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周从文等人叫进来，两个锦衣卫的干员开始向他了解具体情况。周从文简明扼要地向他们说了一下情况，两个锦衣卫对视一眼，说道：“看起来，果然如上面预料的一样，白莲教开始趁着天下太平，又准备孳生起来了。”
另一名干员则道：“决不能任由他们这样发展，基层组织如果被肆意渗透，那么原本存在的意义就大打折扣了。”
周从文倒是没有想到，锦衣卫方面对于现在根本势力其实也没多大的白莲教如此重视。
锦衣卫干员与周从文握了握手，说道：“感谢你们的举报，这件事我们十分重视，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提供，请联系我们，我给你一个邮寄地址，可以给我们写信。另外，白莲教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组织，不排除他们可能对你展开报复，我们会通缉这伙人，同时，这次我们过来，也是希望各村能够积极参加乡镇上组织的联防队，共同打击这群骗人钱财、图谋不轨的邪恶人员。”
周从文也忙道：“我们小井村一定配合组织上的工作。”
他毕竟也算是大城市里的人了，现在各处搞的组织建设，也包括他的单位上海图书馆，大明这个庞然大物的各体系，不论是行政口、事业口、企业口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感觉，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带了很多白明修带来的后世口吻。
周从文也增添了一些使命感，将白莲教当成了人民的敌人。
他怀中揣着的那本小册子，编写者的水平是极高的，不仅有各种民间迷信人员的大揭秘，而且还在理论上批判了白莲教这类组织，直指其实质。周从文明白，这等秘密结社产生之初，也许只是为了敛财，已经对老百姓的财产安全造成了伤害，更不要说当他们形成规模之后，将在民间刮起不良风气，更破坏社会治安。
白莲教秘密地在江浙地区开始了自己的传教活动，根据他们以往的经验，在实际上他们发展壮大之前，官府根本是注意不到他们的。
可现在的情况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化，白莲教直接上了锦衣卫的首要打击对象名单。
锦衣卫不仅成立了专案小组进行反制，拨出了经费和人员，而且行动非常迅速，如周从文见到的这样的干员，已经撒出去了上百组，工作就是联络基层公署的公安干警，并且走访各村的农业合作社，直接收集情报和证据。
一张白莲教看不到的大网，已经向着他们张开了。
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江浙各地的城乡，都收到了上面派发的小册子，并且接到了命令——抓捕白莲教涉事人员。
一时间，各村都纷纷举报白莲教的所谓传教人员，一些传教人员前脚跑去一个村子“表演”，后脚便有这个村子敌人带了乡镇派出所的警察和由格村村民组成的联防队围剿。
这场民间围剿白莲教的行动如平地起惊雷，刘晁庵等白莲教的人员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往常是官府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官府的行动。可是现在，大明行政体系的办事效率和能力今非昔比，雷霆手段一下，白莲教立即如土崩瓦解。
不少白莲教人员反抗比较激烈，甚至还携带凶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人员的损伤，不过很快地方的戍卫部队也被拉出来，直接对白莲教进行武力围剿，当场镇压这些邪恶人员。
江浙地区一时间，报纸上都是打击白莲教的事情，百姓们也都绘声绘色地在讲述哪里哪里的白莲教妖人作乱，被当地的戍卫部队给灭了。
紧接着，更令人惊奇的消息出来了。申报上刊登了新复社几个重要成员先后被捕，原因是勾结白莲教，从事阴谋行动，尤其是新复社首领冒襄，长期接受白莲教教主刘晁庵的经济资助，刘晁庵更是煽动北方八卦教叛乱的罪魁，现在有证据表明白莲教在江南的活动，仍旧是以颠覆国家和祸害民众为目的的。而新复社的这群书生们，则是不满当今朝政，尤其是不满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失去了特权的地位，所以选择跟危险的秘密结社进行勾结，其心可诛。
随即第二天，大明日报也刊登了社论，直接谴责一部分士绅，言明他们不思报国，在满清统治下夹着尾巴，乖乖做奴才，结果大明拯救万民于水火，恢复汉家江山，他们却来了意见。不敢对凶恶的鞑子做出什么抗议，因为鞑子杀人头是不讲道理的，却敢跟仁慈有理有度的大明朝廷叫嚷，这种行为是真正的懦夫行径，愧称有担当和礼义廉耻的儒家门生和读书人。
大明日报的社论更还引申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士人、读书人，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君子。文章认为，能够弯下腰，接近民众，为民众解决生计问题，为民请命的读书人，才能称得上仁德；像是张煌言、郭之奇等这样在国家危难之际仍旧不屈不挠，为过奔走，抛头颅洒热血的读书人，才能称得上忠义；能够谨记四民平等，不自我优越感，能够平等待人，且不会因为利益而抛弃应有的做法的读书人，才能称得上有礼节；能够钻研知识学术，通过格物致知和努力创造出新的学问，最终学问可造福于人的，才能称得上智慧；能够始终如一，做平民百姓讲究诚信，当官不贪，在任何位置上都恪守自己的规矩，才能称得上诚信。
大明日报将这些作为新时代衡量一个君子的终极标准，并提出如果能够实现这些，那么才是真正的继承儒家德行和使命的真君子，是受百姓尊敬和国家的重要人才，大明现在最不需要的是像前明东林党和现在的新复社的那群跳梁小丑一样的读书人，贪婪自私、虚仁假义，眼睛里没有百姓和国家，连基本的礼义廉耻和忠义都没有。这样的读书人，是假的读书人，做再好的文章都无济于事，都应该被唾弃。按照先贤的标准，这些人就是小人。
这一套“君子小人论”，彻底立住了大明的舆论，并引发了更广泛的讨论，明季各种所谓读书人的魑魅魍魉之行都被拿出来审视，一时之间，牢狱中的冒辟疆等人，立即从风流才子变成了误国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