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此时有另一名士兵认出我来，便告诉他我是魏右将军的儿子，如今还是教导主任，这老兵听了就不肯再言语了。由此可见平日里我们是听不到辅兵、军户和农户的声音的，带着他们去劳作，三个人也不能当一个人用，带着他们去打仗，十个人也顶不住一个真正的士兵。
平时打仗的时候，大军后方的民夫和辅兵大抵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双方号称带了数十万大军，实际上能打仗的只有数万精锐，其他人只能当看客，赢了当然好，可以跟在后面捡战利品，输了就赶紧逃命，逃得慢了就会被对方捉去，这也是为什么一旦精锐吃了败仗就容易演变成全军溃散，而上千民夫和辅兵的损失往往不被将领们看在眼里。
被汉军捉了当俘虏后，大部分辅兵和民夫表现都很平均的，只要汉军不打骂他们，按时给饭吃，他们便肯干活，等知道干重活还有额外奖励后，他们便积极去争抢那些岗。
这些被魏国官员和将军们定性为“懒惰、无用、炮灰”的辅兵，在汉军这边却因着不同的对待和制度，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一面。由于每个人做工都会被记录下来，并按劳动表现公平分配，哪怕是最底层的俘虏，只要努力干活，就能得到应有的份额，甚至得了病还有医士看病，所以他们的眼睛里也有了光彩。
我还发现，这些底层百姓之间有着一种质朴的互助精神。当有人生病或者受伤无法完成工作时，其他人会主动帮忙分担，这种在苦难中相互扶持的情谊，以往只存在于那些高高在上的将军和世家子弟们相互吹嘘之中。而装病逃避劳动的人则会被周围的人唾弃，若是不想被排除在集体之外，便要好好劳作。
再加上汉军管理俘虏不依赖于原本魏军中的屯长、曲长，而是让俘虏们自己选出有威望的人来当组长，再让组长们推举他们信服的人当领队，所以俘虏们之间的矛盾也大大减少，若是真有解决不了的纠纷，便让汉军来评理，到现在也没发生过不服从判决的事情。
在这三个月里发现，战俘营中的民夫和俘虏的实际表现，完全推翻了魏军关于辅兵的“底层愚笨”“兵痞难管教”的论断。在汉军管理下，原本三个人的工作量能抵得上五个人；行军时十名散兵竟能聚成一支小队不散开。这种反差并非是单纯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而本质上是两种制度的碰撞。
因为汉军有更加富足的物资，所以就可以不去掠夺俘虏碗中的粮食，反过来还能给予俘虏更好的待遇，这种做法是因为目前汉军控制的范围小所以有余裕呢，还是因为他们在全国范围内都有这个力量呢？我暂时不能判断，但如果汉军真有能力把战俘营的待遇推广到天下，那么这个世上就没有能阻挡他们的军队了。”
这份报告是年后才送到马谡的办公桌上的，马谡觉得很有意思，又转交给杨仪、赵云看。由于张雄自身文化素质也就那么回事，之前那份《军户论》已经算绞尽脑汁了，所以这份报告完全都是大白话，因此赵云看到一半忍不住笑出来了：
“张儁乂的儿子实在不像个将门出身。张儁乂当初给他请老师的时候肯定也不是请的什么名士。”
相比之下杨仪有点不满：“哪有给大汉做工还要说对大汉没信心的道理！真不愧是张合的儿子，父子两个一个德行！”
不过杨仪也就是抱怨两句，因为张雄最近表现不错，所以调度俘虏干活的事情已经大半交给他，杨仪、廖立、马谡都从俘虏管理工作中解放出来，目前俘虏们最大的任务是照顾冬小麦和烧砖，前者是为了粮食，后者则是为了可能会迁徙而来的家眷。
丞相出发前就在军中收集了希望把家眷迁来凉州的士兵的名单，等返回成都后又对照名册让各地官吏询问当地的家眷是否也愿意迁往凉州，愿意迁徙的就会在凉州当地分田和房子，虽然阵仗很大，不过丞相估计能有两三千家眷愿意跟来凉州就不错了，到时候可以让他们跟着大军迁来凉州。
最初统计上来愿意跟着来凉州的有三千多户，这个数字略微超出丞相最初的预料，但并没有多太多，不过仍然让对应的搬迁工作也多了不少，新年后丞相就在张罗这些事情，由于这样的搬迁工作会影响春耕，因此还要安排人照顾这些迁走的人家留下的农田，并要让凉州准备好他们的农田，登记造册等等，这样的工程在公元三世纪堪称浩大，就算有了短波电台，依然耗费了不少人力。
不过丞相依然认为这是有必要的，一方面迁徙益州的人民过去可以让汉军在当地的基础更牢靠，另一方面这也是对长年在外征战的士兵的一个安慰——由于后世网友们的支援，季汉的北伐工作一直很顺利，但是也导致了凉州前线一直处于高压状态，大军只能轮休，却不敢整体撤回。把军属缓慢迁徙到离他们近一些的地方有助于这些士兵化解思乡的心情。
相比北伐的将士们，高层官员和将领返乡的次数更少，像杨仪、马谡、阳群等人自从北伐后就没再回过家，魏延这样的除了带着长子在汉中打了个晃外也没有回过家，虽然大家都知道后方的同僚们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家人，不过偶尔还是会流露出思乡之情。
事实上陆仁甲这次来成都亲眼见到丞相后曾经提出过一个构想，既然现在凉州和成都都有短波电台，完全可以效仿后世那样建立电报站，然后前线的将士们可以给后方发电报，后方也可以给前方发电报，当然这个“电报”肯定不能是莫尔斯电码，最多是短波电台留人记录然后向每个人转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