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室的两位王子的王位之争还没分出胜负，晋国再次充当起和事佬的角色。
这次闹矛盾的是鲁国和邾国。
邾国派人去翼邑筑城，任务完成后，大夫连同一干军士踏上了归国之路。经过离姑城回邾国的距离最短，可是要走离姑城，必须经过鲁国的武城。邾国大夫嫌借道麻烦，于是决定靠近武城行进，之后南行迂回，不经鲁境而归。
谁知接近武城时，天降大雨，道路泥泞，举步艰难，众人苦不堪言。不得已，一行人只能取近道，经武城归国。
按照当时的礼制，途经他国，必须行“假道之礼”，否则视为冒犯。所谓“假道之礼”，就是假道之人必须呈送一定的币帛财用，正式向对方提出借道的请求。对方收礼之后，请求上官指示，得到命令之后才允许通行。
不行假道之礼，视为鄙视对方，是十分无理蛮横的行为。途经国可派兵阻止，甚至不排除扣押经行人员，或是兵戈相见，决出胜负。
邾国人的行为激怒了驻守武城的鲁国军士，他们推倒树木，阻挡邾国人前进，并向他们发起猛烈进攻。结果，邾国军士被消灭，几位大夫被俘。
邾国损失惨重，第一时间向晋国告状哭诉。鲁国闻讯，特派外交大臣叔孙婼到晋国说明情况。
关于如何处理这件事，六卿召开会议商讨。
“鲁国的反应太过激进，待叔孙诺到来时，定要将其扣押，好好查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士鞅先声夺人，一口咬定错在鲁国。他的话音刚落，其余五人倒吸了口气。
“叔孙诺身为鲁国外事大臣，扣押恐怕不妥。”魏舒表示不赞同。
“邾国是小国，鲁国仗势欺人，犯错在先，理应受罚。”士鞅坚持己见。
韩起没说话，他看看智跞，问道：“智将军如何看待此事？”
赵鞅和韩起关系特殊，韩起不好直接问他。中行吴已病逝，中行寅承父爵，位居下军佐。新来乍到的，也不好逼人发言。为了缓和气氛，只得问智跞的意见。
智跞有点走神，没想到韩起会问他，想了想，说道：“既然受损的是邾国，自当好好问明鲁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听智跞的口气，也有责怪鲁国的意味。
“依在下看，鲁国此举虽有些偏激，邾国不遵循假道之礼，也不是全然无辜。”赵鞅主动开口，表明立场。“不如等鲁国外交大臣到时，仔细查问来龙去脉再做定夺。”
士鞅是一棍子打死，错在鲁国。赵鞅的解决方法则偏柔和，两方均有错，查清真相再依情节轻重处罚。
中行寅虽然刚入卿，年纪却长赵鞅五岁，从政经验也比赵鞅丰富。他清清嗓子，说道：“鲁国国大势众，邾国乃是附庸小国，就算违礼，形势紧急，也可商榷，实在不必大打出手。”
中行寅的态度没有士鞅那么强硬，结论却是一致的——错在鲁国，鲁国是以大欺小，必须严惩。
韩起一掂量，赵鞅、魏舒的主张比较温和，智跞、士鞅、中行寅算是一路，他的意见变得至关重要。
其实，韩起的看法和赵鞅接近，可是如果他也站在赵鞅一边，三比三，事情仍是无法解决。不得已，韩起只得宣布：“叔孙婼到来后，先行扣押。待双方对质，厘清事实后，再行处置。”
韩起的办法是取个折中，两边都不得罪。可是他的潜台词也很明显——鲁国被认定是错误一方，这是个有罪推定。有了这个推定在先，注定了从一开始鲁国已经隐入被动。
叔孙婼一进入晋国地界就被扣押。韩起命他和邾国代表当堂辩论，说清是非曲直，晋国的代表则端坐一旁，做出最终裁决。
叔孙婼跟父亲叔孙豹一样擅长辞令，行事秉持原则，依礼依法办事。父子俩的脾气也是一模一样——耿直倔强认死理。叔孙婼马上回绝了韩起，声称他不会跟邾国代表会面，只派随行的副手前去。
叔孙婼的理由是：依据周制，列国的卿相当于小国的国君，鲁国是堂堂正正的周天子亲封的诸侯国，邾国不过是蛮夷，根本不配与他分庭抗礼。
叔孙婼的做法和说法都没错。他是鲁国的外事代表，奉鲁国国君之令行事，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代表鲁国。如果他与邾国代表面对面坐在一起，这是辱没了鲁国，间接也侮辱了鲁国国君。
然而，叔孙婼也有错，他的错误在于——错投了世间。这个时候的中原，从王室到诸侯，各诸侯国之间，充满火药味，这是其一。其二，晋国已非从前的晋国。
晋平公以来，晋国公室衰微，六卿各行其政，尤其是士氏和中行氏，表现得特别明显。
周礼进一步式微没落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着公室的弱小，世卿大族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不再遵循固有的规则。他们崇尚的是打破一切旧礼陈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叔孙婼的举止言行是如此的不合时宜，甚至格格不入。毫不客气的说，他的说法做法根本是故意挑衅晋国的一班卿族。
果不其然，韩起怒了。他吩咐邾国人做好准备，把他们的来人聚集到一起，说是要把叔孙婼交给他们，任凭处置。
韩起这么做，无疑是将叔孙婼置之死地。鲁国和邾国因此事已成仇敌，他们岂会放过鲁国的大臣？
晋国司寇士景伯听闻此事，马上前来劝阻。
士景伯的理由很简单：把叔孙婼交给邾国人，叔孙婼必死无疑。叔孙婼被杀，鲁国一定不会放过邾国，只有把邾国灭了才能泄心头之恨。
晋国是盟主，盟主的职责是讨伐不敬，调停矛盾。若是如此处理，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点燃战火，岂非失职？
士景伯是一言惊醒梦中人，韩起这才冷静下来，改变主意。他吩咐邾国人先回去，鲁国一行继续扣押，留待处置。
东面的事情还没着落，南面的两国又来抢占头条——不出沈尹戌所料，吴国又对州来发起进攻。
公元前519年夏，吴王僚亲率大军前来。
截获情报，楚平王命令尹阳匄、司马薳越率领楚国及其盟国附庸胡、沈、陈、蔡、许、顿等国的军士救援州来。
联军到达之前，吴军已对州来形成包围之势。眼见联军来势汹汹，吴军不得不撤去包围，扩大防守范围，往东迁移。最终，吴军驻扎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淮河南岸。），以逸待劳，恭候楚军的到来。
两军还未交手，楚国就先损失一员大将——令尹阳匄病亡。奉命出征之前，已是带病在身，舟车劳顿，加重了病情，迅速恶化，以致不治。
楚国令尹的病逝，改变了整个战役的形势。
按照楚国的官员职事划分，令尹只是督师，还有司马指挥战役，各国也有作战将领，并非群龙无首。
可是，这是打仗。先不论武器精锐与否，兵力多少，粮草是否充足，来到战场，最直观的首先是军士的士气。阵前主将病故，绝非吉兆。楚国联军因此大感挫败，士气低落。
司马薳越不得不做出一个折中的决定——向南退守至鸡父，休整过后，待士气有所恢复再战。
鸡父位于今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地处河南省东南端，临近河南和安徽交界处，南面是大别山，北临淮河。
为何退守此地？
鸡父在州来的西南面，留守此处，州来仍在视线范围，吴军有任何动静，楚军一目了然。这个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
楚军在鸡父，吴军在钟离，两军对峙。楚军的态度已经很明显——拖，那么，吴军的态度又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