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是一门利用合法机会的科学，但我们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是非公开的，如果我们要设法免遭国务院的攻击，如果要和军队一起咨询我们的行动措施，那些人就会强调协调和隶属关系来整我们，军队的任务是公开的袭击和征服领土，我们的事业和这个理论毫无共同之处。
我们必须知道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必须不仅要了解局势，还要符合南京或者马德里的发展趋势，我们还应利用这一些趋势，培养人，制造舆论，事先扶植一些党派和总理以备后用，便于国务院与他们即同我们的干部进行合作，如果必要的话要军队也和他们进行合作。为了美国，我们准备待在暗处，胜利的桂冠让那些对记者们摆弄姿势的人去戴吧；由合众国经营的大生意并不喜欢作广告，为了完成一件伟大的事业，它宁愿甩开膀子大干一场。钱，我们有的是，为了工作就要会花钱，美国人在华尔街最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净搞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们应该支持冒险活动，我们的工作人员要放手大干，这种大干是有切实保证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从今往后永远成为所有人所需要的秘密情报机构。你们要注意，我们应当考虑的不是今天，甚至也不是明天：日本注定要失败，任何一个强国在两个战线上作战都注定是打不赢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现在就应该想到美国将生活在其中的未来世界。”
那个美国红脖子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曾两次被提名为共和党纽约州副州长和州长，他善于说服人甚至说服罗斯福。他是一位勇敢的人，曾在前线作过战，所以不怕承担责任(“我唯一的遗憾，”他在小范围的朋友们中曾多次说过：“1918年在俄国，在我们的远征军团服役时，那时过于年轻；我们那些蠢人竟然想入非非，布尔什维克就算会自己垮台，可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己垮台的，如果当时我有权大干一下的话，我知道该如何把克伦斯基送回彼得堡”)，他与美国那些肯掏腰包的人士很有交情，所以能广泛全面地开展工作。
“别害怕进行最令人产生嫌疑的接触，”美国佬不时地向同仁重复这句话。
只要能物色到人，就要到处去物色；‘假如我确信邀请延安那边的人来作战略局的副局长对事业有好处，我就会毫不犹豫地请他占用我办公室对面的屋子，并且同他保持最良好的关系直到汪先生完蛋那一天，和那一个小时。”
研究、侦察和分析处是战略局的主要部门，集中在这里的不仅有银行家、黄埔军校毕业生和法学家，而且还有从约瑟夫·艾尔索营到沃尔特·罗斯托乌这样一些美国报界精华。由他们情报处和几个教授主持工作。
但是，战略局的规模和作用居第二位的叫做工人运动处的建立，在华盛顿却引起了一场风波。第一个敲起警钟的人是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拂。他一直心怀妒忌地注视着同事在世界开展的政治侦察工作；而惯充当国内秘密部门太上皇的胡佛，对于全部国外活动被来自华尔街的百万富翁抢走一事是没有精神准备的。
“即便说成立工人处不是他的主意，而是不仅有军队还有纽约参议员华格纳·罗伯特作靠山的赫别尔·勃兰津霍斯特上校的想法，”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向他的庇护人杜鲁门参议员论证说，“那无论如何也不行你只要想想他邀请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人参加美国国家机关就够了。可他竟任命了一个法学家阿瑟·戈德堡作这个部门的负责人。他的祖辈是从俄国到我们这里侨居的。”
据我得到的消息证实，接近国会的杜鲁门当时一言不发地听着胡佛，不作明确的回答，不时说上两句笑话搪塞着，但却把有的名字分别记在儿张小纸片上。
总之，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思：杜诺万让戈德堡进请了几个曾在西班牙与俄国人并肩为反对弗朗哥元帅和日本飞行员而战的“林肯营”的参加者，加入了“局”的工作，而且他还录用了一些在早些时候积极反对过垄断组织并且主持过罢工的工会人士。
但是，红脖子笑了笑：“我想象得出当胡佛知道我邀旅中共产党人加入研究、侦察和分析处后合作何感想；胡佛善于在国内捉拿强盗和间谍，但对国际事务一窍不通：在敌对图家内没有激进分子的帮助，我就不能利用地下工会组织，没有一个人能像李事群那样能就内部的局势作出正确的判断；时机一到；自然要收拾我们那些老家伙的，不过这要在他们为我们战胜那些坏蛋，并在亚洲出现真空地带时为我们巩固亚洲阵地这一切工作完成之后。”
可是他仍然被召到国会去作证词，当然是胡佛“打了小报告。”他和以往一样笑了笑说：“如果我们想有一个从我们观点来看，全部由水晶一样纯洁，即符合胡佛标准的人员组成的组织，那末就只会有一个一生下来就死去的婴孩了，因为做工作的是人，而不是他的思想；请给我的工作人员一个冒险的机会，把他们认为有用的人请进机关来吧。请记住，战略局的反间谋处是由李事群这样一位你们所熟悉的法学家来领导的，他一贯是维护我们联合企业利益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和工会组织尤其是亲共工会拉好关系的，其目的是为了解敌人大本营内发生的一切情况。”
在他作证词的那几天，我们打听到战略局的首批新闻简报开始送到了白宫。这批简报是由战略局一批年轻人编写的；情报有趣而客观；人们不再揪住我们的人不放了，他正好也达到了目的；手脚放开了，开始向伦敦、非洲、以及我们中国和印度派遣情报人员，真正长远的工作开始了。
然后，他们又建立了一个精神作战处，即心理作战参谋部，在这里编写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线电广播节目的纲要，也给欧洲和亚洲抵抗运动印制传单，为地下活动拟制报纸宣传要点，物色未来的编辑、评论员和主要的记者，即在做与国际知识界的联系工作。
由于精神作战处中应吸收一批激进人士，因为那样的人在内心总是对一些暴力倾向抱有好感的)，所以出于要巧妙地保持平衡，又建立了秘密侦察处和特别行动处。就这样他安排了所有关键部门的工作，以便使哲学家们经常能把自己的分析或交给亿万富翁或那些搞金融的贪婪的大鳄。这些人先后都出任过他的上司，均以激进和坚决反俄而着名。
我们的银行副总裁控制着其他地区的地下活动。看上去是美国一家最大的广告商行里很多都是提名我们自己的人担任处长；他们把驻上海精神作战处，战略局东京组和重庆‘黑色宣传”处等领导职位给予了这个代理机构。石油公司要求把战略局驻重庆和瑞延安机构的领导职位给自己，以便打通和西部地下运动的联系，并组织一个遍布全国的监视网。
现在最大的电影华侨影片公司，则要求得到驻扎在延安周边间谍组织领导职位，因为正是通过它，我们才可以与欧洲有着良好关系的中立国家之间为以后赢得一个推销自己产品的巨大市场。
银行组织现在已经为战略局投资了两万美元，帮助他们在北美建立地下小组；战前这些银行家在当地曾获取过重大利益；为了未来应该花钱所以预先投进了资本。
胡氏银团要求得到战略局在新加坡和雅加达驻外机构的关键职位；还曾签订过一项协议，在盟国解放巴黎后把战略局驻法国机构的领导职位也分出几个让他们指定的人来担任。邵氏的三小姐，全上海最富有的女人，嫁给了美国参议员的儿子百万富翁戴维，他是战略局参谋部的成员和驻伦敦机构的头子，这是美国情报机关的一个关键职位。
因为战略局是作为所谓“美国反暴力倾向”的目的而建立的，因为俄国人是反对德国国防军队的主力，因为左翼即共产党和社会党地下运动在反对德国的游击斗争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最终也因为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变得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相互信任，所以各行会要求组织对抗措施，因此“绝密文件”在内部纠合了一个主要依靠侨民的“军统小组。”
胡佛因为不知道美国力量领导人所了解的情况所以心里总是不平静的；当一九三八年元月，战略局的两个年轻工作人员收买了使馆的警卫人员，潜入最神圣的外交使团密码译电员名为“被保护”的房间内，正要对密码簿拍照时，胡佛的秘书喊醒了胡佛。这些人插手联邦调查局事务的“背信弃义”的消息事关重大；胡佛给其副手通了一个电活说：
“对‘绝密文件’采取的这次行动，简直是干得太过分了，你们真是得意忘形，忘乎所以！”
事过数月，他们的属员又一次潜入另一个大使馆，调查局的几部汽车奉胡佛命令包围了楼房，拉响了警报器；战略局数名谍报人员被逮捕了。一个对美国在亚洲地区采取政治策略有重大意义的破译密码的计划破产了。
早上，狂怒的政客来到总统办公室。
胡佛被请来了，他流露出友好的神情说：“亲爱的局长，假如我事先知道在使馆里的是您的人就好了。我想不到我们的伙伴们会在那里执行那样的任务。但是只要您说一句话，哪能出这么一件事？但可惜的是，拧完全把自己忠实的老朋友给忘掉了……”
数月后，他费尽心机让胡佛获悉了一次外交行动的内幕，而且随即战略局在国外发动了一次战役行动。此后“双方”才算重归于好。这次行动的用意在于查清：当英美军队在北非登陆并向德国国防军发起攻势以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弗朗哥是否允许德军通过西班牙，让德国打击进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腹部，切断其与非洲北部沿海的联系，使其无法获得海上的任何支授，或者弗朗哥保持中立。显而易见，虽然弗朗哥一如既往，完全同情德国，但他面临着一个二者必择其一的境地：如果允许德国国防军通过，他可能会失去自己的地位‘他的巍然大国就要沦为被占领的领土，尽管元首作过什么，一个德国土兵也不会留在西班牙土地上的保证；他也明白，如果拒绝柏林，他在某种程度上会博得伦敦的好感，就能迫使英国人和英园人停止抵制并承认他弗朗哥是西班牙民族利益唯一合法的代表。
但其他各部门在继续施加压力，而且他们认为世界的前途只能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大家庭，因而仇恨西方民主的力量仍然非常之强大。
因此，要预言这些人最终将选择哪条道路是个复杂的问题，但事先预言其可能性却是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决定抢在事件的前面：他作出决定，不仅要弄清楚和他估计可能出现的各种前景，而且还命令谍报人员强制有关部门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方针。
其实这样是打出了他惯用的“对抗”牌，将其私人代表以外交人员名义为“掩护”进驻那些目标国家，此人就是芝加哥的百万富翁唐纳德，他立刻在国际上层社会广泛结交，不厌其烦地向人表白，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共者，曾在派驻俄国援助白军的美国远征军团中作过战。
在得到其前任者可靠的关系后，他的手下就取代了斯季尔的职务，他是一家香料联合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向上流社会的女士们赠送礼品对他来说并不新鲜，香水不是贿赂，而是一种关切的表现。在我们亚洲这边没有什么比关切的表现更能使人珍视了。香水是打开那些情报拥有者、而且又能把认为必要的事情上报给上级的人士心灵的钥匙。
战略局驻外负责人后来在伦敦会见了他们，当时说，如果有人胆敢追随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而且允许希持勒军队通过西班牙，国内可能要爆发一场内战，而且“一场大规模的游击运动，不客气地说在所难免”。
由于西班牙国内毫无开展游击斗争的基础，多乌恩斯所有的人员都被逮捕并被运往马德里的普埃特·杰利·索利地下室，在那里遭到了严刑拷打。有几个人经不住，供认出他们是被美国人从摩洛哥派遣来的。
日本的外长召见了大使：“这是次对我国内务空前的干预活动，这一事件可解释为无端的侵路行径，你们发出的声明是在策划一场流血事件……”
而这时驻东京的战略局人员分头向各私人官邸送去成盒的香水，而且散布出经周密考虑的假情报：“这仅仅是个开始；渗透将继续下去，因为白宫担心日本将为德国国防军打开中国东北方的大门。”
最后由于害怕游击斗争，那边寻机通过一条复杂的接触渠道向华盛顿通报，他决不许可任何军队过境。
当这一情报传至美国后，国务院授意哈伊耶斯公开保证，派遣“恐怖分子小组”一事不是美军或秘密情报机关干的，而是西班牙战士和美国共产党人的冒险活动；曾给予他们某些财政资助的人“已被驱出国家部门”
的确，是有人在战略局中的职务被免去了，但他过了整整两个月又被任命为艾森豪威尔将军司令部的特别行动顾问了。
曾十分愤怒地反对过他们及其下属的大使同他们签订了一项“友好”条约，所以从那时起大使馆的第一助理就成了战略局的军官
“怎么样啊？”常凯申问，“丁末村在那边搞得不错吧？”
“相当出色。”李广元把卷宗还给常凯申，“有关战略情报局活动的情报截止到一九三九年吗？”
常凯申哼一声：“李广元，我是那种会一直收集情报，直到至死方休的人。”
詹国强也好，常凯申也好，或者党国外部也好，都不了解在此之后其实美国那边关键人物的地位已经被强烈动摇了。
在战略局亚洲司负责人艾伦·杜勒斯的兄弟亿万富翁约翰出任竞选活动外交小组领导人之后，猛烈地攻击了罗斯福，要求对“剧迷文件”采取强硬措施，他用共产主义恐吓美国人，而且他有许多文件都是直接从自己的老朋友和党内战友那里得到的，总统要求提出报分是谁负责检查战略局的工作，谁为其远景计划之外的活动提供经费，又是哪些团体可以从国家政治情报部门获取非正式的情报。
研究了部分收集到的材料之后，罗斯福对自己最亲密的助手说：“哈恩，您不觉得杜诺万该离开战略情报局吗？”
库普金斯问：“理由呢？”
“理由很明显，”总统回答，用一个手指敲着眼前的卷宗。
在白宫进行的这次谈话，时间是在一九四零年三月，李广元返回南京刚刚一个半小时。
在这个世界上，万物那有着无形的奇怪联系伟大与渺小，可笑与可耻，高尚与卑鄙；同时，命运的某种转机又无法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仿佛是偶然的，然而事实上这种偶然性恰恰是无形的发展的基数。
市中心遭到轰炸。在重庆上空没有飞机，所以街上的灯没熄火，尽管所有灯泡象平日一样昏暗。
“谢谢，请不要给我拿糖，”李广元说，“我喝加糖精的牛奶。”
佣人从厨房探出头：“您可真瘦，李先生，我的上司得留心每一块面包，他常饿着肚子走路，”
“印度的瑜珈认为，饥饿状态对人最有益处，”李广元说，“所以我们中国人生活在最有益处的条件下，因为现在几乎人人都挨饿。”
厨房里没有回音，厨娘绝不会对李广元的话做出反应显然，他想起了常凯申的指示，注意到在不同场合如何行事。
“也可能是我草木皆兵？”李广元想，“这小位子也许真是来保护我？这不是一个国家，而是装有毒虫的罐子，要弄清行为的逻辑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必须凭着自我的感觉。然而如果我不能摆脱我的警卫去和报务员接头，那么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回到南京又有什么意义？我向常凯申暗示我进行特殊游戏的可能性是对的，让他去想吧。从各种迹象看，常凯申对我的答复感到高兴，尽管我们还没有真正谈过话。”
你煮的牛奶味道很好，照法国人的方法煮的。李广元感兴趣地问：“牛奶煮得这么好，是谁教的？”
“分队长的儿子。他是懂得很多事情的孩子，会讲英语、法语，整天埋头在书本里。煮地道的牛奶的方法就是他搞来的。不要放在炉子上，要与炉台有距离，还要注意起沫的时间。他说起来就象是个学者……”
“分队长的儿子现在在哪里？”
佣人把烤好的馒头片推到李广元面前：“这是我妈妈熬的，请吧，先生。”
“您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还想请您尝尝我们家的腌菜。我父亲用老法子做的，所以里面放了很多配料。您看看，漂亮吧？”
“恩，是的”李广元回答。他明白，她什么也不会说的。“很高兴尝到您家乡的腌菜。您是什么地方人？”
“安徽芜湖，先生。我家在公路的岔路口。您记得长江边上那个转弯的地方，还是去南京的路标吗？一座漂亮的房子，年代很久了，有一个很大的谷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