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欢的长子高澄，字子惠，小名阿惠。自幼聪慧过人，严明有大略，具备政治天赋，自小就深得父亲高欢喜爱。东魏建立后，历任尚书令、大行台、并州刺史、京畿大都督、吏部尚书等职。
天平三年（536年），入朝辅政，拜大将军，册封渤海王世子，通过改革官员选拔制度，惩治贪贿，整顿吏治，制定法律等手段，迅速确立了权威。
年仅十五岁时就担任代理吏部尚书，即东魏朝廷的宰相职务，到了538年，由代理变成兼任史部尚书，正式确立高澄为东魏朝堂上的宰相地位。
在高澄入邺城辅政之后，东魏政权初期官场的贪贿之风，开始逐渐得到改善，（538年）十二月，高澄担任吏部尚书之后开始整顿吏治，改革官员选拔制度，不拘一格选用收集人才，给东魏的政治带来了新气象。
北魏从崔亮开始挑选官员就论资排辈，不按才能选取。高澄废除了这一个制度，开始根据才能名望挑选官员，亲自写书征召各地有才学有名望的士子为朝廷效力。
当时品德好、有本事的人，都得到了提拔重用，有的一时安排不了相应的位置，高澄就将他们召为宾客，在自己府中供养起来，有时间便与他们一起游园娱乐赋诗，使这些人各得其所，各尽所长。
北魏末年时期，自从河阴之变后，当时的权臣尔朱荣为了安定朝中人心，上奏滥封官爵。赠荫一事，渐渐变得杂滥无章，平庸无能的官员动辄高官厚禄，被有识之士所非议。
高澄任职宰相后开始纠正其过失，使得追赠褒扬渐有章法。高澄推荐铁面无私的崔暹为御史中尉，严厉打击那些无法无天的贪官污吏，尤其是窃据高位的权贵，有许多人被绳之以法。官场风气大有改观，人心为之一振。
兴和三年（541年），高澄在麟趾阁和群臣编纂议定了律法《麟趾格》，并颁布天下。《麟趾格》是《北齐律》的蓝本，又是隋唐律法的直接渊源，影响一直波及后世。
在高澄的主持下，朝廷将治国的政策书于榜上，公开张贴在街头，供天下百姓自由评论，发表意见。对那些提出建议或批评时事的人，都给予优厚的待遇，即使言过其实或言辞激烈，也予以宽容，不加罪责。
由于百姓的称赞，高澄的威望不断上升。在这段时期内，东魏与南方的梁朝关系比较和睦，双方的使节往来频繁。然而，为了显示各自的“国威”，东魏与南朝梁的使节都竭力在言辞、才学方面争锋，常常出现热烈辩论的场面。
无论是梁使至邺城（今河北临漳），还是魏使至建康，都是如此，久而成为惯例。高澄则乐于此道，每当设宴招待梁使，高澄或者亲自到场，或者派遣属下与会。凡是东魏方面有所妙论、他都兴奋异常，为之鼓掌助威。
他也因此召揽了一大批文人学士，或罗致门下，以为宾客；或推荐给朝廷，出任各级官吏。
高欢俩父子，一个在晋阳遥控朝政，建立军事基地，加强军备，儿子则留在都城邺城管理百官事务，朝廷内政。两个人互相配合，可谓相得益彰。
高澄主政期间，对弟弟高洋也是十分赏识，并着意栽培，在高洋年仅不到十岁时就将他引荐入朝廷任职。
高洋于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535年），凭借门荫入仕，拜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等职，历任左仆射、尚书令等要职，受到其兄高澄的重用。
兄弟二人成为了高欢掌控整个东魏朝政的有力相助之人。期间，高洋每天跟随大哥上朝议事，学习到不少的治国实务经验，为他日后成为帝王打下了坚实牢靠的基础。
高澄与高欢对待民族矛盾方面有差别，他爱贤好士，没有民族偏见，在鲜卑政权之中，能够做到礼遇汉族士大夫。他也支持汉族官员崔暹等人的各样举措，使这些汉族官员敢于展开弹劾监督的行动，不畏强权。崔暹等一干汉族文官在高澄的大力支持下全力纠察权豪，无所纵舍。
高澄在对待贪腐问题上也比高欢进取，他到邺城上任后执法严厉，处事果断，人们为之震惊。当时在邺城朝中的事务主要由孙腾、司马子如、高岳、高隆之等人管理，都城人称他们是“四贵”，这些人自恃功高，在邺城专横放肆，骄蛮贪婪，不可一世。
高欢想要削弱他们的权力，所以委任高澄为大将军、领中书监，将原来属于门下处理的机要大事全部移交给中书省，对文武百官进行奖赏与惩罚，事先都必须向高澄禀报。因此，高澄到邺城后对“四贵”采取了压制的办法。
有一次，高欢的死党故旧孙腾见高澄时，不愿表现得恭恭敬敬，高澄便命令左右把他从床上拉下来，让他立在门外，身边围上刀环，狠刹了孙腾的威风。
高欢知道高澄的一系列动作后，告诉他的臣子们，让他们不要与高澄起冲突。于是，百官见到高澄之后更加畏惧。
高澄的威望之所以能够慢慢建立，除了他自己一系列雷厉风行的举措以及其严厉的刑罚外，还有高欢对自己这个儿子的支持。高澄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众臣信服，这与高欢为高澄一路的铺垫是分不开的。
只可惜，高欢始终对“四贵”采取包庇纵容的手法，令高澄不得不卖老爹的面子，而对贪腐问题没有做到彻底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