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楼到一楼，我记得我是用跑的，怕耽误事儿，匆匆拿着菜篮子走一口气往上冲的时候还在四楼转角遇到了那个前面带我们的医生。我清楚的记得他和我打了招呼，叮嘱了一句：小伙子慢点走，别摔着。
再然后，我重新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在病房了，这中间的所有过程我完全记不得，只是他们帮我还原了一些零星的片段。
一口气上的五楼，我来回用了最多不超过五分钟，查文斌在里屋放好了袁小白，搭好了所需的台子，又足足等了我十五分钟还不见人。
这时，查文斌出来找我，五楼没有见到我人，他以为我不在，又不放心小白，又回去重新等待了十分钟我还没出现。
半个小时过后，查文斌重新回到了走廊再次等我，并且透过窗户见到了在一楼游荡的胖子，通过喊话，胖子告知我早就拿着东西上去了。
再过了五分钟，医院全体都在寻找我，因为至少有两个人亲眼目击了我从进了医院楼梯：包括胖子和那个在四楼与我相遇的医生，我就在他们的眼皮底子下失踪了。
到现在至今任然没有解开的一个谜团是：那间太平间的钥匙只有当天的值班医生有，并且根据医院相关规定，那间屋子是必须上锁的，而且最近医院没有发生死亡事件，太平间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有打开过。而医院每隔两小时都会进行一次巡视，所有的巡视人员都确定那扇门是关着的，那是一扇重达几百斤的铁门，有两道锁，其中还加了一道水管粗细的实心钢管加固。
最后，是菜篮子里洒落的一点菜汤才救了我，有人发现太平间的门口有油渍。
据说那是试试看的心情，因为没有人会相信我在里面，门上的挂锁是锁着的，门上的锁也是闭合的，是查文斌说试试吧，或许呢。
我不记得我到底怎么了，后来听胖子说，他都差点被吓傻了。
打开那扇门，里面一股冷气直窜，我拉开了其中一口冰棺，也就是停尸用的冷藏柜，柜子里是一个女人，穿着一身红布旗袍。我把那具女尸从冷场柜里抱了出来然后抱在了自己怀里，就靠在那些跟格子一样的冷藏柜边，她靠在我的肩旁。
而我手里拿着的是一碗倒头饭，正在一筷子、一筷子的往那个女尸的嘴巴里塞……
据说胖子二话没说一脚朝我肩膀狠踹了过去，那具已经在这间医院躺了不知多少年的女尸脖子就差没断了，而我也直接被这一脚踹晕了过去。
后来，听医院的人说，那具女尸建国的时候就在这儿了，这是一间当年法国人建的医院，后来被政府接手后还专门清点过，其中就有这具无名女尸。据说当时这具尸体是打算被拉去焚毁的，后来不知怎的又给拉回来了还。反正那事听医院的老医生说的挺玄乎，说是负责拉女尸的工人头一晚家里着了火烧瞎了一只眼，后来又有人想处理过她，但也因为出了些事儿而不了了之。
十年前，上海一所医学院需要人体解剖标本，当时医院也想过借那个机会把这具女尸处理给对方。结果女尸被拉过去当夜医学院就有男生摸进了停尸房抱着这具女尸跳楼，男生当场死亡，这具女尸连皮都没怎么破，第二天又被送了回来。
经过这么一折腾就又回了医院，她在这间医院是一个不公开的秘密，人们不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却给她取了一个名字：阿九，因为她的冷藏柜是009号。
不少人曾经说过在这家医院里见过一个红衣女子，她总是直勾勾的看着那些路过的单身男青年，朝着他们搔首弄姿，只要她在医院里，这不过都是插曲，从未出过大事。
总之我醒来之后一切都还好，只是听着胖子跟我讲了那些事我自己心理犯恶心，谁他娘的会变态到喂一具岁数都可以做我奶奶的女尸吃饭。但是查文斌却说，这是个劫，过了便算过了。他说，那个叫阿九的女人很可怜，我拿的东西恰好又是招惹鬼魂的贡品，被她捞去也在情理之中，等处理完小白的事儿，如果医院允许，他会一并也给处理了那个叫阿九的女人。
袁小白好了，唐医生激动的给自己的导师发去了电报，那个叫凯伦的专家嚷嚷着要来中国请查文斌去耶鲁大学做演讲，说他是上帝再世。
但是查文斌却说小白没有好，她所谓的好只是她能认识人，能交流，能下地；但是她的眼神始终是迷离的，略显呆滞，走路也毫无精神，更加让人揪心的是她的头发开始一大把一大把的往下掉。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发现了一些端倪。
三年前，袁小白从上海下了火车跟我分离，她的家就是现在的这栋公馆，当年是上海滩霸主杜月笙的一个得力门生所建，此人也是青帮元老，位列*少将军衔。
解放前夕，杜月笙带着家小去了香港，而这座屋子的主人则去了台湾，临行前，他的大房姨太太吊死了在了二楼客房里。因为死了人又急着跑路，袁家那时候在上海已经有些崭露头角，做的是纱布和面粉生意，便以一个低价盘下了这间大宅。
袁小白的父亲叫做袁宗明，袁家曾在抗战的时候给共军捐赠过物资，解放后又积极影响号召把企业改制成了国营，属于当时上海的红色资本家，在商界很有话语权。但是属于袁家的也就这栋大宅和先辈留下的一点资产。
文革期间，袁家受到了冲击，这间大宅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在那个十年里被充公成了当地革委会的办公室，也正是在那波红卫兵冲进来的时候，袁小白的母亲在二楼还是那间客房里以同样的方式自杀了。
袁小白回来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她就躲到了远方的亲戚家里；一个月后，文革结束，袁宗明被释放，袁小白回家，她住进了母亲生前的那间屋子，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她开始变得不对劲，易怒，不出门，整天神经紧绷，门窗紧闭，以至于到了后来饭菜都需要放在门外。到了今年已经是这幅光景，袁宗明已经失去了妻子怎能再失去这个女儿。
一个星期后，袁小白出院，查文斌告诉她的父亲，他要为她去找回一样东西。
当天，袁宗明为我们三个托了关系办理了飞往东北长春的机票，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
还是那个站台，两条孤零零的铁轨，那个我们曾经躲藏的沟垄，三年过去了，这里一点都没有变，只是不知道他们还好吗？
野人屯，我曾经发誓我再也不会回去，但是查文斌说，必须要回去，袁小白的魂还在那儿。
事情得从我的那副画说起……
三年前，在野人屯，十八口水塘下面的一口中，我们发现了一副画轴，打开后，画像上的女子栩栩如生，若是让袁小白穿上画中女子的衣服便是一模一样了。
她有一只猫，取名叫做阿米，它来自野人屯。当年那只猫跟着我们一起逃离了东北，三年后，它已经成年，通体黝黑，和它的母亲十分相似，查文斌正是带着那只猫回来了。
有的东西根就扎在那儿，没带走，就忘了……
野人屯还是那副光景，这里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电子表，他们依旧恪守着日出而所，日落而息的规律。不同的是大集体结束了，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苗兰嫁了人，还住在村子里，苗老爹还是除了头发有些花白依旧还能和胖子对饮。
当年的那个支书后来还是跳了井，不光是他，还有他全家老小，说起这事儿苗老爹有些唏嘘道：“挺惨的，据说是上面要清查他在文革里犯的错，革了职，据说还要抓人，最小的孙子才三个月，就剩那个儿媳妇一人逃出了山去，据说跑去了外蒙古。”
“那人呢，捞起来了嘛？”我问道。
“捞了，一家六口直挺挺的浮在水面，也不知道是作了什么孽，这家人的眼珠子全没了，他们说是让鱼给吃掉的。”苗老爹已经喝的有些微醉了，红着脸晃动着酒杯道：“你们信吗？鱼专挑人眼吃？反正我是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