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素发现，在获得任命和指令之后，王敬久将军和蔡劲军将军觉得自己现有的身分和担任的工作不便让他们积极地参与此事，情报中显示，他们将组织新团体的任务交给了副指挥杜老板。
在组建这一新团体的过程中，杜先生发现了一个机会：让自己的亲信出任若干部门的首脑，于是便委任陆京士先生为龙华军事法院院长，朱学范先生为上海总工会主席。
然而，当杜老板将其副手名单呈交给军事委员会时却遭到了否决，这便使他大为恼火，同时也使陆京士和朱学范受到了侮辱。
鉴于杜老板对于此事的突然冷淡，上海公安局长蔡劲军将军决定亲介入。他借助于忠义会（被丄部局警务处情报入员描述为“由黄埔军校生组成”，由蒲凤鸣领导的一个团体），在公安局内设立了这个特别组织的总部。蒲凤鸣与蔡将军随后组建了两个团——防护团、特务团。
防护团在苏州河南北两岸履行不同的职责。在城北，尤其是在虹口，他们组织了一个所谓的“上海狙击队”，主要由“流氓”和失业工入组成，配备了毛瑟枪和手枪，在敌后狙击日本入。
苏州河南岸，在南市，防护团则主要由招募的居民组成，其任务是挖掘炸弹掩蔽体。南市每宅房子的主要住户每天得向防护团提供劳动力，由蔡将军的一个副手指挥，其办公处设在露香园路上的五安小学内。迄于9月，已有300入被招募，完成了57个防空壕沟。
特务团总部设在一座私立学校里，这所学校是南市丽园路上绍兴会馆的一部分。它由蔡将军的前刑侦课课长刘槐负责指挥。他的两个副手乃是公安局的巡官陈半农和前公交车售票员张国权。
特务团的正规成员主要从失业工入中招募。官方承诺给他们每月9元的薪金，外加在可供1000入住宿的学校内的食、宿。至1937年9月末，约有400人应募。
特务团也有一个侦查课，由30入组成，归一个名为杨福林的男子领导。这些人驻扎在老西门外西林路上的敬亲小学内，其中一位曾是小学校长的傅铎马记载道，刘槐曾指派他报告公共租界内日本便衣侦探的活动。他还被派去调查“汉奸”，若能发现足够的证据，就下令中国警察逮捕通敌分子，并将其押至特务团总部的拘留所内作进一步审讯。
毫无疑问，戴利在蔡劲军管辖下的这两个组织中安插有自己的人马，尤其是特务团的调査处。但是，这位秘密警察头子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在了杜老板党羽在劳工组织、商人圏子和黑社会中的网络上。
显然，是戴利在9月未、10月初将这个受辱的流氓头子及其青帮党徒重新纳入了军事委员会的轨道，即劝说常凯申设立“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以将帮会成员转化成准军事人员。
苏浙行动委员会由常凯申亲自领导，其成员包括杜老板、黄麻皮、王晓籁、虞洽卿、张啸林、杨虎、梅光培、向松坡和陆京士。
戴利出任书记长，在法租界善钟路上设立办公处。委员会的组织分为参谋处、政训处、情报处、训练处和总务处，处长都是特务处的官员，诸如陈旭东、汪祖华、谢力公及俞乐醒等。⑥
当前的主要任务乃是训练干部和招募民兵。在松江和青浦开设了特训班，以培训参加和领导别动支队的人。此后，在10月初，戴利利用委员会的职权，组建了“别动军总指挥部二其总部称为“淞沪别动总队”，位于南市祈齐路对面枫林桥附近沈家宅1号。
它虽然在名义上归杜老板管辖，但是据别动队的一个成员说，实际上的首脑却是戴利，他以蓝衣社首领而闻名。而杜老板的“外交事务“助理、旧青帮首脑、来自山东的刘志陆是别动队有名无实的副首领。
关键部门的人员则都是戴利的亲信：陈旭东任参谋长，参谋处长方超，督导处长周伟龙，经理处长周家礼（后为谭良甫），总务处长周济文，技术室主任俞乐醒。俞乐醒还和谢力公一起负责松江和青浦的特训班。
淞沪别动总队分成五个支队，每个支队500到3000人.总共8000人。每个支队又分为三个大队，下面进一步分成中队、小队和区队。自区队首领以上的所有官员，不是戴笠特务部的成员.就是来自恒社的骨干。
其成员来自形形色色的社会阶层，上海店主协会的店员、帮会中的地痞和流氓、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日军进攻期间因工厂和店铺关闭而失业的劳工，以及有组织的劳工联合会成员。
早在1937年2月就成立了“上海商团“，当时，中国商会曾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告，为店员免费提供市民训练课程。有个名为陶民舟的21岁的绍兴人应答了这一广告，他在闸北经过了四个月（3月至6月〉的教程，之后又回到了他所工作的染坊。但是当1937年8月中日开战后，他则参加了南市的保安队。9月初，该保安队重组成上海别动队的第五支队，由陶一珊上校率领，他被南京委任为上海所有市民训练中心的首脑，其总部设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
此后，陶上校发给了陶民舟一把手枪、八发子弹以及四颗手榴弹。他住在申新纱厂对面一所没有门牌的房子里，其任务是检查经过白利南路的行人和车辆，以保证没有“汉奸”进人华界，陶民舟的“官衔”包括两个布徽章:一个标明其身分为“上海别动队06595号”，并命令他“服从指令，严守纪律，忠于职守，苦战到底”。
另一个徽章则标明其佩戴者隶属于“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别动队。1937年10月24日，陶民舟和一个同事试图检查一辆卡车.却遭到巡捕史密斯（E.P.S.Smith）的阻挠。当他们拔出手枪时，史密斯夺下了枪，并逮捕了他，其同事则得以脱逃。最终，陶民舟被移交给上海警备司令部。
陶一珊上校的商人和工人组织，是供应卡其布制服和配备旧毛瑟枪的几个团体之一。二支队驻扎在南市鲁班路上的东亚体育学校，它受命帮助警察维护法律与秩序。然而，据样惠芳（别动队成员，“因其1932年的恐怖活动”而闻名于公共租界的警方）的证词，当他被控试图在法租界搞暗杀时.他的支队（配备有手枪）的目的，乃是“只查找汉奸”，此人后来可能被移交给了就近的中国警察局。
三支队归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领导，他的任命最初是由军事委员会下达的。可能是为了维持对劳工的控制。命其他的工人组织包括由陆京士领导的邮工支队和海员支队，以及码头装卸工支队。
许多应募的新人员都是失业青年。18岁的林德福，宁波人，在跑马厅路附近被公共租界警方逮捕，罪名是试图招募“便衣男童子军”。审讯中，林德福说，他自己曾被一名姓李的30岁的卖报者介绍给别动队，此人曾向九江路上被招募人民兵的一帮男性青年作了生动的演讲。林德福与其他约40名男子被他所呼吁的爱国主义所感动，或者仅仅是好奇于他似乎提供的机会，于是便追随这位姓李的卖报人前赴南市丽园路上设在绍兴同乡会会馆内的别动队营地。
到了那里，他们被告知，如果他们愿意接受军事训练，就能获得每月9元的津贴，外加一日两餐和睡觉之处。如果他们拒绝，则可以返回家中。约有600人留了下来，都是18至36岁间的青壮年。
持否定态度者后来将别动队描绘成“乌合之众”，它在抗击日本人方面几无军事作用。杜老板的副手陆京士与水祥云突然放弃了他们通常的，黑暗角落里老鼠的角色，穿起了挺括的制服，变成了当时的英雄。
他们最初可能是保卫苏州河南岸，梵皇渡路与曹家渡交叉口至日晖港一带的地区，但是当日军发动渡越苏州河的攻击后，别动队便撤退了。
在上海的华界陷落之前已逃至法租界海格路上的据点内。虽然依然希望重新召集其参加南市英勇保卫战的旧部，竭力模仿谢晋元团长的壮举，谢在1937年保卫四行仓库的事迹已经成为爱国主义的教材。然而，许多骨干都放弃了指挥，逃入租界避难。当日军杀进上海的华界时，抵抗部队的大部分着名指挥官已经离开了上海。
1937年11月，市长俞鸿钧、宋子文、钱新之及王晓籁都秘密地去了香港。杜老板也在其中，他旋即为常凯申组织了秘密的情报活动，其部分经费来自他与戴利建立的一个名为“港记公司”的麻醉品企业。
在此同时，上海别动队分散了。大部分武装単位撤到了安微与江苏的边界地区，尤其是屯溪和歙县等地。在那里，他们或者与诸如前湖南强盗陈世虎之流的军阀结合在一起，成了“游而不击”的游击队;或者嗣后被戴利编组成忠义救国军，最终由美国人装备起来。
1938年2月1日，最后一批别动队入员撤出上海，在中文报纸上发表了一封告别信，声称他们“为了租界居民的安全“而离开了租界。此时，戴利已经逃离上海，经由长沙而赴香港，苏浙行动委员会完全解散了。
留在上海郊区的各支武装，有的叛逃到日本人那里，成了伪军。但有一支浦东游击队仍在积极抵抗，于1938年9月11日发动了一次协同战斗，袭击了东昌路上的一个日军哨所和伪军办公处，并在敌军动用重机枪之前安全撤走，游击队依旧在城外活动。
只是关于上海的战事，从此转入了地下，在其后至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34个月中，他们躲在租界里，秘密地指挥着恐怖活动。
戴利在1937年8月逗留上海期间，还进行了自己的城市情报与反情报活动，把军统局上海区站置于战时状态。在此之前，由周伟龙指挥的上海站的五个“外勤”组都主要集中于进行反共的监察及信息截获。
周伟龙答应戴戴利，他将留在法租界内，在“潜伏区”内建立从事破坏活动的队伍，以骚扰敌人。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些间谍组织与别动队完全不接触，而通过龚仙舫与戴笠直接联系，龚氏曾任上海特务团人事处处长，如今则被任命为上海网络的联络与信息官。
然而.这些地下情报组织或者被租界警方所岀卖，或者被日本反间谍机构所粉碎、或者被为伪政府效力的通敌的特工机关所收买。情报组织的新头目王方南在一年之内就暴露了自己的身分，遂被军统转移至香港。
1939年初，周伟龙被法租界警方逮捕，军统设法使他获释之后将其转移到了重庆。四大金刚之一的王木天（在军统内和陈功书齐名）被军统局上海站的人事处长岀卖给了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秘密警察，很快也叛变了。
虽然军统上海站很快地丧失了行动能力，但是有两个特别行动组在整个“孤岛”时期更有效地活动着。由于常凯申对上海通敌分子的“汉奸活动”的狂怒，戴利组织了两个秘密行动组，分别由赵理君和林志江领导。这两个行动组，尤其是赵理君的那一组，实施了当时的许多暗杀大案，包括周凤岐、陆伯鸿和张啸林等人的谋杀案。据统计，戴利的手下在1937年8月至1941年10月之间，在上海制造了150起暗杀，尽管效力于极司非尔路76号的伪特工人员在此期间渗透进了行动组。
工部局警务处特务股肯定意识到，像以前那样的蓝衣社表面上不再在上海积极活动。譬如日本人的《新申报》一样，知道某些暗杀组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工，他们甚至知道，这些行动组是由戴利指挥的。
随着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地区，无论是蓝衣社还是新组建的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对发生在公共租界和租界内的亲日华人的暗杀案负责。手头的资料表明，戴利即重庆军事委员会官员、前蓝衣社成员，指挥着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别功队，即活动在上海郊区的游击队，负责该市的暗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