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志愿军从1950年10月入朝参战以来，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连续进行了五次较量。到1951年6月上旬，把“联合国军”阻挡在了三八线附近，战线稳定下来。
这期间，战争双方为了取得战场上的有利形势，都在不断的投入。到1951年6月，双方战场上的军事力量，都有了较大的增长。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这边，总兵力由41万余人增加到112万余人，其中志愿军由30万增加到77万，人民军由11万增加到34万，总共有志愿军14个军、10个炮兵师（含高炮师）、2个坦克团及其他勤务保障部队，人民军7个军团。
志愿军各军没有坦克和装甲车编制，2个坦克团共有坦克80辆，刚刚入朝，还没有来得及参战。
共有轻迫击炮（包括火箭筒）以上火炮8500百余门。
人民军也没有装甲车编制，有1个坦克师约100辆坦克，轻迫击炮以上火炮约2500余门。
苏联空军投入了2个歼击机航空兵师，共120架飞机，从1951年第2季度开始，掩护清川江以北地区铁路运输，另人民军有1个航空兵师约40架飞机参加作战，志愿军只有1个歼击机航空兵师，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完成了实战练习，尚未正式参战。
志愿军和人民军没有海军参战。
“联合国军”方面，总兵力由42万增加到69万，其中地面部队总共有美军7个师和1个空降团、南朝鲜军10个师和1个海军陆战团、英军两个旅、加拿大和土耳其各一个旅，以及其他国家的部队共55.4万余人。
其中美军25.3万余人，另有1.2万余南朝鲜人在美军部队中服役，南朝鲜军26万余人，英、法等其他“联合国军”2.8万余人。
“联合国军”部队的坦克由880余辆增加到1130余辆，轻迫击炮以上火炮由2820余门增加到3720余门，另有装甲车490余辆，3.5英寸口径火箭筒7080余具。
“联合国军”空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航空兵和舰载航空兵，由20个大队另数个中队增加到23个大队，另8个中队，飞机由1200余架增加到1700余架，其中属于第5航空队指挥的战斗轰炸机、战斗截击机、轻轰炸机、战术侦察机、空中指挥机和空中救护机等各型飞机1030余架，远东轰炸机指挥部指挥的战略轰炸机和战略侦察机115架，第315空运师指挥的运输机220余架，海军舰载机240余架，此外还有炮兵校正机120架。
海军可用于朝鲜海域的舰艇270余艘，包括第77和第95两个特种混合舰队以及第90两级登陆舰队，部署在朝鲜东西海岸和日本沿岸。仅第77和第905两个特混舰队，即编有5艘航空母舰等各种舰只108艘。
从战争双方投入到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兵力上以1.6:1，占有较大优势，但在武器装备上，则处于悬殊巨大的劣势。
“联合国军”占有武器装备上的绝对优势，一直掌握着整个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但劣势在于兵力不足，兵源补充困难。
中国革命军队在长期战争中形成的特点，是灵活多变的战术。
鉴于敌人火力凶猛的特点，志愿军决定施行带有坚守性质的机动防御，在前沿通常以少量部队疏散配置，在二线保留强大的预备队，通过反复争夺来守住阵地。
白天，面对敌人强大的炮火、飞机和坦克协同的攻击，第一线阵地常常失守，到了夜晚志愿军又趁着敌军来不及修筑坚固工事，即刻反击夺回。第二天白天若再丢失，晚间继续反击夺回。进行这种反复争夺战，志愿军的伤亡虽然较大，但对方的损失也实在不小。
由于志愿军方面兵力数量占优，并且后备兵员充足，敢和美军比拼人力消耗。美国军方事后也总结道：“敌人顽强抵抗，往往战斗到最后一人，让骑1师付出了沉重代价。情况往往是，美军攻占作战目标之后，兵力不足以抵御敌方随之而来的强大反击。”
历经20天的争夺，西线美英军仅推进了3至4公里，因损失惨重被迫停止进攻，表明志愿军这种拉锯式的反复争夺防御是行之有效的。
1951年8月18日，“联合国军”趁朝鲜北方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志愿军和人民军供应困难之机，发起夏季攻势，主要进攻方向为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朝鲜人民军防守的阵地。至9月18日，“联合国军”除在杜密里以北851高地至1211高地地段继续进攻并持续至10月中旬外，其他地段被迫停止进攻。
为配合人民军作战，志愿军第一线的第64、第47、第42、第26、第27军积极进行有限目标的战术反击，攻击“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多处阵地，共毙伤敌3900余人。在夏季防御作战中，我阵地虽被突入2～8千米，失去土地179平方千米，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勇奋战，消耗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全线共毙伤敌7.8万余人。
“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被我粉碎之后，并不甘心失败，仍企图以军事压力迫我就范。
9月29日，“联合国军”在经过充分准备后，发动秋季攻势。
东线的志愿军第20兵团和人民军第5军团一部抵御了敌军的“坦克劈入战”。
在志愿军第67军防御的27公里宽的阵地前，美军出动了280余辆坦克发起攻击，每天发射炮弹5万至10万发，出动飞机达100至130架次，这是朝鲜战争中，美军最大规模的一次运用坦克作战。
面对敌军坦克和步兵协同攻击，志愿军第67军边战斗边补充，边抢修工事，白天失去的阵地在夜间反击夺回。各师、各团还组建了反坦克队，在道路上设置了大量障碍物，有效减缓了敌军坦克前进的速度。
经过10昼夜的激烈战斗，敌人在艰难推进了6至9公里后，被阻拦了下来。美军损失较大而战果有限，在此之后再也不敢使用坦克，向志愿军阵地进行穿插。
美方发起的“秋季攻势”以及同期进行的空中“绞杀战”，都是损失惨重却进展甚微，在10月末，被迫转为防御。
敌人停止进攻后，志愿军又展开了部分反攻，在10月底用6个军实施了34次进攻战，每次以歼灭敌人1个连、1个营为目标，经过反复争夺，最终夺回并巩固占领了9处阵地。
在过去一个月的秋季攻势中，“联合国军”成功从中朝军队手中夺去了总计467平方公里的土地，但这一成果的代价高昂极了。
根据志愿军方面的统计，在秋季防御作战中，志愿军与北汉江以东的人民军，共歼敌、伤敌及俘敌达7.9万人。换句话说，“联合国军”每占领1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要付出170人的伤亡代价。范佛里特策动的夏季和秋季攻势就这样黯然收场。
参联会主席布莱德雷认为，美军在夏季和秋季发动的攻势行动，从战略角度来看是失败的。
他在向杜鲁门总统提交的报告中写道：
美军在朝鲜战场“施行的占领个别高地的战术，不符合美国在远东的全盘战略”；“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20年的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
李奇微也在回忆录中写道：
“由美军第2师和第9军实施的这些进攻行动增加了美军的伤亡，结果，在国内，尤其在国会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在国会，人们认为，总的态势并无明显改善，不值得付出如此重大的伤亡。陆军部长弗兰克·佩斯不得不写信将‘国内战线’的这种情绪和看法告诉我。”
不过，李奇微并不承认夏秋两次攻势的失败。
他表示，这两次攻势对美军而言，并不是毫无成果：“这些行动明显地提升了我们的防御状态，同时也让中止了停战谈判的共产党人深刻意识到，回到谈判桌前，才是更明智的选择。”
李奇微的这番话带着几分自我调侃的意味。
事实上，正是因为美军在这两次攻势中遭遇了惨重的损失，他们才真正意识到，想要依靠军事力量，迫使中朝方面屈服，是无法实现的。重启谈判不仅仅是中朝方面的决定，更是美国人在战场上无法取得进展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无奈选择。
志愿军、人民军抗击“联合国军”夏、秋两季攻势的防御作战，对整个战争进程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和转折性。
在此之前，志愿军在战略全局上主要是进行反攻性质的作战，防御作战只起局部的或辅助的作用。
当时的战役指导，更多地是在强调防御作战的机动性，注重将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并通过防御，为日后的反攻和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随着秋季防御作战的推进，尤其是在第六次战役计划取消后，军事分界线的划定成为停战谈判的核心争议，志愿军坚守现有阵地的防御战，越来越具备更为重大的战略和政治意义。阵地战不再仅仅是局部的或者辅助性的战斗，而是已成为志愿军的基本作战方式，上升到战略的高度。
1951年10月，中央军委明确了志愿军在战场上的作战方针：“坚守防御”，并指出：
“作战方针应是在现有规模上进行持久的防御战，以大量消耗敌人、争取就地停战的胜利。”
11月14日，中央发给乔大叔的电报中，对志愿军的作战方针，作出了如下表述：
“节约兵力、物力、财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
从1951年12月开始，战场上再次出现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机，志愿军和人民军抓住这个机会，在整个战线上，展开了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的大规模筑城活动。
朝鲜战争全面进入了阵地战的新阶段。
在志愿军连续发起五次战役之后，中国领导人对战争的未来发展，有了更为现实的清晰判断，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战争指导方针，实行以作战方针调整和主要作战形式变换，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转变。
就在这时候，美方放出了寻求停战谈判的试探信号，中国领导人立即抓住这个机会，适时作出“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政治决定。
美国远东空军司令奥托·威兰将军表示：
停战谈判的开启，象征着战争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当交战双方的代表团在开城会见时，都是在为实现早已确定的政治目的、军事目的和战略而努力，这真的是一次根本性的变化，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为一场新的战争。
敌我双方都放弃了用武力统一全朝鲜，这个相同的政治目的，双方也都放弃了夺取和控制朝鲜土地的军事目的。双方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已变得一致：“在对各自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停战”。
周恩来在谈到中国对停战谈判的态度时，引用了一句古语：“行于当所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随着谈判的展开，抗美援朝战争形成了两条战线：
一条是战场上的军事战线，也就是“打”；
另一条则是谈判桌上的政治外交战线，即“谈”。
在这场战争的后期，边战边谈、打谈结合，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愈战愈勇，屡获胜利。终于，美国人在1951年11月23日不得不按照中朝提出的原则，以双方部队的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达成了第二项议程的协议。李奇微也不再提那个“一万两千平方公里的海空军补偿面积”，能守住现有战线已是万幸！
11月27日，双方代表团通过了一项协议，规定以战场上的实际接触线作为军事分界线。此后，朝鲜停战谈判依次进入了第三、第四和第五项议程的讨论。美国人在该协议中新增了一条内容：“若停战协定在三十天内未能签署，双方将确定当时的接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
战后，双方各自记录了两起颇为有趣的事件。
柴成文回忆说，11月24日，对方坚持要求将高望山到大德山一线的几个山头，划归他们所有，而当时他们的部队仍在进攻这一地区。显然，对方认为胜利已成定局。然而，到了11月27日，美国人却悄然不再提及此事，三天过去了，他们一寸土地也没能夺下来……
西方着作中曾记载，志愿军代表解方有一次与对方就一个山头的归属问题发生争论。对方坚称该山头属于他们，解方并未继续争辩，而是低声对身边的参谋说：“不用担心，这地方今晚就会是我们的。”
对方的美籍华人吴翻译耳朵很灵，恰好听到了这句话。
他立即向美方代表报告了情况，\"联合国军\"随即加强了防御，严阵以待，誓死守卫此地。然而，第二天解方却带着一脸满足的表情出席了会议，原因是：\"就在那个夜晚，中国军队已经占领了那个高地，是用怎么也没有料想到的大军队攻下来的。\"
美国人还记载了一件与解方有关的趣事：“有一次，中国的解代表发了火，他对着霍迪斯代表大发雷霆，怒骂霍是个王八蛋，声嘶力竭地喊道，只有鬼才会相信‘联合国军’是诚实的，是热爱和平的……”
日本人则唯恐天下不乱地解释道：“‘王八蛋’这个词，在中国是侮辱对方的语言中，最厉害的一个词。”
霍迪斯当时被骂得一头雾水，他不明白为何一向以好脾气着称的解代表，为什么会如此愤怒。日本人则说他“因为事发太突然，（霍）忍了又忍……”。
以后，美国人气愤地将解方称为有时是庸俗的，但经常是很能干的“解少将”，美国公开史料则将解方将军誉为“最可怕的谈判者”。彭德怀则对解方非常满意，多次表示：“这样难得的人才，以后回国要推荐给周总理搞外交去！”
对比谈判代表们激烈的舌战，严格地说，在双方的军事参谋会谈中，由于主要从纯军事角度出发研究问题，气氛比较缓和，问题解决也快。26日下午，在双方把已共同认可的点线一丝不差地从图版上改画到准备草签的地图上时，穆莱上校却把已确定划在中朝方面的1090高地改划给己方。
柴成文愤然说道：“不可以！这已经是昨天达成的协议，不能更改！”
穆莱上校满脸涨红，愤怒地吼道：“我已经退让了四个，等等，不对，是五个山头！该死的，我已经让步让得够多了，让的我头都快要炸了！”
柴成文也大声喊道：“你这样不行，你应该把这种态度收回去！”
一边的肯尼上校自觉过分，站起来，将穆莱改画的线恢复原状，同难堪的穆莱上校嘀咕几句，穆莱冷静下来了，稍过片刻，他向柴成文道了歉：“柴上校，我很遗憾，刚才我不该发脾气，请你原谅。”柴成文点头接受道歉：“这样就对了，我们作为参谋人员，总免不了要合作办事的嘛！”
接触线已经确定，接下来要划定双方各自后撤两公里的非军事区南线和北线。然而，由于接触线蜿蜒曲折，在一些狭窄弯曲的地段，距离不到四公里，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后退呢？中方制图员急得满头大汗，苦思如何绘制。
王制图员手握铅笔，无从下手。
中国代表团人才济济。翻译蒋正豪在清华大学上学的时候，主修的是土木工程，他走到绘图桌前，说道：“这很简单，以接触线上任何一点为圆心，以二公里为半径画圆，圆周的轨迹就是南北线。”
制图员顿时茅塞顿开，供第二天草签使用的各退两公里地图，很快就绘好了。
第二天会议一开始，美国方面便尴尬地向中方表示：“我们目前遇到了一个重大技术难题，无法绘制出从实际接触线向南北各退两公里的非军事区边界。这是一个需要专家才能处理的技术性问题，只有等东京的专家到场后才能解决。”
中方人员微笑着摊开地图：“你们看看，是不是只能这样画？”
面对那张无懈可击的地图，美国人顿时愣住了。军事分界线确定后，战场上除了敌人的绞杀线还在继续以外，局势已相对平静了。中朝方面认为停战协议即将达成，毛泽东也发来电报，指示力争在1951年内签署协议。
按中朝方面的设想，剩下的只是按议程讨论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按国际惯例交换各自战俘，这都是一些技术性问题，应该是能很快解决的。他们低估了美国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狡猾、贪婪，以及向全世界宣扬所谓自由精神而继续冒险的决心。
会谈又卡住了。
令人震惊的是，美方居然不允许北朝鲜这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战后修建机场！
朝鲜代表说道：“我们绝对无法接受你们关于限制机场设备的提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寸步不让，我国的内政绝不容他国干涉！”
美国代表的话语，则彻底显现出霸权主义的本质：“我们现在就是在干涉你的内政。你要是敢修机场，修好了，我就给你炸掉；你再修，我就再炸……你们应该抛弃主权和内政这些毫无意义的词语！”
中朝代表当时被美国人的无耻惊住了。
他们刚开始还以为，这只是美国将军的信口开河，军人在政治上无知一点，并不足为奇。但在以后，看了乔埃将军的回忆录，他们才知道这些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言论的版权，属于美国白宫和国务院。
乔埃则在回忆录中辩解：“战争本身对于双方内部政务，就构成了最大的干涉，而停战则为战争的另一种技术形态，只是因为签署了协定，而减少了干涉的程度。”
这是彻底的强权逻辑。
中朝人员也看透了美国人的心虚，美国人实在是害怕越战越强的中朝联军地面部队，又得到强大空中力量的支援。1952年1月27日，柴成文称“理屈词不穷的对方，有些胡搅蛮缠了”。
当日，双方同意再次休会，只举行参谋会议，就已达成的原则协议做细节的讨论。美国人又要试图用武力压迫中朝方面让步，这次他们选择了细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