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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道“说此铁塔的历史，可追溯至北齐天保十年（即公元559年），一位无名僧人于开封城东北的夷山找到了理想的‘阿兰若’。手机端 https:‘阿兰若’在天竺语中的意思是‘空闲的幽地’。这位于史料中无从查找其真实姓名的僧人，大约是在远离尘嚣的野外随便搭建了一处避雨遮阳的茅草屋，躲开凡尘的干扰，专注于打坐念佛。他给自己的“阿兰若”起了一个儒雅的名号———独居寺。
独居寺那位僧人不曾料想，他在夷山荒丘之上不经意搭建的寒舍陋屋后来地位显赫。独居寺香火延续170年后，独居寺迎来了一个重大事件。那一年，自认为功成名就的唐玄宗效仿秦始皇、汉武帝去泰山封禅。从泰山返回路经汴州时，唐玄宗一行停下来稍作歇息。歇息之时，唐玄宗漫不经心地在附近闲游，一脚迈入了独居寺。可能是对独居寺过于寒酸的状况比较同情吧，玄宗下诏重修该寺。为纪念东巡泰山封禅的活动，唐玄宗又将独居寺赐名为“封禅寺”。从此，夷山独居寺那份清静，被皇家之气生生夺了去。
本朝初立之际，封禅寺又一次被皇家眷顾。太祖皇帝与他的前朝恩主周世宗柴荣对待佛教的态度不同。周世宗柴荣在显德二年实行“限佛”政策，削减了后周境内三万余座寺院，迫使陆万僧尼还俗。故而周一世宗在佛教史上落了一个“恶人”的名声，与另外三个“毁佛”的皇帝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并称“三武一宗”。世宗抑制佛教主要是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家实力。世宗是五代十国五十余位帝王中最不糊涂的一位，他在位不过五六年，却给我宋王朝留下了一个不错的家底。
太祖登位后，将恩主七岁的儿子柴宗训送到后周国寺天清寺内小住。这天清寺便是繁塔所在的寺院，繁塔原名为天清寺塔。天清寺于周世宗显德二年中创建。世宗初度之日曰‘天清节’，故其寺亦曰‘天清’。天清节，就是周世宗的生日。帝王将其生日定为某某节这种做法，始于唐而盛于我宋。显德二年正是柴荣发布命令抑制佛教之时，但他竟容许开封城内的天清寺大兴土木，也算一件奇事。天清寺又‘赶巧’在柴荣生日那天竣工，成了一个向皇帝讨好的‘献礼工事’。
本朝太祖倒是重视佛教，不过，也许是因为天清寺与恩主关系密切，在开封城中诸多的寺院中，太祖独独冷落了天清寺。虽冷落了天清寺，但对封禅寺却很关照。公开宝三年，太祖下诏，改封禅寺为开宝寺。用自家年号给封禅寺命名，可见太祖对这座寺院的重视。下令，直接从国库拨出款项，在开宝寺重建起缭廊朵殿，凡二百八十区。其规模远比现在所见为大。”
杜发惊道“眼下开宝寺规模已颇巨，那可想而知之当时之大。”司马光点了点头道“彼时耗资巨大，几将国库掏空。”傻根道“从百姓的眼中看来，此举无疑浪费。多少僧尼占用土地却不事生产，周世宗柴王禁佛，出发点是好，只是采取一刀切的方法未免偏颇，落下骂名，其实依我之见，佛尼宜限宜疏不宜堵，更不宜禁，必竟神佛之道于大众中广泛流传，民间有此需要及基础，岂是一禁可以杜绝？”
司马光竖起手指头赞道“小兄弟能有此见地，实属不易。”顿了一顿又道
“太祖在佛教史上落了个好名声。早在建隆元年，太祖一登上皇位就下诏说‘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这就是说，他下令停止了前朝世宗抑制佛教发展的做法。太祖对佛教的重视程度从以下两件事就可以看出来沧州僧人道圆由西域返回中土，太祖亲自接见道圆不说，还赠以紫色袈裟和金币；又过两年，一百伍十柒名僧人集体请求出游西域，太祖又是给以鼓励又是送盘缠（每人铜钱叁万）。左右大臣害怕太祖崇佛过度，反误了朝廷大事。只有太祖的老弟光义太亲比别人认识深，他看透了老哥的心思。太宗对宰相赵普说‘浮屠氏之教，有俾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好一个厉害的太宗，如此政治嗅觉，如此看人眼力，岂有不接大宋皇位之理？继太祖削平荆湖、南汉、南唐之后，太宗又平定了吴越和北汉，完成了北宋真正一统天下的大业。
吴越亡国后，其财物也被任意掠夺。我宋王朝从吴越国掠夺来的财物中，有一件是佛祖舍利。开封铁塔的出现，就和这舍利有关。
后周的皇帝柴荣不喜佛，同时期的吴越国王却崇信佛教。当时吴越国境内的宁波四明山阿育王寺舍利塔内安奉着佛祖舍利，贞明二年(即公元916年)，吴越国王派人前往四明山阿育王寺，硬是把佛祖舍利索要过来放到杭州的罗汉寺供奉。
我大宋皇室赵氏君临天下后，吴越国国号虽存，而实则已非独立之国。吴越王钱俶‘王不王，臣不臣’，对我宋非常恭谨。太宗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钱俶再度到东京朝拜，遂被留居。钱俶一看形势不对，立即自动向太宗光义上表，表示愿意把吴越国的土地献给大宋。吴越国将吏听说这个消息后，无不痛哭。宋太宗赵光义动用了壹仟秀壹拾线艘船，把钱俶的亲属、官吏及吴越之地的财物悉数征入京城。在这次行动中，一位名叫赵镕的我宋王朝供奉官任务特殊，他受赵太呆的指派，特意迎奉杭州罗汉寺的佛祖舍利。佛祖舍利抵达东京后，宋太宗起初将其供奉在紫禁城内的滋福殿中。
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宋太宗决定在开宝寺福胜院内建一座木塔，以安放舍利。就这样，开封铁塔之母体福胜塔便自此与世人见面。”
傻根和杜发听了他的一席话，对铁塔的往世今生才有了全面认识，原来开宝寺因佛而兴，开宝寺塔因佛而建。司马光眼望东南面的大宋皇宫，脸色严肃，沉寂片刻，又道“面对汴梁城内最辉煌、最高的塔，为何众文人学士都无动于衷？这种情形与唐代文人对于龙门石窟的态度十分相似，龙门石窟是完成于唐代的杰作，但是唐代诗人没有一个写过关于龙门石窟的诗，这是因为文人群体认为它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东西，但因其是皇家意旨行为，他们便也不好说代么，只以沉默应对。”
过了良久，傻根道“司马先生，本朝文人于忧国忧民的立场出发，认为铁塔是一座过度奢华又没有实际用途的建筑，白白浪费了大量民胎民膏。”司马光没有出声应答，杜发道“但此塔是皇帝下令修建，文人骚客不敢随便意论，因此便作视而不见以待之。”
司马光道“建设此塔，是否劳民伤财之举，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不能否认的是，崇佛思想、行为对国家经济发展及国防建设，绝对是有害无利。多少僧尼，成长时占用国家、社会资源不比常人少，成年后却整天打坐念佛，劝人无为，不事生产没有回馈社会国家倒也罢了，反去劝更多人信佛出家，以致真正干活的人、保家卫国、发展经济的人无形中减少，信佛尊佛，已变当下社会沉重的负担。”
傻根杜发二人听他侃侃而谈，显然对宋王朝尊佛颇有不满，杜发便道“司马先生，你说的不无道理，我二人深表赞服，那么先生今日又为何前来开宝寺？”司马光昂昂然道“不览佛寺不知天下人信佛之数也！”
两人一听，肃然起敬，敢情他是身负使命前来调查佛事？杜发道“先生心怀国家社稷，先天而忧，后天而乐，正是我辈楷模，国家之幸也。”
三人愈谈愈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司马光邀两人回府长叙，傻根杜发左右无事，便应允而去。
司马光设宴招待，其间有一叫王安石的邋遢官员相陪，只见他十片指甲都藏有泥污，脸有污渍，头发乱糟糟的，十足一个城市贫民形象。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席上所谈，全是变法革新之事，王安石貌似更加激进，他道，根据他多年的地方官从政经历，总结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
司马光在一旁听着，时而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王安石的提议出发点虽好，但得罪太多既得利益者，必然难以推广，况且变法激烈一定会引起反弹，社会由此变得动荡，反而不是好事，宜采取旧制逐步完善。
王安石对他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他道“北有契丹虎视，西有西夏盘踞，西南吐蕃亦非善类，东边倭奴侵犯江浙闽粤，大宋眼下貌似雄壮繁盛，其实已是外强中干，经不起折腾，须得尽快转型。”司马光针锋相对，言道自来变法从无一蹴而就，欲速而不达，须得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两人亦友亦僚，亦师亦生，却因施政方针迥异而起了争执，各不相让，气氛慢慢紧张起来。
傻根听着听着，才知这个四十出头的王安石，竟是三司使判官，而心怀天下家国的司马光，则是知谏院大夫，都是朝廷从二品以上的高官，可谓权贵，身在其位谋其政，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傻根逮了一个机会道“两位大人乃当世豪杰，见识非凡，身居高位而不忘国家，我国得有两位超凡贤才治理，中兴之时指日可待。”赞了两人之后，他话锋一转，问道“请问司马先生，王先生，你们俩对今日早朝上的案子有何见解看法？”司马光一怔道“你指广州杜为造反的案子？”傻根道“不错。”王安石问“两位小兄弟如何得知此案？”杜发吹牛不打草稿，张嘴便道“此案民间已然传得沸沸扬扬，我们二人关心社稷民生，此桩大案，自然听闻。”
司马光微微点头道“这单案子，发生得十分突然，事先全无迹像，从来造反皆因物穷粮尽，民不聊生，人心思变，不得不反，近年岭南物产丰富，人人安居乐业，依我看杜为造反的可能性不大。”
王安石道“司马兄此言甚是，岭南人氏虽民风彪悍，却非心怀不轨之辈，况且当今天下太平，人心思定，有谁会不计后果冒然响应？如单凭杜为一人闹事，别说无需调动各地大军镇压，便是广州知府刘大人之力也可扑灭。杜为如造反属实，那么他不是走火入魔，便是受人蛊惑，失去理智。”
司马光呵呵笑道“难得我和安石有相同看法之事，据包大人说，杜氏子弟不畏强权，涉险上京抗辩并寻求朝野关注，那自是身清如水，有恃无恐，否则焉敢直面强权机关？由此可见，此案必属冤案无疑。”
王安石微笑道“司马老哥，那么对于此案的黑手，你认为是谁从中作梗？”司马光抚须而笑道“谁热心谁受益，谁便是黑手。”王安石哈哈大笑，道“无利不起早，某人危矣！”
杜发道“只怕大理寺的吴大人不这么认为。”
“黄公子何须有此顾虑，当今朝廷上下，都以包拯包大人之意为风标，吴文泰老兄能坐在大理寺卿的位置上，难道还不懂此道？”
逆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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