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两天之后，一位着名的银行家被杀，大规模的屠杀也就接踵而至。
这位银行家名叫稽瓯生，29岁，是当地一家钱庄老板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位着名的四川籍官员。
稽灵生住在美国〈乡村）总会内，离福州路上的工部局警务处仅75码，他数天前在《金融与商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在自由中国投资。而这一文章却激怒了伪政权的银行当局。
8月15日，当稽爆生走出美国（乡村）总会，正要穿过马路走向自己的小车时，躲在一辆轿车里的5名枪手向他射击，他当场死在总会门前。刺客们尚未来得及逃跑，警务处的警察便冲出来向他们开了火。
在此后激烈的枪战中，一名华籍巡捕击毁了汽车的发动机（该车是一星期前停在歹土边界处的百乐门舞厅外被盗的），刺客们只得徒步向西逃往极司非尔路。
警察则乘摩托车追击，并一边开枪，一直追到老闸路捕房辖区，警察才击毙了一个恐怖分子，并捕获了其他三人，收缴了他们的武器。
而在追击途中，却有3个平民和2个警察被杀，另有8个行人和3个警察负伤。同日，沪西特警总署的一位巡警正要检査两个男子的篮子时，被枪杀在歹土的白利南路上。
8月16日，一名枪手射伤了着名律师王树勋，他是极司非尔路76号南京政治警察总部首脑吴世宝的朋友。当丰田纱厂的一名日本雇员正在给自行车打气时，两名恐怖分子开枪打中他的胸膛。
一家煤炭进口公司的经理在福履理路的家门口被绑架。黄浦江的渡轮，潮州丸刚在南京路外滩码头载上乘客，便发生了大爆炸。
8月17日，九江路663号的“大舞台”剧院老板遭到一名刺客的袭击，背上受了致命伤。在8月23—28日的六天中，信昌纱厂的一名日本职员在日本海军公墓受重伤，两名日本陆军文官遭到4名中国枪手的伏击而丧命。
沪光大戏院和金城大戏院被炸，效力于日本陆军的一名日籍文官和一名华籍文官被杀于虹口（此事再次导致道路被封锁），法租界里的一家银行被盗去价值高达30万元的金子，中一信托公司的总经理遭到绑架，恐怖分子试图用隣烧毁三菱公司的第三仓库，中国枪手击毙了浦东保安队的一名成员。
早在8月17日，日本人就在“大上海”边界上设置了新的铁丝路障。?徐家汇与虹桥地区的歹土边界都布满了隔离网，以至许多小路都被阻断。杨树浦河上的所有桥梁全被封锁，只有两座桥不是绝对封锁。
如今，经陆路而赴上海的华人都得经由军事检査站，受到严格的搜査，以免携带武器。虹口的“小东京”变成了难以渗透的要塞o。
8月28日以后，华人在下午7时和清晨5时之间，便不得进入“本城”了，当他们在白天要过苏州河时，其衣服、包裹、行李、车辆以及本人都得受到岗哨的严密搜查，岗哨的数量较诸往日翻倍，桥头的岗哨则再加倍。装甲车通宵达旦地在苏州河北的大街上巡逻，从虹口至苏州河南岸的所有进出口都被关闭'。
伪政权也釆取了严厉的措施。8月下旬，南京政府颁布了上海的新刑法，它将歹土及公共租界、法租界之外地区的所有偷盗案都交给当地的中国军事机关审理。亦即是说，原先由民事法院审理的案件一一按照2月的“临时协定”，歹土的案件由南市法院审理一一如今都由汪未经政权根据军事法而作出单方面的判决。
实际上，这意味着陈私博市长指令沪西特警总署首脑潘志杰，将武装的歹徒与绑匪引渡给保安队。
这种将刑法军事化的闹剧，发生在南京政府警察系统重组后，新的特殊环境中。
结合公开情报和徐恩佐他们的交代。8月16日，警政部降为警政总署，置于内政部的直接控制之下。与常凯申政权分设中统与军统相似的是，汪未经的政治警察部门，被置于军事委员会的调査统计部的宣接领导下。
在此同时，社会部则被包括在社会福利促进委员会内，这个机构被认为是主管非警察的秘密工作，即监管公众集会、学生活动以及劳工事务等。
南京当局认为，这类机构不再以“部”的形式存在，则其活动便不会在民众面前暴露得十分清楚。
虽然这些变革是警察中央集权化的总政策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也起因于警政部长李事群和社会部长丁末邨的政治斗争。8月16日之前，汪未经和周呼海都对这两人越来越不满意，尤其是对李事群。
身为“财政部长”的周呼海对于李事群明显地感到恼怒，因为流入极司非尔路76号的非法税收很少进入中央政府的钱柜。而作为政府首脑的汪未经，则害怕李事群的权力日益扩张，不喜欢他使用“公开乃至专横的手段开展警察活动，特别是这些活动过于直接地引起了公众的注意”。
李事群随心所欲的独立性——既是控制“76号”之歹士叛徒的首领，又是老资格的警政部长，这也惹恼了内务部长陈群。
陈群作为前维新政府的官员，具有坚实的日本背景，他不喜欢李事群与吴世宝那令人难以驾驭的行事方式。因此，当陈群坚持要求将这二人置于其管辖下时，汪未经必然是同意此挙。丁末邨被委以另一相同级别的职位，但权力更小了，李事群则岀任总部设在苏州的清乡委员会秘书长。
所有这些变动都对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政权秘密特工活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虽然这一机构如今由李事群的前副手、警政部副部长佟克明负责，李事群本入却完全退出这个舞台，而南京下令秘密警察活动以隐秘得多的方式进行。
如今，周呼海的财政部对于“76号”的收人（包括赌博抽成）拥有了更加直接的控制权。显然，陈群声称内务部有权控制全部秘密警察机关一事，与卢英将军在7月转任上海华警（其总部设在南市）首脑是出于同一目的的两个举措。
现在的情况是卢英取代潘志杰成为沪西特警之首，控制了歹土和那里的一帮乌合之众，以及充任秘密特工的通敌分子。
那么，声称南市警察控制了形形色色的暴徒、秘密特工、恐怖分子、极司非尔路76号缺乏训练的巡捕以及沪西特别警察，就真的将“歹土”变成了“良土”了吗?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南市本身与沪西不同，1939年的整个秋、冬，它依旧是赌博与毒品交易的安全港。瑞典记者卡尔?埃斯克隆（KarlEskelund）在报纸上写了一篇重要的报道，将南市的情况描绘成“贫困的中国农村与穷人的蒙特卡洛的交叉，六个大赌场昼夜开放，玩的是一种原始形式的轮盘赌，使用写上数字的台面和骰子，为赌客免费提供葡萄酒、啤酒、香烟等，乃至为其孩子供应牛奶。
这些赌场用其楼上烟室出售鸦片所得，以及向赢家抽头的收入支付其开支，也就绰绰有余了。与这些赌场和鸦片馆相邻的则是许多典当铺，方便那些不幸的赌徒可以当掉其值钱的物件，甚至衣服。
将南市的统治强加于“歹土”，并未使之变成“良土”。恐怖战争继续盛行，特别是在银行与通货的控制权以及报纸的主宰权方面更是如此。凶杀案和犯罪率呈螺旋形上升趋势。
尽管工部局警务处与日本宪兵队在围剿蓝衣社方面逬行了充分的合作，工部局的最后一任董事们与日本总领事无聊地继续着关于最终控制租界警权问题的谈判。
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如今对许多人而言，此事似已十分明显)，公共租界(对于许多生活在其中的华人而言，它已经只是一个名义上独立的实体了)将被移交给伪政权，而这仅仅是中国主权的虚幻胜利。
在此同时，贫富之间的差距继续扩大，双方都被日益恶化的战时通货膨胀压得喘不过气来。对于中国工人而言，自1937年抗战开始以来，物价上涨了10倍；对于外国人而言，则每月的生活费上涨将近9个百分点。
在上海全城落人日军手中之前的两个月间，乞丐和小偷肆无忌惮地从大街的货摊上盗窃食品，直至摊主无货可卖为止，而警察却熟视无睹。
租界当局试图将米价控制在每担130元.但是奸商盛行，甚至上层的中产阶级也开始认识到，已经来临的生存斗争主要集中在食品和日常用品的争夺上。
“似乎孤岛正在沉人无边无际的苦海之中”。
这句话是记者珀西?芬奇(PercyFinch)在报纸上，对于日本占领上海初期的生动描绘。
当时，恐怖战争刚刖发端。而在结束时，则可以看看瓦尼娅?奥克斯(VanyaOakes)对于珍珠港事件前之上海的悲观看法：
“上海是个邪恶和暴力的城市，是富裕和令人难以置信的贫困并存的域市，是轮盘踏的轮子飞旋、枪声频频和乞讨声充斥各处的城市。上海再也不是始于1937年的那种世界剧变的中心，它如今生活在永久性的恐慌和飘忽不定之中，爆炸和破坏、不正常的贸易、通货的混乱、日本狡猾的渗透、难民的涌入、物价无休止的上涨、欧洲战争的爆发以及它在静安寺路上的反响，上海巳成了难民与歹徒的俗气之城。”
三年来的“孤岛”经历，在大部分人的眼中成了“恐怖的梦魇”。事实上，这些年的上海，也确实是座饱受磨难的城市。
1937年，上海的人口仅次于柏林、伦敦、莫斯科、纽约、巴黎和东京。由于英国、美国和法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强加于清王朝的不平等条约，上海分成了三个城市。
首先是黄浦江沿岸的公共租界。该租界根据1842年南京条约第二款设立，由1845年最初制订的土地章程批准，1869年由西方列强的大使们签署。租界的西南，沿着黄浦江上溯，乃是清朝当局于1844年作为特区形式划给法国居民的第二城。
法租界在1868年起草其自己的土地章程。第三城是中国的市政管理区.它位于黄浦江两岸，320平方英里的市区和郊区包围着前两个城市，分成南市、江湾、闸北、浦东与吴淞区。
1937年11月，日本人把常凯申的军队赶出了上海，他们在公共租界中的那部分（即虹口的“小东京”）以及所占领的第三城（老城）构成了环绕其他两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一条警戒线。
它们共同形成了“孤岛”，为躲避日本统治的中国人提供庇护所，寻求自己的治外法权，以及避免如欧洲陷入战争一样卷人中日冲突。上海大都市就这样变成了争讼的战场，因为日本若欲使用武力夺取租界，就不可能不冒与英、美、法开战的风险。
这场争讼包括很多方面，而血腥则是最为混乱搏斗的代价，因为它是最基本的斗争。一方面是常凯申“自由中国”的支持者，他们于1937年从南京撤至武汉，然后沿长江上溯至四川，以此地为大本营，直到战争结束。另一方面则是想与日本合作的人，他们意欲结束战争，并破坏常凯申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联合阵线。
日本方面，尤其是那些急于从中国泥沼中脱身的人，需要寻找一个中国的政治人物能够帮助日本人最佳地利用上海的经济资源，以弥补在南亚扩张战争中的消耗。
从徐恩佐他们的活动来看，国民党所谓英勇暗杀活动的最终目的并不明确，尤其是当国民政府秘密特工以政治名义向通敌的安全机构出卖了其他爱国者时，更是如此。
通敌分子与国民党进行着自己的交易：答应一旦美国利用中国大陆作为从海上征讨日本的跳板，他们就起而对付日本，这一现实使得他们的选择更加游移不定。
（日本战败以后对通敌分子的审判，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对前上海地下党中具有双重间谍嫌疑的工作人员的清肃，都展示了战争期间忠诚的不确定性是多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