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国明昨夜工作了一个通宵，由于睡眠不足，头晕脑涨，回答时没有像往常那样说些有点粗野的玩笑话，他说：“我还从未收到过怀疑他的信号。再说，干我们这种工作的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没有失误呀”
“那就是说，您认为我是大错特错喽？”
鲁大方问话的口气十分生硬，尽管缪国明疲惫不堪，但他还是听出来了。
“怎么会呢”他回答说，“既然有怀疑，就应该从各方面加以分析，否则要我这个机构干什么呢？您再也没有什么事实了吗？”缪国明问道。
这时，鲁大方正在吸烟，突然一段烟丝掉进他的喉咙，他咳嗽不止，脸色发青，脖子上紫红色的青筋涨得又粗又大。
“怎么对您说呢，”他擦着眼泪回答说，“我曾派人连续几天录下他和我们的人之间所进行的谈话。
我绝对信任的那些人公开谈论对形势表示悲观绝望，我们的军人愚蠢拙笨，公开说：李局长得了呆小病，丁处长活像个木头人，他们还说，一旦日本人攻击美国，我们都将遭到可怕的厄运。而李广元却总是回答说：‘胡说八道。一切都很顺利，事情进展得非常正常。
热爱祖国，热爱汪总统决不是闭着眼睛向共事的同志撒谎。我曾问自己：‘他是个蠢货吗？’在我们中间像发疯似地跟着李局长胡言乱语的蠢货确实大有人在。不过，他绝不是那路人。那么究竟他为什么如此虚伪呢？或许他对任何人都不相信，或许他害怕什么，再不然就是他想搞什么名堂，因此要装得犹如水晶一般纯洁清白。如果真是这样，那他要搞什么名堂呢？他可能进行的一切活动都应在上海自之外，到中立地区那里寻找关系。我也曾问自己：‘他会从那里回来吗？如果回来，那他会不会和一些反对分子或别的坏家伙们勾结上呢？’我做不出任何明确的回答，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缪国明问：“他的专案材料是您先看，还是我直接拿走？”
“您就直接拿去吧”鲁大方耍了个滑头，实际上他早已研究过全部材料了，“我要见局长去”
缪国明用怀疑的眼光看了一下鲁大方。
缪国明等了片刻，想听听鲁大方讲些从地下室带来的新消息，但是鲁大方缄口不言，他打开办公桌最下边的抽屉，拿出一瓶从日本人那里弄来的法国“拿破仑”牌的白兰地，把一只高脚玻璃酒杯挪到到面前，问道：“您喝了不少吧？”
“我根本就没喝”
“那眼睛怎么红了？”
“昨夜我没合眼，公共租界方面的事情太多了：我们那里的人跟踪上了几个地下工作小组”
“吕格会是个好帮手的。他是一位恪守职责的出色工作人员，虽然缺少些想象力。请喝点白兰地吧，这酒能提神”
“正相反，我一喝白兰地就要昏昏欲睡。我喜欢喝浓茶”’
“我这白兰地您喝了绝不会发困的，”鲁大方微笑了一下，举起酒杯，说，“干杯”
他一饮而尽，喉结急速地由下往上一冲，活像酒鬼喝酒一样。
“他可真能喝”缪国明慢慢地喝着自己怀里的白兰地，心里这样想，“马上他就要斟第二杯了”
鲁大方点上价格低廉、烟劲儿最大的“仙女”牌香烟，问道：“喂，您不想再来一杯吗？”
“谢谢，”缪国明答道，“太高兴
李广元把画着肥头大耳的李事群那张纸放在一旁，又把画着丁末村侧身像的那一张挪到面前。丁末村在华辉电影制片厂所在地枫林路和那里的一些女影星搞了不少风流韵事，因此人们送给他一个“油头快枪手“的绰号。在他的专案文件中保留着一份詹国强夫人和丁末村的对话记录，当时这位宣传部长正迷恋上一个女电影演员。詹国强这样对他的妻子说：“为了女人他要碰得头破血流的。一个负责我们思想意识工作的人，竟然因为和一些下流的戏子出身的女人鬼混而玷污自己”
甚至连汪未经本人也曾建议詹国强夫人和丈夫离婚。
“我给您撑腰，”他说，“在您的丈夫学会做一个真正的国民党人，做一个有高尚品德，认真履行对家人应负的神圣责任的人之前，我决不和他有什么私人来往”
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的事了。今年一月汪未经驱车来到詹国强家，祝贺他的生日。并给詹国强的日本夫人带来一束鲜花。他说：“请原谅，我来迟了，不过我是跑遍了整个上海市才好不容易买到这束花的，这都怪上海的领导班子，我党的党员同志詹国强下令关闭了所有的花店。是呀，总体战是不需要鲜花的”
汪未经逗留了四十分钟便走了，他走后詹国强的太太喜气洋洋地说：“元首是不会去周呼海家的”
上海曾经已是一片瓦砾，战线离这座远东第一大城只有不到二十公里，而詹国强的太太却在欢庆她自己的胜利，她的丈夫也站在旁边，由于内心充满了幸福而脸色发白：交往中断六年之久，今天汪先生又到他家来了
李广元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圆圈，然后在圆圈上从容不迫地画上一些明晰笔直的细线。此时他正在回忆与詹国强日记有关的事。他知道，卫队司令对詹国强的日记十分感兴趣，而且曾经竭尽全力想了解这些日记的内容。李海云只看到过几页照相复印稿。不过他的记忆力超群非凡：一过目，就像照相机拍摄一样，几乎能机械地，轻而易举地记住全部内容。
“流行性感冒在英国蔓延，”詹国强在日记中写道，“甚至国王也在患病。这种流行病若能成为英国致命的疾病，岂不妙哉，不过这也妙得太过分了，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1940年3月2日。在犹太人没有统统赶往虹口区之前，我是无法休息的。与李广元在76号谈话之后，我去见吕格。在这位国民党员的酒窖里存放着几千瓶陈年的花雕。他身穿一件真丝的无袖外衣，那衣服的颜色引起我体内的特异质，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什么样，就只好让他是什么样吧”
李广元想起丁末村曾一字不差地这样说过詹国强。这是1938年的事了。那时詹国强正在郊外避暑，但是他没有和家眷住在大房子里，而是在一所“办公用”的简朴的小住宅里。住宅坐落在太湖湖畔，院墙可以沿芦苇丛绕过，那里水浅，刚没过脚踝；守卫岗哨设在另一边。一些女演员常到他这里来，她们都乘政府的轿车前来，下车后再步行穿过一个树林。詹国强认为用小轿车接女人到自己家，对一个国民党党员来说是过于奢侈，太不成体统了。每次都是他亲自陪她们走过苇丛，然后趁卫队卫兵清晨熟睡的时候再把她们送走。当然，丁末村知道这些情况，就在那个时候他说：“他是什么样，就只好让他是什么样吧”
“周呼海曾对我说过，我们不需要苏北。”詹国强在日记中继续写道，“他还说：‘我们要考虑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力量。不管怎么样，我们总是要丢掉北方的’他已经把自己在空军方面的副手派到那里去了。他一再问我，布尔什维克分子从什么地方获得兵源和武器。他迷惑不解的是英国的金融寡头们怎么能和布尔什维克分子合作，他特别提到了邱吉尔祝贺苏联红军建军二十五周年一事。关于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工作他谈得极为精彩。我在这方面的进一步计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在他确实有些无精打采。应当使他振作起来。领导工作没有他是不行的”
丁末村说：“我们在苏区虽然没吃败仗，却也没有进展。这些将军，不，是一群败类，解释说，这是因为苏北冬季气候条件恶劣的缘故。这是弥天大谎！是英雄吗？不久共党就要在延安边区电台广播演说了：可我们为什么却向人民撒谎，？汪先生已经三年没有休息了。他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住在戒备严密的总统府，连点新鲜空气也呼吸不到。三年的战争时期对他来说比五十年平常的岁月要可怕得多。但他不愿听取我的意见。应当解除他指挥陆军的权力。和以往几次党内出现危机时一样，汪先生的亲密战友应该团结在元首的周围，而且确保元首渡过难关”
倘若日本战败，我们的处境将会怎样？在这个问题上丁末村没有用幻想安慰自己，因为单是一个美国人加入战争问题就够我们呛的了
“战争将以我们的政治破产而结束”我表示同意他的看法。
紧接着我向他提出一个建议：组成一个以在革命中帮助过汪总统的人为首的防务委员会，用它代替“三人委员会”。丁末村听了大吃一惊，犹豫再三，最后表示原则上同意我的建议。周呼海很想战胜梅思平。吴四宝本来就是我的人。丁末村决定南京之行结束后立即到上海，和我们会面。李士群在此之前要和汪先生进行一次谈话。我也要谈。人员任命的问题晚些时候我们再决定。
1940年3月9日。来到南京与李事群见面。他说汪先生身体很好，只是由于剿共屡屡没有进展对周呼海很恼火。汪先生接见了我，和他一起度过了一整天，感到十分荣幸。我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敌人的情况，他一边注意地听我讲，一边又不断地痛骂周呼海。汪先生从周呼海又谈到陆军将军们。他说，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他信得过的，正因为如此，他才亲自指挥陆军。
1940年3月12日。我下令当我们失败的时候在我们的报纸上刊登日本向我们提出索取战争赔偿的要求书。这会使国人大为震惊。和梅思品争吵了两个小时，因为他要求把租界里其他国家的人视为每一个主权国家，要求不要把党的宣传波及到那边。谢天谢地，詹国强又时常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了。要加强他的威望。
1940年4月12日。乘飞机去参加南京召开的讨论领导危机问题的会议。我和鲁大方刚到，我就发病了。我请来了莫教授，他劝阻我去参加会议。在会上李广元和鲁大方唇枪舌剑，争吵不休。
1940年4月20日。游行庆祝汪先生五十四岁大寿。日本特使来访，讲了上海会议的情况。他不喜欢会场的气氛。他不相信丁末村能够成为国务领导人，因为军队和情报的状况已使他名誉扫地。我与詹国强的关系重归于好，汪先生对此感到欣慰。他认为党的权威人士能够以祖国利益为重，团结一致，这对他和党都是有利的。李广元来了，他认为李士群已经疲乏了，而周呼海患了妄想病。梅思品，正如汪先生所说，受了反动分子的影响，所以在发言中总是攻击总体剿共的思想
李广元把画着丁末村和李事群像的两张纸团揉成一团，在烛焰上燃着，扔进了暖炉。用铁火钩拨弄了几下，又回到桌旁，点上支香烟，抽了起来。
“李事群明显地在挑拨丁末村。而在日记中写的是给他自己以及后代人看的，真是太狡猾了。结果全都暴露无遗。他是个歇斯底里病患者，这件事他干得并不十分高明。不过很明显，在这件事上再一次体现出他对汪先生的爱戴。他巧施金蝉脱壳之计，半路上发病，没有开会，而这次会议的宗旨主题正是他授意给丁末村的。他会不会趁此机会和周呼海进行过密谈呢？”
李广元把另两张画着周呼海和梅思品的纸挪到面前。
“我排除了丁末村和李事群。很明显，丁末村本来有可能去谈判的，但是他现在已经失宠，他谁也不相信，在政治上他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而李事群呢？不，他决不会去谈判的。他是个信仰狂，他会顽固到底的。那就是说是周呼海和梅思品两个人中间的一个。这个宝押在谁身上呢？周呼海？很明显，他是没有可能去谈判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名声很坏，是千人骂万人恨的。是的，押在梅思品身上！”
就在这时候，面孔消瘦，脸色苍白的丁末村离开了特工总部，正驱车返回自己在沪西的公馆。这天早上他乘车去了几个地方视察，过段日子。他直接赶去见汪先生去汇报。
“工作毫无组织性，”他说，“一片混乱。布置下去的的眼晴是那样茫然呆滞。我亲眼见过喝得醉醺醺的特工队长。所有下面的人我感觉都在混吃等死！”
汪先生半闭双眼听他讲着，右手轻轻地扶着不停颤抖的左手。
“我认为”丁末村重复了一句。
但是汪未经没让他说下去。他吃力地站起身来，睁圆了通红的双眼，十分轻蔑地抽动了一下鼻子。
“我禁止你今后再去视察工作！”他说话声音依然是铿锵有力“我禁止你散布惊慌失措，以及其他消极的情绪”
“这不是惊慌失措，而是事实，”丁末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汪先生面前辩驳，话一出口他立刻感觉到四肢发凉，“这是事实，汪总统，我有责任向您讲出这一事实”
“你住嘴姓丁的，你最好还是管管其他事情去吧。不要干预那些需要有冷静的头脑，有先见之明和力量的人才能做的事。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不是你能干得了的事。我禁止你再去干扰情报和特务工作，从现在起永远不许去”
丁末村被压倒，被击溃了，他的脊背似乎感到汪先生的副官们，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正在他的身后窃笑。
他回到沪西公馆时，司令部的军官们正在等他，因为离开总统府时候他就命令自己的人集合开会。但是会议没有开成：他的副官报告说，警备司令要见他。
“他希望和您单独谈谈，”副官意味深长地说道，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说话才使他的工作在众人的眼里显得神秘莫测。
丁末村在自己的书房见了警备司令。他和往常一样，还是那么笑容可掬，镇静自若。他坐到一张圈椅上，摘下眼镜，用皮擦了好久镜片，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汪先生最近有点不大对镜”
“那怎么办呢？”丁末村还没有真正领会警备司令的话有多么可怕，就无意识地问道。
“南京本来就有我们警备司令部的军队，”司令蔡虎仍然心平气和慢条斯理地继续说着，“不过，归根到底，问题还不在这儿。问题是汪先生的方寸已乱，现在他没有能力采取任何决策了。我们有责任和你说明一切”
丁末村看了一眼放在他膝上的黑色厚文件夹，他想起1939年有一次他妻子和一位女友通电话时说：“你最好到我们这儿来一趟，在电话里说有危险，有人窃听我们的电话”丁末村记得，当时他用手指在桌上敲了几下，示意妻子：“别这么说，这太不理智了”现在他看着这黑色的文件夹，心里想，这里面说不定装着窃听器，过两小时后，谈话内容就会放给其他特务听。到那时就要完蛋了。
“他随便讲什么都可以，”戈林心里想，“挑拨离间分子的祖师爷决不会是个正直的人。他已经知道了今天我在汪先生受辱丢脸的事。他来这里是要把这盘棋下完”
蔡虎也明白他在想些什么。所以他叹了一口气，下决心帮影魔村解开疑团。他说：
“我希望您可以站出来说话。”
蔡虎心里明白，这句话分量有多重。很多话不需要太明白，需要有一个人物作掩饰。
丁末村还是那样无意识地回答说：“这不可能”他停了片刻，然后压低声音补充说（他估计即使黑文件夹里藏着窃听器，也录不下这低声细语）：“这不可能。总统和总理应该是一个人”
蔡虎微微一笑，沉默了片刻，突然像踩了弹簧似地站起来，就悄悄地离开了丁末村的书房。
李广元从办公室出来，下楼来到车库。警报还在拉响，不过现在是在青浦区，至少他是这样感觉的。李广元打开了车库大门，上了汽车，在驾驶盘前坐好，按电门打着了火轿车的发动机呼噜呼噜地响起来，响声平稳而有力。
“走吧，我的小车”他想道，顺手打开了收音机。正在播送轻音乐。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每当前线进行激战，或敌机猛烈轰炸的时候，电台就播放轻松愉快，幽默逗笑的节目“好了，咱们走吧，我的小车。咱们快走，可别碰上炸弹。静止不动的目标是最容易中弹的。如果我们以每小时七十公里的速度行驶，那么中弹的可能性就减小为七十分之一了”
他的两个无线电报务员住在苏州河岸边的一个仓库里。这时他们都已睡下了。最近睡得很早，因为有一个快临产了。
“你真漂亮，”李广元说，“你就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在怀孕期间变得令人倾倒的女人”
“妊娠可以使任何一个女人变得漂亮好看，”报务员回答说，“只不过你没有机会去觉察罢了”
“没有机会，”李广元苦笑了一下，“这点你说得很对”
“给你泡杯浓茶吗？”报务员问。
“哪儿来的茶叶？我忘记带点茶叶来了，真见鬼。”
“我已经买好了。”报务员回答说。
李广元抚摸了一下她的脸颊，问道：“给我们弹奏点什么曲子听听好吗？”
报务员在钢琴前坐下来，翻了几张乐谱，最后翻开了巴赫的曲谱。李广元退到窗前，轻声问另一个报务员：
“你检查过没有，他们没在你的通气孔里装什么东西吗？”
“我检查过了，什么也没有。怎么了？你们76号保安处的弟兄们又发明什么新玩艺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