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李适，唐朝的第十位皇帝，唐代宗李豫的长子，出生于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早年，他被封为奉节郡王，并在宝应元年（762年）担任天下兵马元帅，随后改封鲁王、雍王，名义上统领军队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广德二年（764年），李适被立为皇太子。大历十四年（779年），李适登基为帝。
即位之初，唐德宗李适展现出强硬而明智的领导风格，坚持任用贤能的文武官员，严格限制宦官干预朝政，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振兴国家的重要政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废除传统的租庸调制，转而实行“两税法”，这项改革标志着中国赋税制度的重大转变，显示了李适意图重振唐朝国力的决心和魄力。通过这些举措，唐德宗不仅试图解决当时的社会经济问题，还力求建立一个更加公正有效的税收体系，以增强国家的财政收入和支持中央集权。他的初期统治充满了积极的改革尝试，为唐朝中期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宗逐渐依赖如卢杞等宠臣，并在全国范围内增收杂税，这些举措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建中二年（781年），他发起了旨在削弱地方藩镇势力的战争，但因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尚未成熟，这一行动反而触发了四镇之乱及泾原兵变。面对突如其来的叛乱，李适被迫逃离长安，辗转奉天（今陕西乾县）、梁州（今陕西汉中）等地避难。在宰相李泌及将领李晟、浑瑊等人的鼎力相助下，唐德宗最终成功平定了叛乱。
这次经历不仅考验了唐德宗的统治能力，也深刻影响了他以后对藩镇政策的态度。此后，唐德宗采取了更为谨慎的策略来处理与地方势力的关系，以避免再次发生类似的动荡局面。这段时期的挑战和变化，反映了唐德宗统治中期所面临的复杂局势，以及他在应对这些危机时展现出的适应性和领导力。尽管最后削藩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但也为后来唐朝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之间的权力平衡设定了新的框架。
唐德宗执政后期，开始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并对地方上的藩镇势力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另外，在唐德宗统治时期，文化方面也有所发展，内部兴起了古文运动；对外关系上，他联合回纥、南诏、大食对抗吐蕃，成功地重新开放了因安史之乱而中断的东西陆路交通。此外，唐德宗个人也擅长文学创作，尤其以诗歌着称，《全唐诗》中收录了他的作品。
早年经历
天宝元年四月，李适在长安的大内东宫降生，其母为睿真沈皇后。同年十二月，年仅数月的李适就被授予了特进之衔，并封为奉节郡王。当李适十四岁那年，即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动荡。次年（756年），随着长安的失守，他的曾祖父唐玄宗被迫逃往四川，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之中。在这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中，李适与其他皇室成员一同经历了战乱带来的苦难与家国忧患。
储君元帅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唐代宗即位后不久，五月便委任年仅二十岁的长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并改封他为鲁王，赋予其与安史叛军进行最后决战的重任。同年八月，李适再次被改封为雍王。十月，李适奉命出镇陕州，肩负起了稳定地方、抵御叛军的重任。
次年，即宝应二年（763年），随着安史之乱的平定，李适因战功卓着被拜为尚书令，获赐实封食邑二千户，并与平叛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同被授予铁券，画像悬挂于凌烟阁，以彰其勋绩。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适以长子身份正式被立为皇太子，并于二月举行了隆重的册礼，就此确立了其作为未来皇帝的地位。
苛政的后果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于长安宫中病逝，三十八岁的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在居丧期间，李适严格遵守礼法，体现了他对传统礼仪的尊重。建中元年（780年）正月，群臣为他上尊号“圣神文武皇帝”。即位之初，德宗任用崔佑甫为宰相，推行清简政策，展现出了一番中兴气象。崔佑甫推荐杨炎为相，但不幸患病去世，使得杨炎得以独揽大权。面对唐玄宗以来租庸调制的破坏，杨炎提出并实施了两税法改革，这一改革不仅改变了传统的赋税制度，并且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变化，对国家财政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杨炎生性狭隘，利用职权打击异己，导致政治环境恶化。
建中二年（781年），唐德宗任命卢杞为相，但卢杞为人奸佞，善于迎合圣意，嫉妒贤能，党同伐异，陷害了许多忠良之士。为了筹集军费，他实行了一系列苛刻的税收政策，如增收房屋间架税和除陌税，这些措施引起了广泛的民怨。
同年，唐德宗决心革除藩镇割据的问题，发起了削藩战争。虽然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随后却引发了更大的混乱。到了建中三年（782年），卢龙节度使朱滔、成德王武俊、淄青李纳、魏博田悦分别自立为王，联合对抗朝廷；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叛乱，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兵变”爆发，叛军占据长安，并拥立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太尉朱泚称帝。唐德宗被迫逃离长安，辗转于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避难。最终，在宰相李泌及将领李晟、浑瑊等人的努力下，成功平定了叛乱。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唐德宗发布罪己诏，承认自己的过失，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局势。同年七月，德宗重返长安。同年，河中节度使李怀光因与部分宦官、藩镇将领矛盾激化而举兵反叛，德宗派浑瑊与河东节度使马燧、镇国节度使骆元光等率军讨伐，至次年八月平定叛乱。
绥宁内外
经历多次变乱之后，唐德宗李适开始采取更为保守和谨慎的策略。他逐渐委任亲信宦官为禁军统帅，对地方藩镇则采取姑息的态度，以避免激起更大的叛乱。晚年时，淮西镇用兵失利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权威，使得藩镇势力愈发强大。
贞元年间（785年—805年），唐与吐蕃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军事负担。面对日益窘迫的财政状况，唐德宗不得不采取多种手段筹集资金。“进奉”、“宣索”、“宫市”等敛财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压力，但也加剧了社会矛盾。与此同时，唐朝频发天灾，唐德宗在积极敛财的同时，也不得不多次赈灾免税，以安抚民心，维持社会稳定。
尽管面临诸多内部挑战，唐德宗仍然致力于恢复边疆领土。在位期间成功出兵收复了琼州、姚州、巂州、会州、原州、翼州等地，这些行动不仅增强了朝廷的威望，也为后续的边防稳定奠定了基础。
文化复兴时代
大历、贞元年间，复古主义思潮兴起，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这场运动旨在从意识领域挽救帝国的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贾至、梁肃、权德舆、韩愈、白居易等人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倡导文体革新，反对空洞华美的骈文，提倡自然自由的古文表达方式，这不仅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也推动了“唐传奇”小说进入兴盛期。唐德宗本人擅长文章与诗歌创作，因此大力支持古文运动，重视科举制度，广纳贤才，从而迎来了一个文化复兴的时代。
外交成就
此外，唐德宗根据宰相李泌的建议，采取了灵活的外交策略：北和回纥、南和南诏、西结大食，共同对抗吐蕃。这一系列举措成功扭转了对吐蕃的战略劣势，并利用“回鹘道”重新开通了安史之乱后被切断的东西陆路交通线。这些外交成就不仅巩固了唐朝的边境安全，还为后来唐宪宗时期的“元和中兴”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在位前期的改革与整顿措施
唐德宗即位初期，英明果决，他坚持信任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预朝政，一心致力于恢复国家的繁荣和稳定，使朝野内外呈现出一派中兴的景象。
收兵权，整肃军务
即位之后，唐德宗尊崇名将郭子仪为尚父，并加封其为太尉兼中书令，但同时罢免了郭子仪所担任的副元帅等实际军事职务，将其权力分散给部将李怀光、常谦光、浑瑊等人，分别任命他们为节度使。此举不仅巩固了中央对军队的控制，也避免了个人权力过于集中。此外，德宗召见“恃地险兵强，恣为淫侈”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入朝，并留居京师，以削弱地方割据势力。
清明节俭，革新风气
唐德宗即位之初便大力推行清明节俭的政策。他在任命崔佑甫为宰相后的短时间内，迅速颁布了一系列诏令，停止了诸州府及新罗、渤海等地每年进贡鹰鹞的传统；限制山南枇杷、江南柑橘的进贡次数；废止南方一些地区向宫中进贡奴婢、春酒、铜镜、麝香等物品；禁止全国进贡珍禽异兽，并规定银器不得镶嵌金饰。为了展示决心，他还下令释放文单（今老挝）所献的三十二头舞象至荆山之阳，放生专门用于皇室狩猎的五坊鹰犬。此外，裁撤梨园使及冗余伶官三百人，并将所需人员归并至太常寺管理。
为了显示皇恩浩荡，唐德宗还释放了一百多名宫女。在他生日时，拒绝接受各地的贺礼，并将藩镇李正己、田悦所献的三万匹缣全部划归度支，用以替代租赋。这些举措彰显了新君登基后的清廉和务实作风。
严惩宦官，整治吏治
唐德宗深知宦官干政的危害，因此在即位之初便坚决疏远和排斥宦官势力，亲近朝廷官员。他的父皇唐代宗就是由宦官拥立，对宦官颇为优宠，尤其是派遣到各地出使的宦官，往往公开索贿、大肆搜刮。还是皇太子期间，唐德宗对此类弊端已有深刻认识，故而在即位伊始便下定决心进行整治。
在即位的当年闰五月，唐德宗派遣宦官前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该宦官返回京城后，被查实收受了大量贿赂，包括七百匹缣、二百斤黄茗、骏马和奴婢。李适闻讯大怒，立即下令对这名宦官杖责六十并流放。此事传出之后，其他尚未返京的奉使宦官纷纷自行处理掉了收受的礼品，不敢再行贪污之事。不仅如此，李适在即位当月，还果断的处理了暗怀异志的宦官刘忠翼，以此震慑朝野，表明其整治宦官的决心。
削藩之战及其后果
唐德宗李适即位后，一直致力于削弱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以解决这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对中央权威的挑战。建中二年（781年）正月，河北成德镇（驻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逝，其子李惟岳请求继承父职。唐德宗拒绝了他这一请求，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朝命的弊端。
面对唐德宗的决心，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与李惟岳密谋，准备武力抗拒朝廷。德宗迅速做出反应，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正式打响了削藩战役。
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去世后，其子李纳被击败；李惟岳则被部将王武俊除去；成德镇大将张忠和投降并被任命为新的成德节度使。只有田悦继续顽抗。然而，唐德宗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的做法引发了参与削藩的其他节度使的不满。
建中三年（782年）底，局势急剧恶化。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称赵王，淄青节度使李纳称齐王，魏博节度使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淮西（淮宁）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反叛行列，自封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并与四镇勾结。战火从河北蔓延至河南，东都洛阳告急。面对四镇联合反叛及李希烈的加入，李适的削藩政策遭遇重大挫折。
原本希望通过削藩来巩固中央权威的努力，反而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抗。这场战争不仅考验了唐德宗的军事指挥能力，也暴露了他处理复杂政治关系时的局限性。德宗试图通过利用藩镇之间的矛盾来削弱他们的实力，但最终却导致了更多地方势力的联合反叛，使得削藩之战变得更加复杂和艰难。
李适的削藩之战虽然在初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最终因策略上的失误和复杂的政治局势而陷入困境。他试图通过打击个别藩镇来树立中央权威，但在实际操作中未能充分考虑各藩镇之间的利益平衡和潜在的联合可能性。此外，李适过于依赖武力解决问题，忽视了政治协商和安抚手段的重要性，这也加剧了局势的恶化。
这场战争不仅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军事压力，还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为后来的藩镇割据局面埋下了隐患。尽管唐德宗李适的努力初衷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反映了他在处理藩镇问题时面临的巨大挑战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