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桓温的首席谋士，或布局朝堂，或纵横沙场，让各方势力或追随其影，或忌惮其威。他也是才华横溢的儒雅墨客，书法神韵翩翩，佛学精义滔滔，与名士共论义理，其才情风采仿若清风徐拂。他以多面之才，在东晋的历史长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且独特不凡的深刻印记。
他就是“密札解父”的东晋司徒左长史——郗超。
郗超，字景兴、敬舆，小字嘉宾。高平郡（今山东省济宁市）人，出身高平郗氏。东晋时期大臣、文学家、佛学家，桓温帐下的首席谋士。
郗超出生于东晋的名门望族郗氏家族，其家族在当时的政治与文化领域皆颇有声望。郗超的祖父郗鉴是东晋太尉，在稳定政局等多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他的父亲郗愔是徐州刺史。在这样一个家族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郗超，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饱读诗书，聪慧过人。
然而，郗超却并非传统意义上循规蹈矩的世家子弟。他性格豪放不羁，行事风格常常出人意料。他对传统的礼教规范和繁文缛节并不拘泥，而是更倾向于凭借自己的才华与智慧在世间闯荡。《晋书》记载：“少卓荦不羁，有旷世之度，交游士林，每存胜拔，善谈论，义理精微。愔事天师道，而超奉佛。”这种独特的性格特质，在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与人际交往中均有着极为鲜明的体现，也为他在东晋那个复杂多变的时代舞台上演绎独特的人生篇章奠定了基础。
公元345年，永和元年。会稽王司马昱被授为抚军大将军，征辟郗超为府掾。
公元348年，永和四年。桓温因平蜀之功，进位征西大将军。郗超进入桓温幕府，担任征西府椽，后改任大司马参军。
桓温英气高迈，很少推崇他人，但在与郗超交谈之后，却认为他深不可测，因此尽心礼待。而郗超也一心追随桓温，不久又被授为散骑侍郎。在桓温帐下，郗超迅速崭露头角，成为桓温最为倚重的谋士之一，堪称其幕府的核心智囊。
当时，东晋朝廷内部政治格局错综复杂，各方势力相互角逐。桓温作为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的大将，心怀壮志，意图在政治上有更大的作为。郗超深刻洞悉桓温的野心与抱负，积极为其出谋划策，在诸多重大事务与决策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晋书》记载：“温怀不轨，欲立霸王之基，超为之谋。”
在桓温策划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与政治权谋斗争中，郗超都能精准地分析局势，提出极具前瞻性与可行性的策略建议。他的谋略不仅帮助桓温在军事上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如在伐蜀之战等战役中展现出卓越的战略眼光，更在政治博弈方面为桓温积累了雄厚的资本，使其在与朝廷其他势力以及其他权臣的较量中逐渐占据上风，从而对东晋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且关键的影响，在东晋的政治风云中掀起了阵阵波澜。
公元369年，太和四年。在桓温北伐枋头之战中，郗超展现出了非凡的军事谋略才华。战前，郗超对局势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向桓温提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战略建议。
其一，是率领大军直捣前燕的都城邺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凭借晋军初期的锐气与优势兵力，力求一举攻克敌都，从而在最短时间内结束战争。此计若能成功实施，将可迅速奠定胜局，使东晋在北方的影响力得到极大提升。
其二，则是鉴于当时晋军后勤补给线漫长且脆弱的实际情况，建议桓温屯兵于黄河、济水一带，先稳固己方阵地，同时控制水路运输要道，确保粮草物资的供应源源不断。在此基础上，耐心等待敌军内部出现破绽或变故，待时机成熟时再发动致命一击。这一计策充分考虑到了战争中的后勤保障与长期对峙的可能性，体现了郗超稳健而周全的战略思维。
然而，桓温在权衡之后，并未完全采纳郗超的建议，而是选择了一条折中的进军路线。结果，晋军在枋头陷入了与前燕军队的长期胶着状态，后勤补给逐渐出现困难，士气也开始低落。最终，在慕容垂等前燕名将的反击下，晋军遭受重创，被迫撤退。《晋书》记载：“温不从，果有枋头之败，温深惭之。”
尽管此次战役以失败告终，但郗超在战前的战略谋划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对复杂局势的精准判断力，其提出的策略在当时的条件下都具有相当高的可行性与合理性，若能得以有效执行，战争的结局或许会截然不同。
公元371年，咸安元年。随着桓温权势的扩张，他逐渐萌生了废立皇帝的野心。在这一重大而敏感的政治事件中，郗超再次深度参与其中，成为桓温背后的关键策划者。
当时东晋皇帝司马奕在位，但桓温欲以司马奕无子嗣且有失德之举为由，废黜其皇位，另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以此来进一步掌控朝政大权，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郗超在整个废立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政治手腕与谋略才能。他积极协助桓温罗织司马奕的罪名，编造各种所谓的“证据”，为废立之事制造舆论声势。同时，他在宫廷内外暗中活动，拉拢、贿赂一些关键人物，以确保废立计划能够顺利实施。
在郗超的精心策划与运作下，桓温最终成功地发动了这场震惊东晋朝野的废立事件，司马奕被废为海西公，司马昱被拥立为帝，即简文帝。这一事件极大地改变了东晋的政治格局，桓温的权势也因此达到了顶峰，而郗超在其中的谋划与推动作用不可忽视，他也由此成为东晋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其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成为各方势力关注与忌惮的对象。
公元373年，宁康元年。桓温病逝，桓温死后，郗超改任司徒左长史，但因母丧离职。郗超认为父亲郗愔是名公之子，位遇应在谢安之上，但一直处于闲职，而谢安却能掌握朝政，对此愤恨不平。
郗超与谢安，作为东晋时期的两位重要人物，他们之间的关系颇为微妙复杂。郗超出自名门郗氏，在桓温幕府中权势显赫；谢安则出身谢氏家族，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与沉稳的领导风范在东晋朝廷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政治立场上，郗超追随桓温，积极为其扩张权势出谋划策，在一定程度上对东晋皇室构成了威胁；而谢安则致力于维护东晋朝廷的稳定与正统，试图在各方势力之间寻求平衡，以保障东晋政权的延续。因此，在表面上看，他们二人似乎处于对立的阵营，在诸多政治事件与权力斗争中有着不同的立场与利益诉求。
然而，在这种看似对立的关系背后，却又隐藏着一种微妙的相互敬重与惺惺相惜。郗超深知谢安的才华与能力，尽管政治立场不同，但他对谢安的人品与智慧还是颇为钦佩。郗超曾在谢安面前表现出谦逊之态，承认谢安在某些方面的卓越才能。而谢安对郗超也并非全然敌对，他理解郗超在桓温幕府中的角色与作用，同时也欣赏郗超的才华与谋略。在一些非政治核心利益的场合或事务中，他们甚至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交流与合作，展现出一种超越政治阵营对立的人际交往智慧与风度。
这种微妙的关系，不仅反映了东晋时期政治人物之间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政治格局中各方势力相互制衡、相互依存的特点，成为东晋政治文化中一道独特而耐人寻味的风景线。
郗超不仅在政治与军事领域有着卓越的表现，在文化方面同样有着深厚的底蕴与独特的建树，展现出典型的东晋名士风范。
郗超在文学上颇有造诣，擅长书法与文章写作。他的书法作品在当时便受到一定的赞誉，笔锋刚劲有力，风格独具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文章创作方面，郗超的文笔犀利而富有才情，他常常撰写一些政论性文章与书信，在这些文字作品中，不仅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与思想观点，还展现出了其对文学修辞与表达技巧的娴熟运用。例如，他在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中，对时事的评论、对人生哲理的探讨都能做到深入浅出、引人深思，这些书信也成为研究东晋时期政治、文化与社会风貌的重要文献资料。
郗超还是一位热衷于清谈玄学的名士。在东晋时期，清谈玄学之风盛行，士人们常常聚集在一起，探讨诸如宇宙起源、人生意义、道德伦理等深奥的哲学命题。郗超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如鱼得水，他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与出色的口才，在清谈聚会中常常成为焦点人物。他能够与当时的其他玄学名家展开激烈而精彩的辩论，对各种玄学观点提出独到的见解与深刻的思考，其思想深度与文化素养在这些辩论与交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这种对文化艺术的热爱与追求，以及在文化领域的卓越成就，使郗超在东晋的文化界也占据了一席之地，成为当时众多文人雅士所敬仰与效仿的对象，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人物形象与历史影响力，使其不仅仅是一位政治权谋家，更是一位具有全面素养与独特魅力的东晋名士。
郗超一生都在政治的旋涡中拼搏，其生命也在盛年戛然而止。
公元378年，太元二年。长期的政治操劳与精神压力使郗超积劳成疾，最终因病去世，年仅四十二岁。
郗超的父亲郗愔忠心于王室，对郗超与桓温图谋篡晋之举丝毫不知。郗超临终前，将一箱书信交给门生保管，并嘱咐门生，自己的父亲年事已高，在他死之后，如果他的父亲悲伤过度，影响到饮食睡眠，就把这箱书信呈交给他父亲。如果他的父亲一切安好，门生就把这箱书信烧掉。郗超死后，郗愔果然因悲痛患病，郗超的门生便将箱子交给郗愔，里面全都是郗超与桓温密谋书信。郗愔看后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太晚了。从此再也不为他流泪。这便是典故“密札解父”的由来。
然而，郗超离世后，郗氏家族的命运迎来了转折点。在郗超生前，凭借他在桓温幕府中的崇高地位与巨大影响力，郗氏家族在东晋的政治舞台上得以维持较高的地位与声望，家族势力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庇护与发展。然而，随着郗超的离去，郗氏家族失去了最为核心的政治支柱，在面对其他家族的竞争与朝廷政治环境的变化时，逐渐显得力不从心。家族内部也开始出现一些纷争与矛盾，原本团结紧密的家族凝聚力逐渐削弱。在外部政治压力与内部矛盾的双重夹击下，郗氏家族的地位与影响力逐渐衰落，往昔的辉煌不再。
这一家族命运的变迁，不仅反映了东晋时期家族势力对个人政治才能与地位的高度依赖，也从侧面体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残酷性与多变性，一个家族的兴衰荣辱往往与个别关键人物的命运紧密相连，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一段充满沧桑感与启示性的篇章。
纵观郗超的一生，他是那个时代极具代表性与复杂性的人物。他
才华出众、智慧非凡。身为桓温谋主，奇谋妙计频出，助桓温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他情感丰富、至情至性，他深知父亲性情，临终巧妙安排使父亲安心；他才华横溢、能书善文，其草书仅次于二王，所着《奉法要》尽显其佛学造诣。尽管他在政治生涯中曾深陷权力斗争的漩涡，他的一些行为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他对东晋的政治、军事、文化等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他是东晋政治棋局中的关键一子，也是才情与谋略交响的真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