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赵恒的病情急剧转重，陷入半昏迷的状态。同月十九日（1022年3月23日），赵恒于东京延庆殿驾崩，享年五十五岁，在位共二十五年。群臣为其上谥号为文明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十月十三日，葬于永定陵；二十三日，附祭太庙。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年）十一月，加谥为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庆历七年（1047年）十一月，定谥为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
嘉佑八年（1063年）在东京福宁殿崩逝，享年五十四岁。在位四十二年，为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全谥为“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濬]哲明孝皇帝”，庙号仁宗，葬永昭陵。
治平四年正月丁巳日（1067年1月25日），赵曙因病驾崩于福宁殿，享年36岁，殡于殿西阶，庙号英宗，群臣上谥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八月二十七日，葬赵曙于永厚陵（今河南巩义孝义堡）。
在那遥远的年代，当北宋的繁华如梦般飘散，一段屈辱的历史被刻在了黄嵬山的峭壁之上，如同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永远提醒着后人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黄嵬山，这座屹立在边陲的雄伟山脉，曾是北宋与辽国之间的天然屏障，也是两国人民心中不可逾越的界限。然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它却成为了两国间一场旷日持久的争端的焦点。
公元1074年，辽国的铁蹄踏破了宁静，他们宣称宋朝侵犯了他们的疆土，要求重新划定边界。在这场看似简单的地理争议背后，隐藏的是两国之间复杂的政治博弈与利益纠葛。宋朝派出精干的使者，试图通过外交手段化解这场危机，但他们所面临的，却是辽国无休止的贪婪与咄咄逼人的态度。
在一次次的交锋中，宋朝的使者们展现出了非凡的智慧与勇气，他们据理力争，试图扞卫国家的尊严与领土的完整。然而，面对辽国的强硬立场，以及宋朝内部的分歧与妥协，他们的努力似乎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终于，公元1075年，宋神宗在权衡利弊之后，做出了一个令人心痛的决定——割让黄嵬山以北之地予辽。这不仅是对国土的丧失，更是对民族自尊心的沉重打击。从此，黄嵬山不再只是地理上的分界线，它成了历史的见证者，记录下了这段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
岁月流转，黄嵬山依旧巍峨，但它所承载的记忆却从未消逝。每当夜幕降临，山风轻拂过那些曾经见证过辉煌与屈辱的岩石，仿佛还能听到历史的低语，诉说着那段被尘封的过往。而今，我们站在新的时代，回顾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更是为了从中汲取教训，让未来的道路更加坚定与光明。
黄嵬山，不仅仅是一座山，它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提醒着每一个炎黄子孙，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守护自己的家园，扞卫民族的尊严，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当春风再次吹绿了汴京的柳梢，一位年轻的皇帝坐在龙椅上，目光深邃，心中却波涛汹涌。他，便是宋仁宗赵祯，面对着国家内外的重重挑战，他深知，变革的时刻已经到来。
公元1042年，辽国的使臣跨过了长久以来平静的边界，带着一份野心勃勃的国书，踏入了宋朝的宫廷。这份国书，犹如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打破了宋辽之间多年的和平表象，激起了层层涟漪。宋仁宗明白，这不仅仅是外交上的挑战，更是一次对国内治理能力的考验。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名叫范仲淹的大臣站了出来，他的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手中握着一份精心准备的改革方案。这份方案，直指朝廷内外的积弊，主张从人事制度改革入手，清除冗官，整顿吏治，以期达到国泰民安的目标。
宋仁宗凝视着手中的奏折，心中五味杂陈。他知道，这样的改革必将触动许多既得利益者的神经，引发朝堂内外的激烈反对。但他也清楚，如果不及时调整航向，大宋的巨轮很可能在时代的洪流中迷失方向，甚至倾覆。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艰难但果断的决定——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对朝廷内外进行全面改革。他下令，辞退一批尸位素餐的官员，同时选拔贤能之士，充实到各个关键岗位。这一系列举措，犹如一剂猛药，虽然短期内引发了剧烈的反弹，但却为大宋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宋仁宗的改革逐渐显现出成效。朝廷风气焕然一新，官员们开始注重实际政绩而非仅仅是门第出身。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社会秩序趋于稳定。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位年轻皇帝在关键时刻的勇敢决断，以及他对范仲淹等贤臣的信任与支持。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宋仁宗的名字，连同他推行的改革，一同被载入了史册。后人每每提及，无不感叹于他在风云变幻之际，能够审时度势，做出正确抉择的智慧与勇气。而那段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日子，也成为了大宋历史上一段不可磨灭的光辉篇章。
辽兴宗最开始的时候，朝廷大权还是被自己的母后把持着，导致辽兴宗并没有什么实权，后来还是在自己弟弟的帮助下，才成功的获取权力，但是太后一党的势力还存在，于是辽兴宗决定威胁宋朝，获取利益，壮大自己的能力。
他们带来了辽兴宗所认为的罪名，分别是窃取河北中原以南的地区；还有宋太宗出兵，并且进攻契丹的朋友西夏，以及宋太宗在辽宋边界上修建军事防御。
面对辽国使臣来势汹汹，宋仁宗顿时害怕了，他十分担心自己国家被辽国攻打，于是决定听辽国怎么说。
但是辽国要求增加岁币，否则就出兵攻打，而且辽国使臣信誓旦旦地告诉宋仁宗，他们修建的水系工程没有任何作用，他们用个竹竿就能过来。
面对辽国的挑衅和罪名的排列，宋仁宗马上解释，表示地盘被占领，不是我们宋朝做的，而是周世宗；攻打西夏也不是我们想要的，而是西夏称帝，还不断骚扰宋朝边界，我们忍无可忍，才决定出兵的。
至于在边防地区修建军事防御，增加军队，这都是很正常的，只是为了巩固边防。所以宋朝自始至终都没有违背，至于辽国所说的赔偿，自然不算。
无论是从事实角度来说，还是从其他方面，宋朝做得没有错处，但是宋仁宗十分担心被辽国攻打，所以虽然他做得对，这封信写的也非常认真，但是宋仁宗还是非常担心。
于是决定派了富弼前往辽国谈判，虽然说宋仁宗理直气壮，但是在国家实力上，宋仁宗瞬间底气不足。
于是专门和富弼说，这一次去只不过是告诉辽国，他们的做法都是对的，但是辽国要是执意赔偿，我们还是可以妥协的。
皇帝懦弱，但是臣子并不是，富弼自然清楚宋仁宗担心战争，于是富弼来到辽国，找到辽兴宗就表示，辽国和宋朝交好，要是辽国不出兵，自然是皆大欢喜的；但是辽国出兵，伤害的是国家利益，获利的是辽国大臣。
辽国身为一个游牧民族的国家，自然也清楚自己手底下大臣的想法，毕竟他们不像真正的宋朝管理一样，每一个人手中都有兵权，如果打仗，大臣可以趁机拓展自己的势力。
所以这个时候辽兴宗沉默了，富弼见状，马上乘胜追击！
对于辽国提出的事情，富弼带着宋仁宗的书信给辽国看，而且表示宋朝可以给岁币，也可以联姻，但是现在只能选择一种。
如果辽国能够阻止西夏侵扰宋朝，岁币可以是二十万，如果不可以，岁币就会减一半，只有十万。
思来想去，辽兴宗最终决定，接受岁币，而且还会帮忙解决西夏的问题。不过很快又有新的问题了，就是盟约中关于岁币的说法，辽国想要献，但是富弼并不同意。
献就表示宋朝是附属国，可是宋朝和辽国是兄弟国，辽兴宗继续改着说法，但是富弼始终都不同意。
辽兴宗也知道，宋仁宗害怕他们，富弼这方面说不通，他可以去找宋仁宗。很快宋仁宗见到辽国的使者，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宋仁宗认为不能一拖再拖，万一出现改变了呢！于是宋仁宗决定答应辽国的请求。毕竟在他看来，相对于损失钱财，打仗反而更耗费人力、财力，所以还不如向辽国每年给二十万岁币，换取宋朝边界的稳定。
公元1032年，29岁的李元昊接管西夏政权。他性格跟他爷爷李继迁很像，坚忍不拔，果敢坚毅，而且志向远大、有野心。他是个全才，熟读兵书，精于骑射，还精通佛学，通晓蕃、汉文字。李德明时期，他就独当一面，为西夏打下了大片的领土。
李元昊不甘心一直臣服于契丹和宋朝，他巩固西夏几代人创业的成果，创立了各种典章制度，还创制了西夏文字，创建官制、扩大宫殿，同时积极整军备战。
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国号大夏。
熙宁七年（1074）二月，王韶收复河州（今甘肃东乡西南）、岷州（今甘肃岷县）后，吐蕃首领董毡属下大将青宜结鬼章屡次侵扰河州地区归顺于宋朝的吐蕃部落，引诱赵常杓等家族投降董毡，偷袭在河州地区伐木的宋朝士兵，并给宋朝河州知州景思立写了一封信，出语不逊。景思立忍无可忍，率领蕃、汉军队六千人向青宜结鬼章发动进攻，征讨的第一个目标便是踏白城（今甘肃东乡西）。青宜结鬼章调集二万余吐蕃军队，设立三大城堡抵御宋军的进攻，双方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血战十余回合。吐蕃军队人多势众，包围了宋朝军队，宋军大将王宁战死。在战斗中，主将景思立身中三箭，韩存宝、魏奇等人也身负重伤，但他们依然奋勇杀敌，景思立受伤后又率领宋军冲入敌阵，杀退了青宜结鬼章的军队，但终因寡不敌众，未能冲出包围圈。景思立、走马承受赵元凯壮烈殉国，韩存宝、李资、景思谊等大将侥幸逃脱，宋军大败而归。
辽咸雍（1074）春，辽道宗派遣特使萧禧出使宋朝，要求双方重新划定河东（今山西）、河北（今河北）的蔚（今河北蔚县）、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州）三州的地界。三月，宋朝派遣使者前往辽朝。说明宋朝有诚意解决边界纠纷。十月，双方使者大会于大黄平，争论不已。大康元年（1075）三月，辽朝使者萧禧再度出使宋朝，要求尽快解决双方地界问题。宋神宗有意让步，解除了强硬派吕大忠的职务，改派韩缜、张诚一前往河东。与辽朝面议边界。曾公亮、文彦博、王安石、韩琦、富弼等元老大臣均反对割让领土。沈括也据理力争，坚持拒绝辽朝的无理要求。经过前后六次谈判，辽放弃了黄嵬山，争得了西边的天池（今山西神池县境），宋辽双方蔚、应、朔三州边界完全按照水流南北的分水岭为准，这样，宋朝长城以北的领土全部让给辽朝。
熙宁七年（1074）二月踏白城之战中宋军失利后，四月，吐蕃军队乘胜包围了岷州（今甘肃岷县），吐蕃僧人温遵率领容、李、龙三族蕃部响应青宜结鬼章，围困岷州达数月之久，岷州几乎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成为一座孤城。刺史高遵裕派遣副将和猛将包顺出兵与吐蕃军队短兵相接，同时挑选一百名精锐骑兵从岷州城南门狂呼出城，与包顺等人里外夹击吐蕃军队，吐蕃军队狼狈逃窜。岷州被围的消息传出后，宋廷下令岷州守将退保临江寨（今甘肃宕昌），但诏书刚传到时，吐蕃军队已被高遵裕击溃。高遵裕被提升为岷州团练使，其他杀敌有功的将士也得到了多少不等的赏赐。
太皇太后、皇太后及其他官僚多次对宋神宗诉说新法不便于民，攻击王安石：“变乱天下”。起初，宋神宗只是让王安石省去部分新法，作些暂时的妥协。由于皇室及群臣的极力反对，王安石多次上书宋神宗，要求解除宰相职务。后来，宋神宗迫不得已才委派吕惠卿带着皇帝的诏令去见王安石，让他出任太师、太傅一类的闲职，仍然留在京城。但王安石坚决不答应，要求到外地任官。王安石推荐韩绛为宰相，吕惠卿辅佐韩绛，坚持实施新法。王安石罢相后，出任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知府。韩绛吕惠卿二人遵循王安石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行新法，因而当时士大夫称韩绛为“传法沙门”，吕惠卿为“护法善神”。
熙宁七年（1074），踏白城（今甘肃东乡西）之战后，吐蕃军队乘胜包围了河州（今甘肃东乡西南）。此时，负责熙河路军务的王韶迅速赶到边境地区，在熙州（今甘肃临洮）集中优势兵力，作好防御吐蕃的准备。因而，王韶出其不意，率领军队直趋定羌城（今甘肃广河），渡过洮河，派遣大将王君万大破吐蕃额勒锦族，斩杀吐蕃兵一千余人，切断了吐蕃与西夏之间的联系。自己亲自领兵进攻宁河寨（今甘肃和政），分遣将领进入南山地区，攻破布沁巴勒等族，就阻止了吐蕃援军的到达。围困河州的吐蕃军队得知这一消息后，知道援军已无法到达，又十分担心被王韶切断南山归路，于是迅速撤离了河州。
几天后，王韶在南山地区焚毁吐蕃帐落、营房，斩杀吐蕃兵三百余人，迅速打通了通往河州的道路。青宜结鬼章等人率领残兵败将退保踏白城西，王韶率领主力军从河州出发，与青宜结鬼章大战于踏白城西，斩杀吐蕃兵一千余人，其后迅速推进到银川，攻破吐蕃城堡数十座，焚毁吐蕃帐落二千余座，斩杀二千余人，扫清了这一地区的吐蕃残余势力。在这次历时一个多月的战斗中，宋军大获全胜，共斩杀七千余名吐蕃士兵，焚毁吐蕃族帐落二万余座，获得牛羊八万余头。
吐蕃大酋长木征被迫投降了王韶，宋神宗得知这一消息后，命令王韶、李宪等人派人将木征及其家人押送开封，沿途予以特殊照顾，不得伤害木征等人。宋神宗高兴之极，对参战将土大加赏赐，王韶、李宪、燕达等将官被加官进爵。木征等人到达开封后，宋神宗赐他姓赵，名曰思忠，册封他为荣州团练使，其母郢成结赐姓李，册封为遂宁郡太夫人，木征部下其他人也分别被封赠不同等级的头衔。
早在熙宁初年，江淮发运使薛向建议由官府出钱收回原来发行的盐钞，但朝廷并未实施这一方案。熙宁七年（1074）五月，执政机关-中书执政大臣讨论陕西盐钞问题，认为陕西地区官府发行盐钞过滥，而所粜买的粮草却极为有限，因而建议陕西地区改行交子法，用交子代替盐钞，因此朝廷委派皮公弼、熊本、宋迪等人具体负责，同时从内藏库拨出一百万贯专款收购原来官府发行的盐钞，委派赵瞻负责实施这一计划，至明年，陕西地区盐钞法才正式确定下来。陕西地区每年卖盐钞二百二十万贯，其中永兴军路八十一万贯、秦凤路一百三十八万贯、熙河路五十三万贯。熙宁十年（1077），陕西地区盐钞法又出现了弊端，熙河路盐钞发行太多，因而盐钞价格越来越低，这样，相应地抬高了粮食价格。同时，陕西地区以外的许多地区都实行盐货通商制度，因而商人不愿将粮食送往边境地区入中而获取官府盐钞。于是官府不得不考虑薛向早巳提出的建议，由官府出钱先将原来发行的盐钞收购回来，原来东南地区盐每一席三千五百文，而下令商人补交旧盐钞与现行盐钞之间的差额，并由官府组织人力验证盐钞的真伪，再盖上印章，如果商人愿以旧盐钞换取食盐，东南地区盐每一席增收二千五百文差额，陕西解盐每一席增收三千文差额。但商人必须持有官府发行的新盐钞方能到指定地点领取盐货。同时，政府还进一步严格通商与官卖盐货的制度，降低部分官盐的价格，使官盐销路日益畅通。
吕惠卿之弟吕和卿担任曲阳县（今河北曲阳）县尉时向司农寺提出建议：让老百姓各自提供自己的产业情况，如果隐瞒不报，可允许他人告奸，这样，无论贫富都不敢隐瞒田产、家业，是编造五等丁产簿的最佳方案。宋神宗下令将吕和卿的建议送往提举编修司农寺条例司讨论。
参知政事吕惠卿认为各地青苗、保甲、农田水利等法的执行完全靠五等丁户簿的情况而定，农户所出免役钱多寡不一，完全是由五等丁产簿不完善而造成的，按照手实法编定五等丁产簿时，朝廷预先将手实法的格式传达给各地百姓，要求农户按照格式填写自己的产业情况，然后送交县官登记入册，官府按产业多寡将农产划分成五等，从而确定每户应向官府交纳的赋税和钱财，并将应交纳钱财的人户张榜公布两个月，总计一县老百姓产业的实际数量平均摊派原来所规定的役钱；老百姓的田产一律由官府折合成钱，官府事先定出一个适当的田产价格标准，然后按照这一标准折合农户的田产上报官府。熙宁七年（1074）七月，开始推行手实法。次年（1075）十月，吕惠卿罢政后，朝廷下令废除。
早在宋仁宗初期，陕西安抚使范仲淹鉴于“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严重局面，将延州（今陕西延安，一说鄜延路）之兵分为六将，分别委任将官随时操练。熙宁七年（1074）九月，由于宋辽之间边界纠纷悬而未决，大将蔡挺建议召回河北地区戍边的禁军，以节省边境地区的粮食。宋神宗采纳了蔡的建议。颁布将兵法后，河北等路共设三十七将，河北路为第一至十七将，开封府路为十八至二十四将，京东路为二十五至三十三将，京西路为三十四至三十七将。
十二月，范纯仁、刘奉世等人又在环庆路等陕西边境地区设置将兵，其中包括环庆路八将、鄜延路九将、泾原路十一将、秦凤路五将、熙河路九将，总计四十二将。元丰四年（1081）正月，宋神宗又下令将将兵法推广到东南地区，在南方地区设置十三将，淮南东路为第一将，淮南西路、两浙西路、两浙东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北路、荆湖南路分别为二、三、四、五、六、七、八将，全州（今湖南全州）、邵州（今湖南邵阳）、永州（今湖南零陵）等地准备增援两广为第九将，福建路为第十将，广南东路为第十一将，广南西路桂州（今广西桂林）为第十二将、邕州（今广西南宁）为第十三将，总计全国共设九十二将。在设置将兵的同时，还在京东路建立了独立的马军十三指挥，京西路步军十二指挥，其中除两个步军指挥以四百人为定额而外，其余均为五百人为一指挥。
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将所辖兵力大不相同，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各将设置将一人，从皇帝护卫军中经过战阵的将领中挑选；副将一人，兵额少的仅设单将一人而不设副将，将、副将都拥有调兵的虎符，有权选拔本部通晓兵法、或武学学生（其后排除武学学生）为本将参谋。将、副将之下设有部将、队将、押队使臣三个级别的军官，队是将兵的最基本战斗编制，管辖五百名士兵，将兵每十人为一火。将兵法的实施使宋军训练有素，战斗力逐渐提高。
熙宁七年（1074）九月，盐铁部失火，火势蔓延，焚毁了整座三司衙门，共计房屋一千o八十间。火灾发生时，判军器监章停迅速率领属下士兵前往救火，身先士卒，为宋神宗赏识。火灾发生后，三司使元绛被罢黜，盐铁副使张问出任虢州（今河南灵宝）知州，盐铁判官李端卿、韩忠彦被降一级官，出任州军通判，度支副使孙坦、户部副使贾昌衡等及其他各级官僚并罚铜三十斤，宋迪等人追夺两官勒停。宋神宗下令立即从熙河路调运木材进京，由将作监规划设计，重修三司衙门，任命章惇为权发遣三司使，暂时负责三司的一切事务。因许多文件、档案资料被焚毁一空，章惇迅速组织十五名吏人从其它各衙门搜集整理原有的文件副本，并将原有的一些法令条文集中起来，进行整理分类。章惇还要求宋神宗将原来不属于三司使的权力下放自己，如三司官吏任免权等，以处理善后工作，宋神宗答应了他的要求。
自从宋朝发动熙河路战役之后，王韶上书朝廷，认为西部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经常将大批良马赶到与宋朝接壤的地区，这些少数民族所喜欢的唯有茶叶，但边境地方政府缺乏茶叶与他们交换马匹。熙宁七年（1074）正月，宋神宗诏令三司勾当公事李杞到四川地区收购茶叶送到秦凤路，熙河路，与各少数民族交换马匹，同时宋神宗还下令调拨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匹、度僧牒五百道给李杞，李杞可以动用四川地区的常平钱物、坊场钱收购茶叶，着作佐郎蒲宗闵协助李杞办理此事。李杞上任后，立即在四川地区产茶州县由官府设置收购茶场，将每年茶税钱增加到四十万贯，同时严禁园户私自买卖茶叶，违者严惩不贷。至熙宁八年（1075），李杞因病离职。都官郎中刘佐上任后，官府茶叶堆积如山，运输不便，很难将川茶运往陕西地区。他建议朝廷将陕西解盐运往四川地区，由官府垄断销售，然后用卖盐所得钱购买茶叶，但收效甚微。
熙宁十年（1077），知彭州（今四川彭县）吕陶多次上书朝廷，猛烈抨击李杞、刘佐等人对蜀茶法的改革，李杞、刘佐、蒲宗闵等人被贬官。宋神宗又任命李稷为三司判官，继续经营蜀茶改革。李稷着重改革茶场司机构，选派清正廉洁的官员为茶场司官僚，大力整顿吏治，同时声明茶场司工作各州县地方官不得横加干预，还调整茶叶收购价格，由于茶叶价格起伏不定，李稷下令取其中价，然后规定每年所收购茶叶数量，对完成定额的官吏进行奖励，否则要受到惩罚。同时，李稷和蒲宗闵还上书朝廷，建议严禁将南方茶叶运往陕西地区出售。至元佑元年（1086），侍御史刘挚上书朝廷，弹劾李稷、蒲宗闵等人，废除了他们的改革措施。
熙宁七年（1074）三月，宋神宗对执政大臣说政府征收免行钱太多，致使行户怨声载道。王安石针对宋神宗的这种心理状态，具体陈述了征收免行钱的情况。他认为，免行钱完全是由行户自愿交纳的，如果行户不乐意，可以依然承担原来供应官府物资的任务，执行免行法的官员并未强迫行户交纳免行钱。于是宋神宗道出了真实意图，说内廷的宦官、皇后、妃子们都指责免行法有弊无益。王安石则劝谏宋神宗吸取唐朝宦官专权误国的历史教训，不要偏听偏信。其后，翰林学士承旨韩维竭力攻击免行法的弊端。针对韩维的诘难，详定行户利害所又向中央呈交了详细的汇报材料，陈述了免行法对大多数行户有利的事实，认为免行钱可以解决开封府吏人俸禄问题，而且在执行免行法过程中并无违法现象。通过调查，只有糠米等少数几行才不愿交纳免行钱，其他都愿意依旧供应官府衙门。因而宋神宗打消了顾虑，支持了详定行户利害所的意见。
吕嘉问从户部判官升为提举市易务后，深得宰相王安石的信任，因而势焰熏天。市易务本来隶属于三司，由三司使管辖。当时的三司使薛向本是一个很有财政头脑的干练官员，但吕嘉问往往凌驾于薛向之上，经常在王安石面前攻击薛向。熙宁七年（1074），曾布代替薛向任三司使。三月，宋神宗亲手写御札给曾布，要他了解三司使详情。曾布先奉命察访河北地区市易务情况后，认为吕嘉问只想聚敛钱财，不顾百姓死活，完全违背了设置市易务的初衷，城市居民民怨沸腾。其后，曾布将所有调查材料全部交给了宋神宗，神宗又将材料移送中书。在王安石、吕惠卿等人庇护下，吕嘉问并未因曾布的弹劾而下台。
熙宁七年（1074）四月，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上书宋神宗。他认为，从去年以来蝗灾大作，秋冬二季干旱不雨，致使麦苗干枯而死，粟、麻等农作物无法播种，民情汹汹，老百姓四处逃亡。而官府却大肆聚敛钱财，全然不顾人民的死活，加之辽朝使者屡屡要求宋朝割让领土，这些现象都是执政大臣多行不义造成的。郑侠将老百姓卖儿卖女、典当妻子、流离失所、拆毁房屋、砍伐桑柘等情况绘制成《流民图》，上呈宋神宗。宋神宗审阅郑侠奏章后，夜不能寐，叹息再三。其后，郑侠又上书宋神宗，认为天旱不雨，完全是由王安石引起的，并扬言罢黜王安石，上天必下雨。王安石罢相后，吕惠卿担任执政大臣，郑侠又上书弹劾吕惠卿，认为吕惠卿与王安石是朋党，本性奸诈，建议罢黜吕惠卿，任用冯京为宰相。郑侠还指出元绛、王介、孙永、冯京是仁义之人，可以担任执政大臣的重任。吕惠卿怒不可遏，结果郑侠被编管汀州（今福建长汀），不许再入仕途。
熙宁七年（1074）四月，端明殿学士、判西京留守司御史台司马光上书朝廷，对王安石执政以来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措施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他认为；自从宋神宗皇帝继位以来，励精图治，锐意进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近年以来，许多百姓破产失业，民怨沸腾，其主要原因在于辅宋神宗治理国家的大臣未找到好的对策。王安石独断专行，提拔与自己政见一致的官员，排斥、打击异己，甚至连天子耳目之官的台谏官僚也不断被贬逐，而任用一些奸诈小人，从上到下，几乎是清一色的变法派人物，上行下效，竟相聚敛钱财。
司马光还指出当前政策的六点失误，其一是官府大量发放青苗钱，使老百姓负债累累，日益贫困，政府也无所收益；其二是免除富裕上户的差役，聚敛贫困下户的钱财，而官府用老百姓的血汗钱奉养一批无用的役人：其三是设置市易司，与贫民争夺钱财，实际上，损失了大量官府物资；其四是宋朝本土尚未治理好，而朝廷却不断进攻周边各少数民族，得少失多，其五是施行保甲法后，允许农民练兵习武，妨碍了农业生产；其六是妄兴水利，劳民伤财。在这六大弊病中，青苗、免役二法危害最大。农民在丰收年景卖出所产粮食，其价格仅在常年的三分之一左右，如遇上灾荒年景，农民无粮可卖，只得撤卖房屋，甚至卖儿卖女方能交纳官府征收的钱财。
这样自然会造成货轻钱重的局面，老百姓必然会越来越穷。从去年（1073）秋冬至今，天灾频仍，老百姓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各级地方官吏却照旧催督青苗、免役钱。假如象前代一样，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那么，祖宗开创的基业将被彻底断送。渴望皇帝陛下有所醒悟，废除新法，兴利除弊，迅速改变这种危如垒卵的局面。
熙宁七年（1074），曾布同吕惠卿之间关于市易法的争论因吕惠卿升任参知政事而告一段落。其后宋神宗又委派章停、曾孝宽二人在军器监专门成立一个机构核实二人申报的调查材料。吕惠卿检索治平、熙宁时期国家财政的收支情况呈报宋神宗，但这些情况与三司使曾布所谈的财政收支状况大相径庭。宋神宗命令曾布分析出现这种差别的原因，并认为曾布的分析是言之成理的。这样，曾布与吕惠卿之间的矛盾因此而进一步加深。既然朝廷巳派人对市易法争论一事进行追究，他与吕惠卿之间势必分出谁是谁非。最后，曾布落职，以本官出任饶州（今江西鄱阳）知州，吕嘉问出任常州（江苏常州市）知州，魏继宗被追夺所授官职，不许再入仕途。
熙宁五年（1072），北宋着名科学家沈括开始主持司天监工作。他为了彻底改革旧历法，将所着《浑仪》、《浮漏》、《景表》三篇科学文献上呈朝廷，并在文献中附有三种仪器的图案。朝廷采纳了他的学说，并命令他对浑仪等三种观测天象的仪器进行精心的研究和加以改进，以达到改变历法的目的。至熙宁七年（1074）六月，沈括将所制成的浑仪、浮漏等两种仪器送呈宋神宗后，宋神宗下令将它们安置在翰林天文院。其后，提举司天监沈括被提升为右正盲，宋神宗还赏赐他银、绢各五十两、匹。同时，参与浑仪等设计制造的司天秋官正皇甫愈等人也得到不同的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