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中学教师应该由男人来担任，就像希腊的斯巴达一样。女人可以充当安慰者，但不能做教育者。培养下一代是男人的义务，这样做可以排除孩子们的不必要的幻想，再没有比孩子的幻想同成人的现实之间的冲突更残酷的了”
他顺便走进小茶馆，在角落里找个位置坐下来，给自己订了一份五香豆。孩子们被诙谐的老师逗得笑声不止。那教师态度十分和蔼，同孩子们谈话犹如和同辈人谈话一样，他丝毫不去迎合他们的心里，相反地，却自然而然、颇有分寸地把他们“吸引”到自己身边来。
教授不禁回想起上海的学校，回想起它们的机械的教育方法、歇斯底里以及学生在教师面前的恐惧心理，这时他心中暗想：“如果那些汉奸分子胜利了，他们把自己的风习带到这里来，孩子们就会变成小兵，我怎么能希望国家取得胜利呢？在这里，他们以体育课代替了军训课，他们不教姑娘们刺绣，而培养她们对音乐的爱好。假如汪未经来到这里，这些孩子们会坐在桌子后面沉默不语，两眼紧紧地盯着自己的教师（很可能是女教师）。他们将排着队在街上走，而不是自然成群，见面时他们会愚蠢地大喊‘东亚共荣’以表示相互致意。希望自己的祖国遭到失败，这也许太可怕了，但我还是希望我的祖国尽快战败.....”
教授不慌不忙地吃完了五香豆，听着孩子们的谈话声，他不禁露出了微笑。
老师问道：“让我们谢谢这个美好的茶馆的老板好不好呀？他给我们提供了温暖的地方和可口的面条，我们给他唱个歌儿好吗？”
“好”孩子们回答说。
“我们来表决一下谁反对？”
“我，”一个小姑娘说，她留着长长的头发，满脸雀斑，一双大眼睛“我反对”
“为什么？”
就在这时，茶馆门打开了。一个大高个儿走进来，一边抖掉雨衣上的雨水。他就是秘密接头地点的主人。和他一同进来的是一个瘦子，此人面孔黝黑，动作敏捷，体格结实健壮，一张富有表情的脸，颧骨高高突起。教授差点抽身站起，但他突然想起上级的指示：“我自己会认出您的”。于是他又埋头读起报来，一边留心听孩子们谈话的内容。
“解释一下，你为什么反对？”教师问那个小姑娘，“要善于坚持自己的观点。也许你是对的，我们是不对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妈妈常说，吃过面条不能唱歌，”小姑娘说，“会损坏嗓子的”
“妈妈的话多半是对的，当然了，如果我们大声唱或者在街上大喊大叫，的确会损坏嗓子。可在这里不，我想，在这里唱歌，嗓子不会有什么事的。再说你可以不唱我们不会埋怨你的”
说罢教师领头唱起一支欢乐的歌曲。老板从柜台后面走出来，向孩子们鼓了掌。然后孩子们吵吵闹闹地走出去了，教授若有所思地望了望他们的背影。
“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黑黑的瘦子，”他突然记起来了，“也许，我同他一起蹲过监狱？不对在那里我没见过他。但我记得这个人。我对他记得非常清楚”
大概，他打量那个黑黑的瘦子时注意力过于集中，以致于那人察觉到他的目光，不禁微微一笑。
教授从这个笑容记起了他，仿佛看见了一部电影中的某个镜头似的。甚至听见了他的声音：“让他在保证书上签个字，保证一切服从，在一切方面使他以后不可能逶过于我们，免得他将来说，‘这是他们的过错，我是旁观者’现在谁也不可能当旁观者对于从监狱出去的同情人士来说，只有两条路：忠实还是死亡，二者必择其一”
那是在战争的第二年，他被叫到秘密警察局去进行例行的谈话。教授每年被叫去一次，一般是在春天。这个身量矮小的黑黑的瘦子走进办公室，听了听他同那个穿制服的76号特务的谈话（平时都是此人同他进行谈话）。这个黑黑的瘦子说话很凶，那些歇斯底里的话语给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去看望弟弟。当时他弟弟还当主治医生，谁也想不到一年之后他就死了。
“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弟弟说，“他们是歇斯底里的盲人，他们强迫你在忠实保证书上签字，同时他们还由衷地认为，他们这是给予你很大的荣誉”
教授感觉到自己的手微微颤抖起来，他不知如何是好：走上前去会见上级派来的同志、秘密接头地点的主人，还是把他叫到一边，提醒他注意那个黑黑的瘦子；或者走到外面去看一看他们是一起离去，还是分开来走；或者首先站起来，尽快赶到秘密接头地点去，通知留在那里的人（他在那里逗留的时候，曾经听见第二个人的声音），让他们在窗台上摆出报警的信号。
“停下”教授像突然被什么东西击了一下“我头一次去那里的时候，窗台上摆着什么？那时摆着一盆花，李广元对我说过这一点。也许不是？不，不可能，那么为什么现在这个同志不，这是歇斯底里开始发作了？停下，首先是克制住自己。停下！”
大高个儿终究也没有朝教授看一眼，若无其事地和那个同来的黑黑的矮个子一起走出去了。教授把自己仅有的一张纸币递给老板，可是老板没有零钱找给他，只好跑到对面一家商店去换钱，等到老板把零钱找给他，然后送他出门的时候，街道上早已空无一人。无论是那个身材高大的秘密联络地点的主人，还是那个黑黑的瘦子，都已经无影无踪了。
“也许他和李广元一样？”教授心想，“也许他和那人一样，已经打入76号内部，暗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在同他们作战？”
这个念头使他得到一些安慰。
教授走到秘密接头地点所在的那幢房子跟前，向窗户里瞥一眼，他看见了身材高大的联络地点的主人和那个黑头发的人。他们站在窗口谈论着什么，他们中间突立着一支硕大的花朵，那是失败的信号。侦察员察觉到有人跟踪他，已经摆出了这个示警的信号。不过76号的特务终究也没有弄明白这朵花意味着什么；“一切正常，还是“接头地点已遭破坏”。然而，既然他们确认共党间谍不知道有人正在捕捉他，他们就原封不动地把一切都保留下来。教授第一次无意中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注意窗台上的花，所以特务们断定秘密接头地点一切正常
窗户里的人看见了教授。大高个儿笑了笑，朝他点了点头。教授第一次看见他脸上露出笑容。这一笑使他明白了一切。教授也笑了笑，然后开始穿过街道。他断定，这样走楼上的人看不见他，乘此机会他可以摆脱他们。可是他回头一看，发现两个男人跟在他后面。他们一边走一边打量玻璃橱窗，距离他有一百多米。
教授感到两腿发软。
“喊叫吧？喊人救命？这两个人会抢先下手的。我知道他们会怎样对付我。李广元说过，他们可以把人麻醉，或者把人当成精神病人”
一个人处在最危险的时刻，只要他不丧失搏斗的能力，他的注意力会变得异常敏锐，大脑也极度紧张起来。
教授看见他前天进去过的那个大门洞里露出一块雪青色的低低的天空。
“这是一座穿堂院”他明白了，“我应该从这个大门走进去”
他挪动僵硬的、颤抖不止的双腿走进大门，灰白的脸上带着呆滞的微笑。
教授在自己身后掩上门，然后匆匆地向通往内院的门走去。他用一只手推了推门，才发现门是锁着的。他用肩膀使劲撞了一下，门仍旧没有打开。
教授又撞了一下门，但门是锁着的。看来要从那扇小窗爬进去是不可能的。他刚才是透过这个小窗看见了天空。
“再说这也不是在电影里”他突然感到疲倦，对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了；他以旁观者的身分想道，“一个戴眼镜的老人爬窗户，被卡在窗户里。两条腿来回摇晃，他们拉住我的两腿把我拽下来”
他沿楼梯向上爬了一段距离。从这个窗户可以跳出去，但是这个窗户通向那条僻静无人的街道。只见那两个戴呢帽的人正沿着这条街不慌不忙地走着，现在他们已不再打量玻璃橱窗，而是紧紧盯住他刚刚走进来的这个门洞。他又向上爬了一段距离，通往院内的窗户被人用木板钉死了。
“最可怕的是他们脱你的衣服，检查你的嘴，那时你觉得自己是个昆虫。在罗马，统治者简单地把人处死，那是诚实的古罗马人的美好的时代。现在这些人要么给你洗脑筋，要么拚命地折磨你，然后再把你送上绞架。当然，我经受不住他们的酷刑。那时，头一次，我没什么可隐瞒的，再说我也经受不住折磨，他们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并且按照他们的要求把知道的情况统统写了下来。那时我还年轻。现在他们要是拷打我，我肯定经受不住，就只好背叛对弟弟的纪念了。背叛对弟弟的怀念就意味着死亡。还不如不背叛，死了的好”
他在门口停了一下。门牌上写着“法学博士吕管球”。
“现在我按一下吕博士的门铃，”教授突然明白过来，“我就说我的心脏病发作了。我的手指冰凉，脸色大概是灰白的。请他帮助叫个医生。让他们当着众人的面向我开枪吧，那时我还可以喊点什么”
教授接了按门铃。他听见门后的铜锣发出长时间的叮吟声。
“这家主人会问我住在什么地方，”他心想，“那时怎么办呢？我白白落到警察手里。汪未经快完蛋了，那时我可以说出我是什么人，从哪里来”
他又按了一下门铃，但仍旧无人给他开门。
“这个吕博士现在可能正在外面饭馆吃饭。饭菜很可口，绍兴花雕，还有咸鸡和醉鱼，”教授又遐想起来，“也许他在读报，他和我毫无关系”
教授向上跑了几步。他三步并两步地走过去，打算按一下秘密接头处对面的一个住所的门铃。
但是就在这时，那个秘密住所的门打开了，一个高个儿男子走出来，对他说：“您找错门了，同志。这个门洞里只住着我们和吕博士两家人。您刚才按过他的门铃了。其余的人全都外出了”
教授在门洞的窗户旁边停下来。这是一扇很久没有擦洗过的大窗户。
“桌子上还放着一部手稿。最后一页写到一半就中止了，我写得很顺手。要不是到这里来，我正坐在上海的家中写作呢。然后，等这一切都结束了，我把这些手稿集中起来出一本书。而现在呢？谁也看不懂我的笔记。
他从窗户里跳下去，两腿朝前。他想喊叫，但是没有喊出来，因为他的身体刚刚感觉到一种急速的悬空感，他的心脏就破裂了。
有人向常凯申报告说，李广元正沿着中央保安局的走廊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听到这个消息，常凯申顿时感到手足无措。他确信可以在别的什么地方抓住李广元。他无法向自己解释这是为什么，但他心中始终有一种成功的预感。当然，他知道自己的过失，他回想起自己看见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手下时的表现。李广元当然对这一切十分清楚，所以常凯申认为他会畏罪潜逃。想不到李广元又出现在保安局的大楼里，不慌不忙地在走廊上走着，不时地向熟人们点头打招呼，这个消息使常凯申感到慌乱，使他动摇了对成功所抱定的信心。
李广元的用意非常简单：搅乱敌人的思想，就意味着取得一半胜利。他深知同常凯申的交锋将会十分复杂，因为他的手下在对物理学家们采取的行动中总是在一些最敏感的关键问题上绕弯子。但是要控告他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准备，他要指控的每一个问题，与其说有足够的证据，不如说仅仅凭直感，所以都可以推翻，或者至少可以有两种解释。李广元回想起在为汪未经祝寿的节日晚会上他同吴四宝进行的那番谈话。在詹国强的演说之后，举行了一场音乐会，然后大家走进宴会大厅。宴席上已摆好酒菜。詹国强根据他的老习惯，喝了一杯茶水，他的部属们却在狂饮白酒。就在这时，李广元对詹国强说，常凯申的人对两三个月前逮捕的那个物理学家采取的措施很不得当“至少是这样的，不过我还是到物理数学系去看了看，”他说，“我不喜欢回顾往事，因为一想起那里的情况我就感到萎靡不振，然而那却是事实。再说，这个学者有一些交往，因为他曾在海外学习和工作。这项工作由我们来做会有利一些，我敢担保。
他向詹国强谈了这个想法之后，又给他讲了几件可笑的事，詹国强听了哈哈大笑，然后他们走到窗户跟前，开始讨论詹国强委托他的行动小组（其中包括李广元）实施的那次行动。那是他们制造的一项重要的虚假情报，其目的是在于离间盟国之间的关系。还在那时李广元就已注意到，詹国强努力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离间西方同盟国和东京的关系上，不过他的做法十分自然，处处谨慎小心，千方百计地保护自己。而且一般说来，他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克里姆林宫的。比如说，詹国强曾向驻扎在太平洋的日本海军部队供应英国制造的自动武器。这些武器是日本人通过中立国买来的，途经法国运往太平洋时；并没有遵守运输此类物品应该遵守的保密规则。当然，这一点要做得巧妙而又熟练。在共产党的游击队从德国仓库里抢走一些英国自动枪之后，他们又发布命令威胁说，看管武器仓库的人玩忽职守，要以枪毙惩处。这份命令印数很多。詹国强派出捕索游击队的特务们设法让这份命令落入游击队之手。根据这份秘密情报可以得出结论：西方盟国并不打算在法国或者荷兰登陆，否则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武器卖给敌人呢？詹国强十分赞赏李广元的工作，因为正是他担任了组织方面的工作。那时，谍报机关的首脑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大发雷霆，等待斯大林、邱吉尔和罗斯福的联盟破产。李广元在孜孜不倦地工作，他的建议受到詹国强的完全赞许。然而，那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詹国强把他所知道的这次行动的内情通知了莫斯科。这个行动一开始实施，他就预先通知说，伦敦从来不曾向其他国家出售武器，这个臆测是一个经过周密安排的别有用心的假情报。
在向汪未经祝寿的节日晚会上，李广元在谈话中故意回避了物理学家的案件，而集中精力讨论同克里姆林宫斗智遭到完全失败的原因。他知道詹国强是一个天赋很高的侦察员，精通谍报业务，他可能会忘记一些细节，但他无论同谁谈话，甚至是同自己的花匠，他都从不放过谈话中主要的关键因素。詹国强是个势均力敌的对手，在战略问题上要回避他非常困难，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李广元常常留心注意他，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詹国强对自己部属的重要建议开始似乎不予注意，往往把谈话转向别的话题。可是过了几天、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以后，他又提出这个想法，并且对这个建议补充一些自己的看法，不过此时这个想法已变成他自己的想法，是他呕心沥血、苦思冥索得来的想法，他已经打算把它付诸实施。而且这个粗略的建议一经他提出便显得非常出色；由于他十分巧妙地把建议的主旨同国家所面临的总体问题结合起来，所以谁也不敢怀疑他剽窃他人的思想。
李广元的估计是准确的。
“联队长，”过了两个星期，詹国强对他说，“看来技术优势的问题将成为世界历史的决定性问题，特别是在学者们识破原子核的秘密之后。我想，学者们明白这一点，但是政治家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我们在十九个世纪的人类历史上所熟悉的政治家的概念而言，我们将成为政治家的职业衰落的见证人。未来的科学将操纵政治。理解那些已达到未来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家们的永恒的动机，看清谁在鼓舞这些人进行探索，这不是今天的任务；确切地说，与其说这是今天的任务，倒不如说是遥远的未来的任务。因此，您应该去同那个被拘押的物理学家合作。我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
李广元明白，这是对他的考察。詹国强想弄清楚老牌谍报员李广元是否知道他这段话出自何处，是谁向他提示的这个念头。李广元默不作答，愁眉苦脸地打量着自己的手指。他经受了并非造作的停顿之后，迷惑不解地望了支队长一眼。于是，由他出面审理学者案件。就这样他挫败了日本人的实际可能性：假如学者的观点获胜的话日本人在1934年底就集中力量着手制造原子弹了。
然而，他同学者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便确认命运本身在妨碍日本制造新式武器。因为大会战之后，东条机应声称，如果学者们在三个月之内（最多不超过四个月）不给他拿出实实在在的成果，他就拒绝给国防领域的科研项目提供经费。
虽然詹国强对原子武器的问题产生了兴趣，并且筹建了“军事科学研究联合基金会”，但是负责科学研究工作的梅思品要求詹国强把苦心经营的成果转到他的领导之下。这样一来，那些天才物理学家们被置于领导集团的视野之外，况且，日本的领袖们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居然没有一个人受过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