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帮士兵跑到长安，把前线发生的事给刘彻讲了讲。
刘彻听完后，先把陈步乐叫来了，你不是说李陵如何如何好吗？怎么这就投降了？
陈步乐无言以对，自杀身亡。
刘彻随即把三公九卿喊过来开会，研究李陵这个事情怎么处理。
“李陵投敌叛国，罪无可恕！”
“投敌叛国，罪无可恕！”
“投敌叛国…”
谁发言也是这两句。
不能怪大臣们落井下石。一则李陵投降是事实；二则李陵在朝廷里没有根基，没有帮他说话的人；三则，也是最重要的，即便有人想帮李陵说话，也不敢开口。
因为这个刘彻早就不是当年的刘彻了。汲黯一死，再无汲黯，没有一个人敢再挑战刘彻的权威，连东方朔都死了。
刘彻其实很孤单，一个人孤单太久，会变成疯子，今天的刘彻，基本上可以归入疯子的行列了。但是刘彻脑袋是没问题的，所以前边说过，他是清醒的疯子。
李陵如果得胜归来，或者战死，都好说，可他就是投降了，导致刘彻有些混乱。
当年霍去病射杀李敢，刘彻为了维护他，当着众人的面说瞎话，说李敢是撞了鹿角被捅死的。这话当然封不住悠悠众口，以致影响非常之恶劣，刘彻掉了不少身价。
刘彻对李陵的心态，和当年对霍去病差不多，他想维护李陵，实际上，他想派一支特种部队把李陵救回来。
但是这个话不好开口，李陵怎么说也是投敌了，皇帝救叛徒，总不好看。其实皇帝有很多话是不好开口的，要找下边的人帮忙说。为免重蹈李敢一事的覆辙，刘彻把各色人等都招来，超大场面，大家来表态，研究一个小小的李陵问题。
只是没想到大家都拣不用负责任的话说，顺坡下驴，李陵投降了就是叛国，李陵有罪…这话找不出错来，刘彻想发怒都没理由。
当然，这是刘彻自己一手造成的。
这不是刘彻想要的结果。
刘彻的目光在大殿上转了好几圈，最后停到坐在角落的一个人身上，这人叫司马迁，官任太史令，本职工作是写历史。
皇帝开会是国家大事，他也参加，在一边记录，写到历史里去。基本上讲，司马迁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只负责记录。
刘彻说，太史令，你怎么看李陵这个事。
司马迁有自己的想法，想法还不少，连写历史都掺和进自己的想法，这和史官的职业道德有一点点相悖。好在司马迁不像后世的史官，好事泼墨如水，坏事东掖西藏，比如司马迁说他的开国皇帝刘邦是酒鬼加色狼，这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后世，尤其是20世纪，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大家都把司马迁的缺点当优点看，优点用放大镜看。
司马迁得到这么难得一个说话的机会，正好把藏在心里的话都倒出来，当然，他还是加了一番粉饰的，至少他自己认为粉饰过了，皇帝不会怪罪他。
司马迁说，我和李陵认识，这个人对亲人孝顺，对士兵仁爱，奋不顾身，为解救国家危难，而慷慨奔赴前线，有国士之风，举世无双。
但是人都有轻重缓急，李陵运气不好，做了错事，不幸的是，有些不用打仗，只知道保全自己的人，抓住这件事不放，肆意夸大李陵的罪过，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是很让人痛心的。
李陵只有五千人，匈奴有多少，十一万啊，匈奴人但凡能打仗的，都来追杀李陵。李陵转战千里，拼死抵抗。弓箭射完，便手持白刃搏杀，这是士兵们为李陵拼死效力，虽古之名将也不过如此啊陛下。李陵虽然投降，但是他的战绩卓着，光耀天下。我想，李陵之所以不战死，是想等待机会再次为国效力吧。
司马迁讲完了。
刘彻的脸色很难看。
司马迁说错了吗？似乎没有，依今天看来似乎没什么错误，至少没什么原则性错误。
可是刘彻脸色就是很难看。
司马迁在自己的书里写到过这件事，很详细。司马迁说，李陵投降后，皇帝坐立不安，办公都没心思，原文是“（刘彻）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没人敢说话。后来刘彻召集大家开会讨论李陵的事，司马迁觉得，皇帝这是不想放弃李陵，但是不好开口，所以想让大家替他说。
这些都是司马迁亲眼所见亲笔所记，应该假不了。从后来刘彻的言行看，他确实不想放弃李陵，司马迁并没有会错意。
司马迁继续记录道，李陵的话题一开，众臣落井下石或者沉默不语，没一个帮李陵说话的。在这件事上不帮李陵说话就是不帮刘彻说话，刘彻下不来台，司马迁就想帮皇帝一把，正好皇帝问到他，于是他慷慨陈词，说了上文那一堆，自以为帮皇帝铺了一个台阶。
可是刘彻的脸色依旧很难看。
于是司马迁就被判了腐刑，割掉生殖器，这个事情连初中课本上都有，不需再多说。当然，课本上为了怕教坏小朋友，没说腐刑就是割掉生殖器。
司马迁的原文说，皇帝安给他的罪行是“诬罔”，就是诬陷毁谤。说他大肆鼓吹李陵五千人作战如何英勇，明显就是话里有话，暗指刚从前线打匈奴回来不久的李广利将军作战不力，属于挑拨离间，败坏人心，理应治罪。
司马迁说，皇帝错误地理解了他的话，他是被冤枉的，一番好意招来当头祸。
如果按照司马迁自己的说法，也能解释的通，于情于理还算凑合能接受。
但是只能到凑合这个程度，因为扯上李广利太牵强了。刘彻何必要弄了这么一个生硬的理由跟司马迁过不去？
或者说，诬罔也许只是表面原因，一部分原因，背后还有一些不太好说的事情。
我们不要忘了司马迁的职业，他是写历史的，他那一支笔，比今天的任何媒体都可怕。
《三国志.魏书. 钟繇华歆王朗传》有这么段记载，魏明帝曹睿和大臣王肃聊天，曹睿说，“司马迁这个人很没意思，他受了刑，肚里有气不敢说，就在史书里把汉武帝写成暴君。”
王肃答道，“司马迁写历史是有什么记什么，好事不夸大，坏事不藏着，称得上良史。当年汉武帝知道司马迁写历史后，便拿来读，读到景帝本纪和自己的本纪时，勃然大怒，便把这两章削了去，所以我们现在（指三国时期）读到的《史记》，没有这两章。后来司马迁为李陵辩护，汉武帝便借机惩罚了他一下。”
也就是说，三国时期的文人，认为司马迁受刑是因为写历史的缘故。
这个说法还可以向前追溯，东汉时期成书的《汉旧仪注》曾提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下蚕室的意思就是受腐刑）。”
至少本人认为，这个说法讲得通。
刘彻对司马迁早就有意见，司马迁写的不是别的东西，是史书，是定论，以后千秋万代读到刘启刘彻，都会骂这爷儿俩不是好东西，所以“怒而削去”，所以给了司马迁一刀。
也许这才是根本原因，为李陵辩护只不过是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