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他没有同李广元联系过。他们的活动路线也不曾有过交叉。从1933年起他就在老老实实地作战。他知道，他在为自己的祖国、为母亲、为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作战。他相信，他在为国家的未来作战；他反对日本人，因为他们占据了大片土地，自己又不会耕种；他反对英国人和法国人，因为他们卖身投靠大洋彼岸的金融寡头。他反对美国人，因为他们压榨普通劳动人民，利用别人的不幸进行投机。他认为，汪先生的天才将永世生辉。
这还是1937年秋天以前的事。那时候，他们唱着歌去讨饭，令人陶醉的胜利空气使他和他在坦克部队中的同伴们变成快活而和善的放荡之徒。但是上海城下会战之后，开始同游击队作战，并且发布了枪毙人质的命今，这时他有点惊慌失措。
当他所在的排第一次奉命在监狱枪毙四十个人质（那里有一列军用列车被颠覆）的时候，就开始酗酒了：站在他们面前的人质是一些带着孩子的妇女和老人。妇女们把孩子紧紧搂在自己胸前，用手捂着他们的眼睛，要求尽快打死他们。
那时他真正狂饮起来；他的许多同事们也在默默地喝白酒。谁也不再讲逗人的笑话，也没有人再拉手风琴。后来他们又去参加战斗；和日本人的激烈交锋在他头脑中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不再回忆那一场噩梦。
有一次，他回家做短期休假。他家的一位女邻居带着女儿来看他。女儿叫丽丽，长得很漂亮，娇生惯养，举止优雅。每天夜里都梦见她。他比她大十岁。因此他心里总对她怀着一种柔情。他幻想她会成为一位贤妻良母。他特爱幻想，总希望他家的存衣室里摆着许多双童鞋，因为他特别喜欢孩子。他怎能不喜欢孩子呢，他在为他们的幸福而战啊
下一次休假期间，丽丽成了他的妻子。他又回前线去了。丽丽忧伤了两个月。当她察觉自已经怀孕的时候，她开始感到寂寞、害怕。后来她便到城里去了。孩子生下来以后，她把婴儿送进了孤儿院。这时丈夫受了严重的内伤，住在医院里。出院后他回家探亲；家里人告诉他，丽丽跟一个男人出走了。这脱不禁回想起那些妇女。有一次，一个三十岁的女教师为了五盒罐头同他的一个朋友搞在了一起，因为她有一个女儿，但没有东西喂养她。第二天早晨，这个女教师把女儿托给邻居，把她父亲的照片和这五盒罐头放在襁褓上，她自己上吊自杀了。然丽丽是青年队的队员，真正的江浙女人，而不是野蛮的北方人，可她却象最无耻的女人一样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了孤儿院。
他每周去孤儿院一次，他很少有机会抱着女儿走一走。他逗着她玩，给她唱歌，对女儿的爱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乐趣。他看见那个女报务员爱抚地摇晃着自己的小男孩，让他入睡，于是他第一次明确地问自己：“我们在做些什么呢？他们是用和我们一样的人，同样热爱自己的孩子，同样准备为了孩子牺牲自己”
当他看见罗夫残酷地折磨那个孩子的时候，他便做出了决定；当然，这不是出于理智，而是受感情的驱使。他从罗夫和汪小姐（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准备把孩子整死）身上看见了对他来说已成为背叛象征的丽丽的影子。
半个小时以后，他回到孤儿院，站在涂着白漆的窗户旁边，感觉到他心中有某种东西受到了损伤。
“您好”他对一个正在朝小窗外面张望的女人说，“毛毛是我的女儿。他们允许我……”
“是的，我知道。可是小女孩现在正在睡觉”
“我要上前线去了。我想抱着她走一走，让她在我怀里睡吧。该换尿布的时候，我再把她送回来”
“恐怕医生不会同意的”
“我要到前线去了”卫兵重复了一句。
“好吧我理解您…我尽力而为。请您在这里等一会儿。”
他等了十分钟。他浑身发抖，上牙合不上下牙。
小窗终于打开了。有人递给他一只洁白的口袋式襁褓。女儿脸上蒙着一层白包布。小姑娘在睡觉。
“您想到街上去吗？”
“什么？”卫兵没听明白。他觉得问话人的声音是从远方传来的，仿佛隔着一扇关得严严实实的房门同他说话。自从那次受内伤以后，每当他情绪特别激动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感觉。
“请您到我们的小花园里去吧，那里很安静，如果遇上空袭，您可以迅速地转移到地下掩蔽所去”
卫兵来到大路旁边，听见背后传来吱吱轧轧的刹车声。一个军用汽车司机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刹住汽车，然后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朝他大声喊道：
“您怎么啦，没看见汽车？”
卫兵把女儿紧紧搂在怀里，低声嘟哝了一句，然后轻轻地向地下室门口跑去。报务员正站在门口等着他。小男孩躺在一只箱子里。
“等一下，”卫兵说着把女儿递给报务员，“您抱住她，我跑到公共汽车站去。在那里看得见转弯处开过来的公共汽车。我跑回来接您也来得及”
看见报务员小心翼翼地接过他的女儿，他的眼睛里又涌出了泪花，然后他向一堵残墙上的豁口跑去。
“最好一块儿走，”报务员说，“我们还是一块儿走吧”
“没关系，我就来，”他在门口停了一下，回答说，“他们很可能有您的照片，而我在负伤前完全是另一个模样。我就来，等着我吧”
他说里迈着碎步向公共汽车站跑去。街道上空寂无人。
“孤儿院不久就要疏散，我要和女儿失散了，”他心想，“以后我怎么找到她呢？要是被炸弹炸死的话，那还不如死在一起呢。这个女人可以喂养她，像抚养两个双生子为了这一点，以后菩萨会宽恕我的一切。虽然那天我在战场上附近杀过无辜的村民”
开始下雨了。
“我们乘坐公共汽车到动物园，在那里换乘火车。或者同难民一道走。很容易从这里逃脱。在我们抵达南京之前，她会喂养我女儿的。到了那里有妈妈帮助。还可以在那里雇一个奶妈。不过他们会搜捕我。不能到妈妈那里去。不要紧。应该先离开这个城市再说。可以到北方海滨去。去投奔战友，总之，谁能想到我会去投奔前线战友呢？”
卫兵把自己的帽子向耳朵上拽了拽。那一阵浑身发冷的感觉过去了。
“幸好下雨了，”他在想，“好在有了一点动静。当你在等待的时候，四周悄然无声，那就不好了。如果飘起雪花或者下点雨，你就会觉得不那么孤独”
蒙蒙细雨还在下着，可是乌云突然散开了。高高的天空露出一道蓝莹莹的缝隙和一小块白花花的太阳。
“春天来了，”卫兵心想，“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看见青草了”
这时他看见街道转弯处驶来一辆公共汽车。卫兵正要转身跑回去接报务员，但他发现公共汽车后面驶出几辆黑色小汽车。它们不顾一切交通规则，横冲直撞地向孤儿院疾驶而去。卫兵又感到两腿发软，左手发凉。因为这是76号的汽车。此刻他的第一个愿望是想逃跑，但他明白，他们会对奔跑的人产生怀疑，这样一来，那个女人和他女儿立刻就会被抓住。他们会把她带回去。他害怕这会儿他又犯病，他会在昏迷状态中被他们抓走“然后他们抓住我的女儿，脱去她的衣服，把她抱到窗前，可是春天刚刚来临，将来还会暖和起来。要是这样她，就是那个女人，听见枪声会明白一切的。不能让。”
赫尔穆特走到柏油马路上，突然举起巴拉贝伦手枪，瞄准第一辆汽车的挡风玻璃，一连开了几枪。他听见自动枪的射击声，在感觉到此生最后的疼痛之前，他所想的最后一件事是：“我还没有告诉她，我女儿叫什么名字”
这个念头又折磨了他一会儿，接着他便死去了。
“不，先生，”女护士对常凯申说，是她亲手把小女孩交给卫兵的，“这最多是十分钟以前的事”
“小女孩在什么地方？”满头白发的老密探沉着脸问道，他努力避开不看那个染了发的同伴的尸体。尸体横躺在朝门口的地板上。看得出此人年纪很大，大概他最后一次染发时间相当长了，因为他的头发已变成双色的发根是红色的，发梢是浅褐色的。
“依我看，他们乘汽车走了，”另一个女护士说，“当时他旁边停着一辆汽车”
“怎么。小女孩自己上的汽车？”
“不，”那女人一本正经地说，“她自己上不了汽车。她还是个吃奶的孩子”
常凯申说：“把这里认真检查一遍，我该回去了。第三辆汽车马上就到，它已经开出来了。小女孩是怎么上的汽车？”他在门口转过身来问道，“是一辆什么样的汽车？”
“大汽车”
“是载重汽车？”
“是的。是绿色的”
“这里有点不大对头，”常凯申说着打开房门，“把周围的房屋搜查一遍
“周围都是些废墟”
“那也要好好搜查一下，”他说，“总之，这一切简直太荒唐了，实际上是无法工作的。我们无法理解外行谍报员的逻辑”
“也许他是个狡猾的职业谍报员？”满头白发的老密探抽着烟说。
“狡猾的职业谍报员是不会到孤儿院来的”常凯申忧郁地答了一句，然后走出去了。
他刚刚跟秘书通过电话。秘书告诉他，在延安的秘密联络点，那个送密码的联络员自杀了。
吴四宝的档案工作小组给詹国强打来了电话。
“发现一些情况，”工作人员对他说，“您要是能来一趟，支队长，我们准备给您看几份文件”
“我马上就来”詹国强简单地回答说。
他赶到工作组，还没有来得及脱衣服，便匆匆走到桌前，拿起摆在桌子上的几张纸。
他急急地把文件浏览一遍，吃惊地耸了耸眉毛，然后不慌不忙地脱了衣服，把大衣扔在椅背上，绻曲着左腿坐下来。文件的确非常有意思。第一份文件中写道：“在某一天，应该把梅思品、丁末村、李事群、常凯申隔离起来”。常凯申的名字用红铅笔勾掉了。詹国强在一个光洁的小纸片上画了一个大问号。他的口袋和办公室里都保存着这种小纸片，以便记事“应该认为，”文件中继续写道，“隔离上述76号和保安处领导人，很可能是一种独特的抽象行动。寻找这些被隔离的、负责具体问题的领导人，将成为所有那些可以从此事得到好处（无论是从战术观点、还是从战略方针的观点来看）的人最揪心的问题”
接着文件中开列了一百七十六人的名单“76号和保安处的这些军官可能不是通过主要事件，而是通过一些次要的细节或多或少地阐明外交政策的关键问题。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二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充当了一块镶嵌图案；从个体价值的观点来看，它毫无意义，可是同其他的镶嵌图案拼凑起来，它便成了无价之宝。由此可见，这些军官可以向敌人提供帮助，而这些敌人则企图以国家建设的实践来败坏该党的各种崇高理想的声誉。
从这个战术观点来看，如果上面列举的每个军官汇集到一起，就会形成对国家不利的气候。遗憾的是，在这种借况下，无法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卫队的工作实践之间划一道严格的分界线，因为这些军官全是1921年至1935年期间加入国民党的宿将。因此，隔离这些人也是合理合法的”
“显然，”詹国强突然想道，“他，我们党的领导，在卖弄字眼。我们把这叫做‘清洗’，可他把这叫做‘隔离’。这么说来，应该把我隔离起来，而常凯申却应该受到保护。说实在的，我没有料到这一点。但是有趣的是，他们居然把梅思品的名字留在名单里。不过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常凯申总是待在暗处，只有一些特工人员知道他，而梅思品现在是世界闻名的人物。名利思想坑害了他。而我受害的原因是，我想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有这么一种奇谈怪论：你愈想成为对自己国家有用的人，你所担的风险也就愈大；像我这样的人，居然无权把早已成为个人秘密的国家机密带进坟墓。像我这样的人，应该被清除掉突然而且迅速像清除宋大文，我确信他是被我们自己的人暗杀的”
他仔细看了看那些被列为准备“隔离”的人的名字。其中有不少人是他的部属。第一百四十二人是卫队联队长李广元。
常凯申的名字从名单中勾掉了，而李广元的名字却保留下来，这证明党的档案工作草率得可怕，充满混乱。吴四宝在疏散前的两天内作了关于修订名单的指示，但是匆忙中漏掉了李广元。这下搭救了李广元不是逃避了吴四宝的代理人的“隔离”，而是幸免于詹国强的亲信们的“清洗”。
“出什么事了吗？”常凯申回到地下室的时候，李广元问道，“我不知为什么心里很着急”。
“您做得对，”常凯申附和说，“我也着急”
“我回想起来了。”李广元说。
“确切地说是什么？”
“那个共党女人的手提箱上为什么留下了我的指印。顺便提一句，她现在在哪里？我想，您会安排我同她会面，也就是说，当面对质”
“她在医院里。很快就把她送到这里来”
“她出什么事了？”
“她没出什么事。只是罗夫为了让她招供，对她孩子做得有点过火。”
“撒谎，”李广元明白了“如果报务员真的招了供，他就不会让我在这里拖延时间了。他说的情况接近真情，但他在撒谎”
“好吧，时间暂时还来得及”
“为什么‘暂时’呢？时间完全来得及”
“时间暂时还来得及，”李广元重复一句，“如果您真的对手提箱引起的这场忙乱感兴趣，我就回忆一下。这要使我增添几根白发，不过真理总是要胜利的这是我的信念”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信念是一致的。请列举事实吧”
“为此，您必须把当时在大街和封锁区内值勤的警察全部找来。我在那里停留过，甚至在我出示了保安处的证章之后，他们仍然不让我通过。于是我只好驱车来到绕行道，那里也不让我通行，我被拥挤的车辆和行人堵在那里。我下车步行走过去，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到那里给詹国强打个电话，可是两个警察拦住了我。其中一个警察很年轻，但是满脸病容，很可能是个结核病患者。他同伴的相貌我记不清了。我向他们出示了证章，然后走过去打电话。那里站着一个带孩子的女人。我从瓦砾堆里把童车拿出来递给她，然后把几只手提箱挪了挪，使它们离火灾现场远一些。您可以回想一下轰炸之后找到的那只手提箱的照片。这是第一点。请您把发现这只手提箱的地点和那个女报务员居住的地址对照一下，这是第二点。请您把那些在封锁区目睹我帮助受害者搬运手提箱的警察们找来，这是第三点。如果我这些证据有一条是假的，那么请给我一支装有一颗子弹的手枪：我只好用这种办法来证明我是清白的”
“嗯，”常凯申嘿嘿一笑，“怎么办？让我们试一试吧。先听听我们自己人的意见，然后再同你们那个共党女人交谈”
“同我们的共党女人”李广元也嘿嘿一笑。
“好了，好了，”常凯申说，“别抓我的话把儿啦”
他出去给警官学校校长、卫队一级大队长牛博士打电话，而李广元继续分析局势：“他们纵然击败了报务员姑娘刚才他专门提到她的儿子：他们可能要折磨孩子，而她经受不住这一点，但是，反正他们在某一方面遭受了挫折，否则他们会把报务员送到这里来，如果教授在他们手里，他们也不会等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拖延时间是愚蠢的，会因此而丧失主动权。”
“他们给您吃东西了吗？”常凯申回到牢房里，问道，“我们吃点东西吧？”
“倒是该吃东西了”李广元同意了。
“我已经吩咐上面的人给我们送点吃的来”
“谢谢。您通知那些人了吗？”
“通知了”
“您的脸色很难看”
“唉，”常凯申挥了挥手，“我能够活着就不错了。您为什么要狡猾地强调‘暂时’呢？‘暂时还有时间’。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您究竟是指什么？”
“当面对质以后我立刻告诉您，”李广元回答说，“现在对您说这些没什么意思。如果我的清白得不到证实，那就没有必要说了”
牢门打开了。卫兵端着一个蒙着浆硬的白餐巾的托盘走进来，托盘上摆着一盘肉、几片面包、一块奶油和两只鸡蛋。
“在这样的监狱里，而且是在地下室里，我倒是希望美美地睡一两天。这里甚至听不见炸弹的爆炸声”
“您再睡一会儿吧”
“谢谢”李广元笑起来。
“笑什么？”常凯申微微一笑，“我说的是真的我佩服您的沉着。想喝点酒吗？”
“不，谢谢”
“您滴酒不沾？”
“我喜欢喝白兰地恐怕您是知道的”
“不要认为自己可以和大人物相提并论。我只知道大人物最喜欢俄国白兰地。好了，随您的便吧，我得喝点酒。我的确感觉不大舒服”
在侦察员空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常凯申、秘书和李广元坐在顺墙摆放的几张椅子上。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打开房门，把一个穿制服的警察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