很难得到满足。
如他在湖广地区，镇压农民军时，请求增加兵员，而朝廷往往是“求十而不得五”。
在给亲友的书信中，卢象升所言应更为真实：“顷如停征，如留饷，如修城，如设兵，无非一字一血，乃请十得一，岂非杯水车薪！”
因此，既然明廷没有足够的财力养兵，卢象升就只好减少请兵数额，同时严格训练现有军士，以求所得之兵尽为精兵。
二是，卢象升颇通文韬武略，且善于练兵用兵。
他一生征战，常出奇制胜，以少胜多，便是明证。
卢象升练兵，与部下同甘共苦，作战时，身先士卒，赏罚严明。所以，即便一群乌合士卒，经他训练一番后，也颇具战斗力。
如若卢象升早出生个上百年，在朱元璋以及朱棣的手中，他一定会是一员悍将，可惜的是，他出生在明末崇祯帝的时代。
崇祯帝是一个心胸狭窄，刻薄寡恩的人，表面上采用卢象升的主战方略。
实际上只不过是害怕文官御史，说他怯战懦弱，与建奴媾和。
他一面给与卢象升总督天下勤王兵马的权力，一面又派与他不对付的，杨嗣昌、高起潜等人，制约他。
使得他这个总督，有名无实，除了他曾经的几位部下，根本调不动其余的明军。
最终在战场上，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局面，战死沙场。
卢象升的阵亡，既体现了大明内部的党争激烈，也体现大明文官的无耻自私，还体现了崇祯帝的无能。
当然，最重要的是，此事给大明朝廷内部，开了一个严重的头——那就是干事的人，只要是不能成事，就得不到奖励，还要接受惩罚。
如此一来，大明朝廷就更加陷入了，纸上治国（空谈治国）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