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疯啦”队长喊道“您疯啦，请回来。”
常凯申顺从地转过身子，重新坐在圈椅上，现在他俨然象主人似的，沉甸甸地坐了下来，然后和好地说：“说实在的，来一杯咖啡才好呢”
队长控制住自己，答道：“我可以请您喝咖啡，但您似乎也不妨派一个班的秘密警察驻进您的公馆。因为您也有夫人和儿子。不是吗？”
“家倒有过一个，”常凯申回答说“儿子已经在前线殉国了，但我准备豁出老婆来。您拦住我就是为了说这个吗？”
“您为什么要‘绝密文件’呢？”
“想请您入伙”
“什么意思？”
“一切都很简单：我打通了一条与延安联系的渠道；如果把您的‘绝密文件’向那边抛出，就会在那里引起剧烈的风暴、极度的恐慌与疯狂的猜疑，其后果是难以预言的。西方将为最近爆发的事件感到万分震惊。我听说，你们炮制了很多大人物的材料，我们将把这些材料用适当方式奉献给对方。人类的记忆力是有选择性的。普通人易忘的事情，叛徒却记得清清楚楚，这才是逻辑和情感的真正融合，是一种让所有纯洁的人都给肮脏的自己垫背的尝试，背叛是个异乎寻常的范畴，卖国贼往往想当一名第三者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开脱。他时时在寻找第一批和第二批的替身您要是害怕，附带说一句，您怕是有道理的，您要是怕您的‘绝密文件’被我拿走会落到丁末村或詹国强的保险柜里，那我就在这里在您的办公室里用一用它”
“一句话，您是在家我允许您参预那件我为之而献身的事业了？”
“哦您的表述完全正确，领导，您说得太确切了。”
“既然如此，您必须助不幸的老常一臂之力。”
“丁末村在亲自过问他的案情。”
“是的，然而在真正的国家的爱国者和热爱领袖的人备受折磨的那座监狱里，”队长自己也感到意外地补充了一句，“就有您的人呀。要知道，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好一个逻辑啊，您的逻辑到哪里去了？刚才您还说现在军队的势力无比强大，而我们，可怜的秘密警察，不屑为人一顾，怎么又突然自相矛盾地说我们的人无所不能呢？”
常凯申看了队长一眼，明白自己说走了嘴对方可能会不顾一切地蛮干一通。这个出自乡绅门阀和军队帮派的家伙，见他的鬼。
“好吧，”他说，“让我们这样商定：我保证已被处决的一些人的亲属不会接上面的命令被杀害。我保证，根据上面命令而自尽的那些人的家属不会照詹国强的决定被送进集中营，至于不幸的特工命运，我将尽力搞清将来会如何处置他。我想试试看能否了解到为什么他至今未被处死，是谁拦住了刽子手，这样做对谁有好处。这样的协议能使您满意吗？”
队长拿起话筒，要副官送来两杯咖啡，然后打开保险柜，默默地、有点厌恶但又心疼地把问文件送给了常凯申。
常凯申翻阅了前面几页，微笑着说道：“这不是商品吗？简直是件商品”
“这不是商品，而是前途”
当副官送上咖啡后，常凯申问道：“哪几页可以照相复制呢？”
“复制几页可以，整本材料可不行”
“占多大比例？”
“四分之一”
“就这样说定了。您对我还有什么要求？”
“有”
“请讲”
队长哼了一声，说道：“您以后肯定会发狂似地爱上一位女士，在您这样的年纪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我对她的关心，将决不下于您对我家庭安全的关心”
常凯申摇了摇头：“我经常读点马克思的着作，将军。他那‘商品货币’的公式完全可以用来说明成年男子们的慰籍，看法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掺杂任何情感”
“您的咖啡要冷了”
“我根本不喝咖啡，只不过是使自己能应应景儿罢了，同时也愿意周围的人都遵守这种不成文的规矩。”
当常凯申回到自己的家中后，吩咐副官煮点浓茶，并问他有什么新闻。听完副官的回答后：他有点莫明其妙地耸了耸肩，然后不知为什么感到十分疲倦，他微笑了一下，便喂起小鱼来了。
令他困惑英解和高兴的是；李广元竟然要回到柏林来了，虽然他曾断定，李广元多半不可能回来；他之所以这样认为，理由是十分充足的，因为他的私人观察站自延安发来的消息不是向别人，而正是向他确切地证实：李广元与延安秘密机关有联系。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
李广元从铺满赤褐色橡树叶的地上站了起来。有的地方，鲜艳得仿佛碧玉似的绿苗正破土出，他不知为什么竟为它担惊受怕起来活象怕一个小姑娘回蒙受不幸一样，玛丽卡.罗克在唱着四月里十七个瞬间那一首歌的最后一段。歌中唱道：树木将旋转着跳起华尔兹。一只被湍急的浪花掀起的海燕行将溺死，可是谁也无法搭救。罗克的声音稍微有点嘶哑，因而听来显得特别柔情脉脉，充满了对人的信任感，这声音已经达到了极限，最后一个谐音，片刻的寂静；播音员开始播出前线的战况；语调高吭而自豪：“坦克手的英勇，勇士们的胜利，战无不胜的凶猛反击。”
李广元走近车旁，关上了收音机，坐在方向盘后，向南京驶去
他现在不急于赶路，似乎在设法延长眼下只有他一个人体验到的那种静谧与孤独感。
与其说他不愿急不如说他不能够设想再过三小时，当他返回南京后，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处境。他驱车缓慢地行驶着，竭力使自己什么都不去想，他已经完全精疲力尽了，但他越是倔强地命令自己不要去想，头脑里越是顽强地冒出了一些问号，而问题往往是思想的动因、行动的开端和行为的前奏。
这时李广元决定对自己使个花招，他强制自己回忆起妻子的面庞；这张脸从遥远的1922年开始就一直保留在他的脑海中。
可是，这样的回忆现在却如此令人焦虑不安，又使人觉得是那样无可挽回地遥远，李广元甚至眯了一会儿眼睛，漏着了一根路标，但他自语道：
“这已是第213公里了，别开得太快，一切都会顺利的，说得更确切点，一切都应该是顺利的，否则就会出现不公正的遭遇，而你却不应有这样的遭遇。但是，不公正难道是一个上面刻有‘应得者’印记的范畴吗？不公正是现实中不合理现象的最高表现形式：它往往正是落在那些不应得到它而又努力按不成文的善行规范生活的人们身上你看，你把自己吹捧得有多高闻”李广元冷笑了一声，“虽然不太露骨，但涵义却是一样当一个人受到表彰时，他是很有些激情的。但如果没有人表彰呢？那就会如常言所说的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了或许，汪先生在青年时期就不时地听到雷鸣般的欢呼声和听到成千上万的人不断呼喊着他的名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但国人能否接受让经神病医生给他们的领袖做一次病理分析的决议呢？医生们会说：是的，先生，您是个精神病患者，您不能管理人民，而应该在疗养院休养，以便使您的神经系统强健起来；您可以作画，水彩画能使神经系统平静下来，您可以练习作诗，向群众朗诵自己的诗歌，同样也会听到欢呼声姑娘们喜欢甜言蜜语的韵律但实际并不如此，虽然赋诗是件高尚的事情，精神病患者却是不许写诗的“不许写诗”这是多么可伯的一句话呀惭愧得很，广元，你刚才说的话并不贴切，因为赋诗这件事本身就把一切不道德不健康的东西拒之门外了”
他回想起1937年秋自己遇到的一桩可喜的事。当时，指挥部经过精心筹划，向南京打出“必须同打入保安机关内的特工人员接头”的烟幕后，批准他在江浦附近越过了战线。在“窗口”迎接他的是另一个他认识的同志。1921年被派去侦办国库宝石盗窃案时，他们就结下了交情，那时这位同志同他和苏北的地下领导人小黄在联系。
早在革命时期那些美好的岁月里，他就与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结下了牢固的友谊，当时还有个苏联人，布柳赫尔和米哈依尔·鲍罗庭也在中国资助建立革命的红军。
他在朋友们那儿总共只待了一夜。谁也没有合眼。他们共同回忆了过去的朋友。
“广元”，他不时地吸着烟说，“我知道你现在就想写报告请求调回组织，我也知道你的精力已经快要耗尽了，这一切我都明白，我的同志但是我不会把你的报告转交给中央，因为伪政府的面目象多面人一样变化无常，同它的斗争才刚刚开始，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流血斗争”
深深地吸进一口烟，审视了一下李广元，然后吁了口气，具明其炒地微笑道：“你知道，我作为一个军人，无论怎么说，还是1905年的准尉，已有三十二年的军龄，因此我懂得所有的军事命令但在条令中就是没有‘命令你活下去’这样一条，你明白吗？”
“我明白，”李广元当时答道“但是，在那里，就是说在家里，都能意识到”
同志打断了他的话：“那里对一切心中都有数。广元，明白吗？对一切。”
“命令你活下去”，李广元重复了一遍当时他说的话。但是只能凭良知来办事，否则就应该死去。用丧失人格的代价换来的生命不是什么生命，而不过是苟且偷生罢了
他想起1927年在上海按到缅任斯基的命令打入社会主义者运动的往事。当时他越是深入研究汪未经的思想，就越觉得中央认为这个狂人很危险并迟早一定会执政的看法是错误的。只是到1933年，他才明白上级六年前说的话是对的，那时他就预料到汪伪上台的可怕事情，这在现在终于实现了。
直到目前为止，无论李广元怎样统尽脑汁思索汪未经上台的原因，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出现这样一桩怪事。不错，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不睦，没有统一战线，不可能不促成极右分子获胜，但为什么是汪未经上台呢？三十年代站在保守与反共立场上的力量在国家是强大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蓝衣社”和“军统”。但为什么这个联盟未能执政，而汪未经却上了台呢？是因为玩弄了“社会主义”这个术语吗？是因为利用了它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吗？是因为在高减“社会主义”这一术语的同时，又提出了他那个组织一等的论调吗？就是说，共产国际和人人幸福的说法不是同莫斯科，而是同一个优秀的民族作对吗？难道疯狂的民族主义，即一味的自我祟拜，在一开始就那么强大和自发，以致能遮住历史的眼睛吗？任何一个建立在优越理论基础上的民族运动，从来没有，也不会获得最终胜利，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那么，汪未经究竟使用什么手法蒙蔽了人民呢？难道人民，全体人民，都乐意把人民吃不饱饭的理由都归咎到共产国际的阴谋上去吗？也许人们总喜欢把现存弊端的罪过推诿给他人？推到能救命的无辜羔羊的身上？就是说，汪未经利用人身上尤其是意志薄弱和文化水准低下的人身上最卑劣、最阴险的一面，打出了这张最低劣的牌。但是要知道，在卑劣与软弱上下赌注是件极大的罪恶；这样做只能在一开始得到一些好处，其结局是完全可以预料的：那就是全面的失败，民族的屈尊和国家的崩溃
“可是，汪未经哪里还管得了这么多呢？”李广元想道，“他就靠那么一个声望实体过日子；他确实不时地在自己的脑海中听见群众的欢呼声和连续呼喊着他的名字的嚷叫声不，对于一个政治家的检验，还应当看他先天具有多少善良的品质，因为善良的人总是先考虑他人，然后才想到自己”
李广元感到疲倦极度的、使人难耐的疲倦。远处，南京已经在望，他看见晴空中飘荡着悲哀的、象征着死亡的烟雾，便猜出那就是现在半个国家的首都，轰炸现在昼夜不息。
“假如我再次停止前进，”李广元突然清楚地意识到，“假如我走下车子，然后坐在地上(他机械地觉察到，此处往北，路边还没有一点绿意，森林中挂在树上的雪还覆盖着一层烟黑，因为风能把从大火中升起的烟灰吹到郊外几十公里的地方)，那么我就可能坚持不住，就会不由自主地向后转去；我将到西北，然后越过封锁线，躺下睡上一觉。在车站的正对面。那里虽能听到机车的吼叫声，但街上十分安静，而机车开动时发出凄楚的吼叫声，那是多么令人惬意啊；有一次，爸爸带我到老家近郊的小车站去，我同他久久地听着火车来回奔驰时在钢轨结头处放出的那种独特的、只有它们自己才听得懂的声音老兄，你现在可不能停车呀回家去，冲一个操，喝一点热茶，立即着手工作吧”
在离家还有三处拐弯的地方，李广元猛地刹住了车，瞪着一双疯狂的眼睛的黑猫横穿马路跑了过去。
他知道，在这里是再不会有人超他的车了。在这里几乎已经没有什么汽车了，都被充公送到前方使用去了。那些不能作军用的车辆农村使用的拱体车都停在车库里，因为汽油是受严格控制的；他知道，要等来第一个行人横穿刚才那只黑猫狂奔过去的无形界线，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人们只有在轰炸时才从家里出来往防空洞里躲；所有的人目前都深居简出，心心相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结局，只有民族的伟大领导除外，因为他把人民当作自己个人所有的既无权利又不会说话的人质。这一点国家的每个人都很清楚。
“我要等一会”李广元还是熄了火。
对自己说道：“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能等待的。这毕竟是一只黑猫，再说还是从左方向右方跑去，就在我即将回到地狱前的下午无论怎么说，这是件很讨厌的事情”
他的第二层意识使他明白，那黑猫只不过是促使他主要地、冷静而又有逻辑的第一层意识指挥他的手转动点火钥匙的一个原因：每个人都是一个多思维的肌体，由于才能大小的不同，脑皮层上这些潜在层次的数量也常常因自相矛盾的思想和情感的沉重负荷而增多。
“不过我还得再一次把全部情况考虑得周详一些，”李广元对自己说；“我从答应回来时起，就感到震惊。我明白，这一许诺显然意味着我在死刑判决书上签了字但是，要知道，只有病态的人才没有恐惧感这就是说，我在同意回来的时候，还抱有一线生的希望，不是这样吗？毫无疑问。我在哪一方面可能会暴露？在所有方面这不算回答，老兄，这样回答问题过于简单了，别自我解嘲吧。你知道最致命的环节就是牧师的妹妹和她的孩子们。假如他们真被查出并被抓到秘密警察局，那我就没有活路了，这是第一。当然，要查出他们并不容易，实际上也没有可能。证件是绝对可靠的，而且眼看美国人就要进驻这块山地了。但是，我曾确信会安全无虞，可是他却死了。那老师本人呢？他受到秘密督察的袭击了吗？未必他们不可能把他弄出去的，他们的力量已远非昔比了。尽管对他们的全部力量我并不了解，如果那边和常凯申合作；那又怎么办呢？那时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将是丁末村和李事群是怎么知道那场会谈的？’我应该周密地考虑一道防线，可是我无法集中思想，而一只黑猫刚刚横穿马路绝了过去，所以我得坐一会儿，等有人第一个越过这个该死的地方如果边防站使用了一种卑鄙的、新发明的装置，能把所有越过封锁线的人都拍下来呢？那可就糟了要是这样，那常凯申现在正在研究报务员和我的照片吧？我该如何回答呢？不过，他为什么要立即问我这个呢？他会安排监视工作，在接头处把我和联络员一举捕获的，这就像二二得四那样简单。”
李广元疲惫地抬起了双眼：在椭圆形的小镜内可以看到空荡荡的街道一个活人都没有。
“那么该如何是好呢？”他驳斥内心那个因为目前还无人监视因而十分放心的自我“在这个国度里完全可以叫来三位邻居，委托他们记载我的车子每次经过的地方和到我这里来的所有车辆，记下骑摩托车、骑自行车和步行来的人们须知，他们会老老实实地用笔记录下来，打电话报告但是我回避了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詹国强是会向找提出来的他将面带寻常的那副笑容，让我书面汇报在我暴露了那些日子里在边区所做的工作。他会让我就在他的办公室内向他作汇报，报告我同老师会面的地址、电话号码在延安，他们完全有可能布置人对我进行管制性的监视我曾相信，我会获准回家的，因而有失检点，你太不检点了，李广元啊，所以你要回忆一下你在哪里留下了痕迹。第一，下榻的旅馆。第二，常凯申曾答应我，要我同把我的密码电报送到秘密警察驻地的那个人面质，教授这位身材矮小，眼球外突的勇士没有让他得逞”
但是，我对他感兴趣的，还有我曾去过他下榻的旅馆那件事，如果都被外面的监视哨记录了下来，我就完了这正是我罪状里还缺少罪证的一环是这样的，还可能出现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