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夜自是没有胼足而眠，但秉烛夜谈却是有的。
长谈过后，孔若虚长叹道：“介甫公后继有人也。”
不得不服啊，弱冠之年便有如此才学、如此见识，假以时日那还得了。
他终究是接受了王棣的“四书”之说，并询问有无撰写完稿。
王棣心下松了口气：终算是搞定了。
他执意要绕道山东，便是为了仙源县之行。再说的透彻些，他是要走一趟衍圣公府。
既然决定要做某些事了，就找条最快捷有效的途径。
相较于原本的历史时空，他让《四书章句集注》提早了百多年问世，并不会显得离经叛道。
儒学大行其道，而“四书”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四书”相对于“五经”是较晚出现的。这个晚，不是文本创作得晚，晚的是“四书”一称。
近年来，随着理学的地位越来越重，理学大家们的论点也渐为世人所接受。
所谓理学，乃是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等人创立的新儒学，传承于子思、孟子一派的心性儒学。
二程竭力阐发和宣扬孟子的思想，因而使《孟子》一书的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不仅如此，韩愈和李翱对《中庸》和《大学》的思想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如李翱的《复性书》将此二篇的部分观点加以融合、发挥，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开启了宋代理学大门。二程沿着这个方向，尊奉《中庸》，并把《大学》与《论语》、《孟子》并提。
也正因如此，纵然司马光曾大肆指批孟子，即便这些年他的门生子弟仍是对《孟子》口诛笔伐，但有着日益强大的理学中人大力宣颂，“四书”之说已是初见雏形。
嗯，王棣适时推出四书注义，算是应势而为。作为王安石之孙的他，无论如何，身上新党的烙印是磨灭不了的。既如此，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唱对台戏，不是理所应当的么？
于曲阜孔氏，大抵是乐见其成的。
《论语》自不必说，记载孔子及其主要门弟子的言行。《大学》，虽非孔子亲手所着。所谓“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但可算是孔子遗书。《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受孟子。”也就是说，《中庸》乃子思所着。
这三本书都与孔子有关。
而《孟子》则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王棣如是说：“学者之要务，反求诸己而已。反求诸己，别无要妙，《语》、《孟》二书，精之熟之，求见圣贤所以用意处，佩服而力持之可也。”
很显然，他是主张将这二书并列的。
对于王棣此言，孔氏能表示反对么？显然不能，作为儒学本宗，当然得大度大度再大度。更何况，孟子与孔子颇多渊源，他拜孔子之孙孔汲的门人为师时姓曾名参，后更改名轲。嗯，孔子亦有徒名曰曾参，即曾子。
可以说，孟子应该叫孔子为祖师爷，孟子是孔子的铁杆粉丝，孟子一生以传承孔子的思想为己任，孟子系统化地完善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说，孟子应该叫孔子为祖师爷，孟子是孔子的铁杆粉丝，孟子一生以传承孔子的思想为己任，孟子系统化地完善了孔子的儒家思想。
他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认为孔子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其实，孔子也是个“追星族”，孔子最崇拜上古时代尧舜禹、周文王、周公等那样的圣贤，而孟子则认为，尧舜禹和孔子比，还差了一点，孔子是古今“集大成者”，是真正的大圣人。所以，孟子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意思是说，自己是孔子的“铁粉”，他想拜孔子为师。
而《孟子》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流传后世，影响深远，亦为儒家经典着作之一。
是以，孔子后人能鄙夷孟子或《孟子》么？
既定肯定了“四书”之说，那便得支持王棣。
王棣说的好啊：“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无论如何，他都是在宣扬、吹捧孔孟思想的，得好生支持才对。
况且孔若虚是真看重王棣口中所言之《四书章句集注》，详细地问询了相关事宜。
王棣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极其诚恳而谦逊地说了“一己之见”，如是说：“窃以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是为《四书章句集注》。”
他取了几套散发着油墨香味的书呈奉给此间主人，封面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几个字：四书章句集注。乃是他亲手所题。
“小子狂悖，还请前辈不吝赐教。”
赐教？如何当得起啊。
次日，衍圣公府发帖遍邀左近名儒，座间特推此书。
奉圣公孔若蒙亲临，叹曰：“千有余年之间，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以煨烬残缺，离析穿凿，而微言几绝矣。”
离析穿凿，是汉唐以后儒学的最大弊端。离析，就是经典的繁琐化、复杂化、学究化；穿凿，就是解释经典的牵强、附会和泥古不化。唐太宗命孔颖达修《五经正义》，固然有抢救学术之功，但儒家的经典被定于一尊，从此化为国家的意志，被固化、被封闭、被教条从而失去了活的生命力。另外汉以后的儒学主要的兴趣和关注点在章句训诂之间，所谓“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而对儒家经典义理的探究与阐释却“晦盲否塞”。这就使儒学的真谛被淹没，儒学的精神就此迷失。
奉圣公乃拊掌赞曰：“日后人言王三郎学之有大影响于后代者，必以其所治之四书学为首。”
此言一出，满堂俱惊，众皆失声。
曲阜孔府可谓是一个风向标，代表着天下文脉的正统传承。当代奉圣公此言是盖棺定论，是完完全全肯定了《四书章句集注》。
有这么一个文坛精神领袖喝彩支持，日后不论是谁想要对王棣下黑手，都得好好掂量掂量。
到这，此趟清源之行，大功告成。
事实是王棣有些急了，迫切地感觉到了时不我待。杭州之行，遇见了方腊方十三操纵摩尼教欲火中取栗，这与原本的历史并不相符，历史轨迹已然有了偏差。
在他想来，此时原应寂寂无名的方十三已在杭州闯下了偌大的名气且荣登海捕文书。虽说方某人当官府开始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但谁知道他会一时心血来潮闹出什么幺蛾子呢？
而“女真贡于辽”的消息更是让他心头一紧，猛虎露狰狞了呀。此时，完颜部已统一了女真诸部，大首领完颜劾里钵去年年底溘然长逝，相较于原本的时空提前了三年。二十二岁的完颜阿骨打子承父业，提前亮相历史舞台。
王棣如是比喻：西夏为鹰犬，辽为豺狼，女真为虎狮。
此时的辽国貌似强大，但已是“强弩之末”，倒是女真完颜部亮出了獠牙。
风起云涌的乱世即将到来，留给大宋强盛还有多少时日？歌舞升平掩饰下的昌盛和平能维持多久？
王棣为此焦虑不安。倒非说他有多么忧国忧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只是想让亲友们活的安心自在，不用在兵荒马乱中颠沛流离。
但为了阻止某些事的发生，他必须得在朝堂之上有发言权，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所以，他不仅要在来年会试金榜题名，还得尽可能的排名靠前，得有足够的影响力。
所以，即便王安礼数次隐晦地让他先行蛰伏，择一好时机再让此书问世，他也是顾不上了。
再不疯狂就……来不及了。
《四书章句集注》是用来刷名望的。
人生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王棣以十六岁之龄立言出书，可谓是世无仅有。
当然，“品涩居士”已然是大宋朝知名作者。《飞龙全传》与《隋唐演义》倒还罢了，只是通俗话本，并无太深的文字功力和文学底蕴，但《三国演义》不同。
后者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要表现近一个世纪的复杂历史，辗转于魏、蜀、吴三国的疆域，这样的历史跨度，这样的时空转换，要使所有的人物都活起来，谈何容易。能做到品涩居士这样，确实是出手不凡了。
这三部话本既赢得了口碑，也赚了个盆满钵满。这也正是许三多认准、跟定王棣的原因。
总而言之，王棣一手赚钱一手扬名，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初衷是达成了。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孔若蒙的颂扬，《四书章句集注》和王棣必将闪耀大宋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