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苏轼的奏议送达朝廷后，宋神宗看过之后，竟当即下诏即日召见。
据说神宗看到苏轼的奏议，若有所悟地颔首说，原来有很多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看了苏轼上奏的奏疏后，一切都释然了。
所以，才决定即日召见。
见到苏轼（三十四岁），二十一岁的宋神宗劈头盖脸就问：你认为用什么方法能有助于朕的宏图大业（疑似急性子）呢？
苏轼故作谦虚地推辞再三之后，“只得”斗胆上奏说：微臣私下里认为，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来，然后再应对之。
神宗竟竦然接受道：爱卿所言，朕一定详思之！
这次皇上在便殿里的召对，使苏轼初步知道了神宗皇帝的心思。但凡在馆阁里任职的臣僚，都应当替皇上认真考虑治乱问题，指陈为政的得失，不要有所隐瞒——至少苏轼是这样认为的。自那以后，苏轼每见其他的同僚，都会绘声绘色地把陛下的话原封不动地正告给他的同僚。
短时间内，苏轼上了《议学校贡举状》后，又一鼓作气地上了《议买浙灯状》与《上神宗皇帝书》。
平心而论，多才得苏轼在熙宁初年写的有关新法的这几份奏议都颇有文采，甚至可以说，正因为苏轼奏议的文采斐然，在朝堂上下才会给王安石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
作为直接给皇上看的文章，奏议一般要求开门见山，别他奶奶在那儿给皇上兜什么圈子。苏轼的《议学校贡举状》正是如此，一上来就指出自己是在顺应朝廷的召唤，然后再开始铺陈下文。
值得玩味的是，他首先来了一段“夫时有可否，物有废兴。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
那意思就是在表白：陛下您看，我可不是反对变革，风俗之变，法制随之嘛。
但接下来就话锋一转：不过，变革嘛咱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对不对？
自古道：顺势者昌，逆势者亡。所以，我苏轼觉得“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于吾世，足矣”。
在整个《议学校贡举状》中，苏轼既不正面否定变法者王安石，又不动声色地拔高了自己持有的异议，行文可谓是技巧娴熟。
不仅如此，在最为重要的《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表面上是为了赵宋江山着想，骨子里还是在变相地抨击当下的变法。
《上神宗皇帝书》中提道：“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三司条例）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但接下来话锋一转，又搬出了祖宗家法：“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
宋代历来讲究祖宗家法，苏轼就处处紧扣祖宗家法。我国的封建意识形态一向讲究厚古薄今，苏轼就旁征博引有宋以来的三代之治，依着“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一层层延宕开来，所以说这八千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写得富有说服力，一度成为了后世所有奏议文的学习典范。
苏轼虽然耿直，却也并不莽撞。
毕竟自幼饱读诗书，又有父母的悉心教导，在礼数方面那也是拿捏得死死的。
在家丁忧了两年多，归来已是熙宁三年（1069），正是年轻的神宗皇帝踌躇满志的时候。苏轼自知很多情况都要熟悉，且不可冒失，于是他一边按部就班做着自己的本职工作，又一边默默关心着朝廷事务。
就这样过了一年，苏轼都没发出什么动静。
其实这一年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
宋神宗采纳了王安石全面改革的方案，从年初开始就强力推行变法，朝中大臣一片哗然，支持声、反对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苏轼因为官位低，对情况了解不深，没敢轻易开腔。神宗皇帝到底是什么性格，对待意见建议会是什么态度，这些都需要假以时日去观察，岂能鲁莽行事（说明苏轼一点都不傻）？
要说苏轼对新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没有自己的观点，那也绝不可能。
他只是认为还没有到开口的时候，不能为了凑热闹而发声，要发声时必须言之有物，也必须用恰当的方式发声。
深入观察了一年之后，苏轼对新法已经有了明确的立场和主张，至少打好了《上神宗皇帝书》的腹稿，但他没有写出来，而是借用一件小事“投石问路”——递上了《谏买浙灯状》。
元宵佳节皇宫要在民间采购灯笼，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事，皇帝纳谏或不纳谏，都无伤大雅。在这里苏轼埋下了伏笔：如果皇帝纳此谏，那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禀报。如果皇上不纳此谏，那也犯不着再说什么，甘愿受罚罢了。
买浙灯之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至少在苏轼眼里，它涉及皇帝失民心还是得民心的所谓原则性问题，绝对值得一奏。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此事的背景：
熙宁四年（1071）的元宵节，神宗皇帝想张灯结彩好好庆贺一下，便下令当时最好的苏浙花灯禁止交易，全部低价卖给皇家。
苏轼认为，皇帝从自身角度考虑，为了过节观赏一下就花费那么多钱，未免太浪费了！——皇家也要崇尚节俭。
而神宗却认为，扎个纸灯笼成本也不值几个钱。
这也说明神宗皇帝从小在皇宫大院长大，年纪轻轻的（要知道，苏轼此时已经三十四岁了）考虑问题可能还不周全，他不知道扎浙灯的都是些穷苦的手艺人，灯笼是他们全家人的命脉与口粮，人家大老远地给送到京城来卖，成本除了材料钱、手工钱，还有运费、贷款的利钱等等。往年都是自由交易，价格还能卖得高些，现在只允许卖给皇家，还是低价收购，那是要亏本的！
于是苏轼耐心向小皇帝说明情况，请求收回成命。
令人没想到的是，过了不多时，神宗小皇帝竟然采纳了苏轼的建议，把买灯笼的安排果断地给取消了（这就像大学里做社团工作的大学生那样的状态，激情满满）。
这还了得，本来他还以为自己的建议不过是泥牛入海的存在。此时的苏轼，他着实地激动与受宠若惊，紧接着就又上了《上神宗皇帝书》！
《上神宗皇帝书》这篇奏章，是苏轼对于王安石变法之态度的一种真实体现,反映了这一时期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理性批判。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军事方面，苏轼还是极为幼稚的。因为军事与外交这些重大的工作事宜，那是需要经过长期历练方能奏效的。
当时，契丹、西夏疆域虽广，但多为不毛之地，或因气候等原因无法耕种。由于环境恶劣、资源短缺，势必得向外拓展，压缩北宋的生存空间，双方为此在边境上大打出手也是情理之事。
北宋政权自建立之始，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将们的飞扬跋扈，重蹈李唐覆辙，为了能够消弭隐患那是绞尽脑汁，最终通过一系列措施解除了武将们的兵权。
但是，此举对加强中央集权固然有利，却形成了北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特殊兵制。一旦战争发生，协调作战的灵活性就完全丧失。武人跋扈的情况虽然得到有效遏制，但矫枉过正，过于束缚了武将的手脚。在战争中又不断削弱武将实权，刻意抬高文官的地位。崇文抑武令武将素质普遍下降，武人心理失衡，不思进取，畏战心理严重。
特别是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后，彻底丧失与北方游牧政权作战的勇气与信心，转而将全部心思用在了“守内”一面。后来，继任者不思振作，宋廷逐渐形成了“守内虚外”的国策。
所以到了北宋中期，像苏轼的这类被洗过脑的文官，也说过那些极具代表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话。比如，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竟然这样说：“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
历史证明，宋廷上下不以开拓进取为立足之本，反以修道德、务本业为根本，完全是舍本逐末。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与强邻不是比谁的拳头更硬，而是大谈礼义道德，此时宋廷大概是脑子被驴给踢了。
——这也许就是传说中的“历史局限性”吧！
神宗皇帝在一字不漏地拜读了苏轼的三封奏章后，也许是被苏轼的爱国精神感动了。
据史料记载，有一天，神宗问王安石道：苏轼的为人如何？
王安石知道苏轼向来对于新法的态度，可以说是自己的异己，恐怕年轻的神宗皇帝接下来会重用苏轼，所以连忙说：
陛下为什么要召见苏轼？
神宗道：朕看到苏轼的奏议异于诸人，所以决定召见。并且苏轼还对朕说，陛下若轻易就召见微臣，这样并不好。因为人臣向来以得到皇上的召见为荣，如今陛下尚不知道微臣的情况，就仅以一些上奏的言语就召见微臣，那么恐怕朝廷上下人人都会争相效仿。还说朕给臣僚封官封的太快，以至于今后效果如何以至于不能始终。苏轼这些话，爱卿认为如何？
安石道：陛下给臣僚加官，不会不加以考实，虽然加官但有何害？
神宗又道：苏轼还给朕讲了一些兵法上的道理，他说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不常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常以静应之于后，乃胜天下之事。他的这些观点怎么样？
安石回答道：苏轼说的也有些道理，但是（注意这个但是），这都是“道之经”，而非“道之变”，圣人之于天下，感而后应，苏轼的言论也符合这一道理。但是（又一个但是），世间的事态变化无常。譬如用兵，不是每次的后动者都能得胜，这是获胜方的时与势都为之相宜啊（我们注意到，堂堂大宋朝的命运，都在两个文人与一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手头捏着）！
神宗道：爱卿所言极为精辟！照你这么说，苏轼这个人用一些事去试试他如何？
安石答道：微臣已多次上奏，试人当以事。
其实，王安石真正中意的人选乃是吕惠卿。
后来，神宗皇帝又问曾公亮道：苏轼这个人每次奏对都很明敏，是否可以一用？
曾公亮回答道：京师尚没有人选。
为什么这位曾同志说话能够这么有底气，我们来先看一下此人的档案吧：
曾公亮，字明仲，号乐正，泉州晋江县(今福建省泉州市)人 ，是个不折不扣的官二代。
曾公亮原为刑部郎中曾会之次子，他自少时起就颇有抱负，且器度不凡，为人“方厚庄重，沈深周密”。
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曾公亮登进士第，授会稽知县。他自地方官员累升至知制诰、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参知政事、枢密使等职，在嘉佑六年(1061)以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正式拜相。
宋英宗即位后，加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宋神宗即位后，再加至门下侍郎兼吏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累封鲁国公。之后因年迈罢相，带司空兼侍中出镇河阳三城，又判永兴军，最终以太傅致仕。
元丰元年(1078)，曾公亮去世，年八十。获赠太师、中书令，配享英宗庙廷，赐谥“宣靖”，是宋理宗时的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曾公亮曾与丁度承旨编撰《武经总要》，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官方编纂的军事科学百科全书。
王安石道：苏轼没有外放过，居京不会长久，不如先擢为京城里的推官。
神宗道：朕有意着苏轼修编中书条例。
王安石赶紧答对曰：苏轼此人与微臣的所学所见皆异，陛下若是让苏轼来修编中书条例，朝廷上下估计都不愿意。以苏轼的个性，他断不肯去为了迎合众人而去完成制定的条例，到时候恐怕还会发一些奇谈异论，坏了变法的大计！陛下用人，必须要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只是看到了苏轼上奏的言辞，其言论尚未见到什么效果，因此断不可轻用！
君臣的这一番对话，使得苏轼的政治生涯又多了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