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一日中午，努尔哈赤见大局已定，便进入辽阳城，召见张铨，劝其投降。张铨不肯投降，决心慷慨赴义。皇太极怜惜张铨的才能，劝努尔哈赤恩养张铨。
努尔哈赤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愿降者，我肯定厚待。但张铨战败被擒，且情愿一死留名，我养着有何用”。皇太极无言以对。张铨终被杀，但其家属被皇太极恩养。
沈阳、辽阳之战虽然已落幕，但还有一个人叫张神武，给这一战拉上最后的帷幕。
张神武，万历三十二年武状元，授予都司佥书官职，后获罪入狱，理应处斩。后来袁应泰保他，让他戴罪立功，支援辽东。
就这样，张神武感恩袁应泰，带着240名家丁，千里之外赶赴辽阳。刚到广宁的时侯，张神武看到一路路败退之兵，才知辽阳已失，但他仍然赶赴辽阳。
败逃的将领劝他留在广宁。张神武回答：“我的任务是赶赴辽阳，不是守广宁。”别人又问他，“你就带着二百余人，怎么能杀奴？”张神武回答：“不能杀奴，则死之。”
一路上遇到逃军，张神武都劝说随他杀回辽阳。但此时士气已尽，怎么会有人随他去。当张神武领着240人真的杀进辽阳城时，所有大金八旗军都傻眼了。这世上还有如此不畏死之人。
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在杀死百余敌兵后，张神武及240名亲兵一同战死沙场。虽然，飞蛾扑火之事并不值得推广，但张神武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却是值得敬佩。
张神武很像唐狡。唐狡是楚国的一名将领。有次，楚庄王平定了国内叛乱之后，大摆酒宴，招待功臣。正当喝得尽兴时，楚庄王把自己的宠姬许姬叫出来，给群臣敬酒。
突然吹来一阵大风，把大厅上的蜡烛都吹灭了，全场漆黑一片。这时，有一员武将因垂涎许姬的美色，加上喝多了，便乘机摸了许姬一把。
黑暗中，许姬大惊，左手奋力挣脱后，右手顺势扯下了那人帽子上的系缨。
许姬将系缨握在手中，连忙告诉楚庄王说：“刚才敬酒时，有人乘烛灭，非礼于我。现在我把他帽子的系缨抓了下来，大王快命人点蜡烛，看看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干的。”
谁知楚庄王沉思片刻，却对众人说道：“今天高兴，大家都把帽子的系缨解了，扔在厅中，再接着喝。”蜡烛点上以后，酒宴重新开始。但人人帽子上都没有了系缨，自然也不知哪一个冒犯了许姬。
席后，许姬埋怨楚庄王不为她出气。楚庄王笑着说，君臣尽情欢乐，因酒后失礼而诛杀功臣，会让将士感到心寒。
几年之后，楚国和郑国大战。唐狡奋勇杀敌，五次大败郑军，大大鼓舞楚军士气，最终楚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事后论功行赏，楚庄王以唐狡为首功，要给他重赏。唐狡辞谢，并坦然相告： “昔日绝缨会上，扯许姬衣袖的正是下臣，蒙大王不杀之恩，所以今日舍身相报。”
秦穆饮盗马，楚客报绝缨。宽恕通常比惩罚更有力量。
后来，御史方震孺监军辽东，向参战士兵询问当场情况，总结了沈辽之战的败因。
“沈阳陷后，我兵尚十三万人，精壮未尽亡也。贼从代子河渡，其骑可数。而不知贼从三处渡，以少者诱我耳。始畏贼多，主守；既见贼少，又主战。焂战条守，军心不定。且饥疲已甚，比开门放军，一时散走。
城中所余独经臣及一、二道臣耳。言贼攻门及与贼力战而溃者，皆误也。贼虽惯用奸细，假使我兵不尽逃窜。此辈敢纵横乎？兵既尽逃，即无奸细，能支持乎？尽归咎奸细者，亦误也。声息至广宁，人又奔散。”
除了方震孺所说的士兵低落、临阵脱逃，指挥失策、战守不定之外，沈阳、辽阳之败至少还有四个原因。
第一、正如努尔哈赤所预判的，人心确实不在大夏。两国档案中，都记载了一件事，那就是很多辽阳居民都张灯结彩，迎接努尔哈赤进城。
第二、各路客兵一盘散沙，良莠不齐，互不为援。作壁上观的现象屡次出现。一捆粗大的木条确实难以掰断，但若绳子已经松散，一根根来掰断也不难。
第三、军备松驰，管理混乱。熊廷弼、袁应泰两任经略短短几个月内，连着出现火药爆炸事故。守城之重器都守不好，怎么能守城。
第四，朝廷用人不当。袁应泰之前的主要政绩主要是治理漳水，灌溉农田，赈济灾民。袁应泰是发展经济的一把好手，但朝廷非让他领兵去对抗虎狼之师，怕是谈不上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把人才放在他最不擅长的领域，注定是事倍功半，甚至是一败涂地。
辽阳一直以来是辽东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沈阳、辽阳之战后，辽东七十余城（堡）守军畏惧努尔哈赤的兵锋，不战而降。“大小70余城俱剃发降。”
大夏经营二百余年的辽东大部分，从此拱手相让。大金获得了广阔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丰厚的物资。其中辽阳、沈阳两城屯有火炮、火枪等大量的军事物资，城中还有军工坊。
方震孺后来感慨，“京城火器尽丧于辽，存者又未中用”。大夏在军事上最大的优势在于火器多，而辽阳失守后，大量火器就归大金所有。而且，辽阳、沈阳两城还有军工坊和大量工匠，这为后来大金发展火器、重炮提供了基础。
而辽南金、复、盖、海四卫向来就是辽东的粮仓，土地沃饶，物产丰富。失去辽南四卫，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大夏经济更是雪上加霜，辽镇驻军的军需补给更加困难。
拿到了辽东的实际控制权后，努尔哈赤实现了以战养战的战略意图。努尔哈赤占领辽阳不久，力排众议，将大金都城迁移于此，后来又改迁都沈阳。
萨尔浒大战的胜利，标志着大金帝国的正式崛起，形成大夏、蒙古、大金三方博奕的局面，而辽阳、沈阳大战的胜利，让大金帝国更加强大，逐渐形成一挑三（大夏、蒙古、朝鲜）的局面。
失去辽东后，大夏在辽地还剩下以广宁为中心的辽西地区，和宁远、锦州至山海关窄长的辽西南走廊，同时大夏与朝鲜在陆地上的连接也被断开。
而辽东账面上的26万大军，一部分被歼灭，一部分投降了大金，一部分逃往朝鲜，还有一部分退守广宁和辽西南走廊。在辽阳、沈阳大战期间，蒙古一些部落也没闲着，以掠夺为目的，乘火打劫，有些偷袭大金，有些偷袭大夏。
辽东惨败的悄息传来，京城中君臣乱成一团。朝臣们纷纷互相指责。
有人指责兵部尚书崔景荣调兵遣将亳无章法，御敌无方；
有人指责熊廷弼当初治军不力导致今天之祸，又装病欺君；
有人指责内阁一群饭桶，心无定见，只会同声附和；
有人指责御史、给事中们个个道听途说，今天弹劾这个，明天弹劾那个，淆乱视听；
有人指责各地巡抚只打各自算盘，不顾大局，只派老弱兵士援辽；
有人指责九卿大佬畏惧人言，个个只想辞职卸责。
自万历起，大夏朝堂的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刑科给事中毛士龙曾上书指出，“国家言事之臣多，任事之臣少。今不惟言事者与任事者异，即言事者亦互为异”。
大学士刘一燝感慨，“大臣畏忌，不肯为国家担忧；小臣纷嚣，每至以议论偾事，此风不湔，朝廷一事难为”。
正如毛士龙、刘一燝所说的，大僚畏惧人言，不敢担当，请辞卸责；小官道听途说，指手画脚，无脑乱喷。做事人少，说话人多。补台的少，拆台的多。
大夏朝堂，一地鸡毛。
骂归骂，辽东残局还是要收拾的。兵、户两部派下去调兵、征饷的人络绎不绝。第三次全国兵马大规模援辽行动又开始了。
辽东前线指挥权方面，君臣们一商量，令兵部侍郎张经世火速入辽东巡阅军务，升薛国用为第四任辽东经略，升王化贞为巡抚，升方震孺为巡按监军辽东，同时急忙启用叶向高、张鹤鸣、熊廷弼、许弘纲、王在晋、祁伯裕、王象乾、涂宗浚等退休离职干部入京议事。
战略方面，天启元年五月，刑科给事中熊德阳向朝廷，提出三方布置之策。
一是山海关难守，须屯兵广宁，勤加练兵，打造正面防线。二是辽南民心可收，应联合朝鲜，派间谍潜入动员民众，运粮支援逃至沿海各岛和朝鲜的辽民，招募精壮者为兵，骚扰大金的东翼。三是重金收买林丹汗等蒙古诸部，偷袭大金的西翼。
说白了，所谓三方布置之策，就是联合蒙古、朝鲜，正面屯兵把守，时常从两翼侵扰大金，让大金不得不分兵把守，以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
詹事府少詹事徐光启则指出，大夏部队的特长在于火器装备远胜于大金，但在沈辽之败后，大量火器归大金所有，工部存有的火器反不如大金多。
“辽、沈丧失，中外大小火统悉为奴酋有，我之长技与贼共之，而多寡之数且不若彼”。
徐光启建议工部和九边要召集工匠，加大火器制造，推广西洋大炮，在城头大建炮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徐光启、熊德阳两人的意见，基本上获得朝廷的认可，成为大夏辽东战略的雏形，并在这基础上加以完善。
不久后，第四任辽东经略薜国用因日夜忧愁而病逝；兵部尚书崔景荣引咎辞职；蓟辽总督文球因病辞退。一时无人可用。
为了救急，大夏朝廷启用叶向高入阁；启用张鹤鸣为兵部尚书，启用70多岁的王象乾任蓟辽总督并加衔兵部尚书，启用熊廷弼任兵部侍郎，启用王在晋为户、工、兵三部侍郎。但在新的辽东经略人选上，一直举棋不定。
起初，大夏朝廷意向是李三才。但在廷议上，九卿科道争议不上，有人说李三才有勇有谋，有人说李三才盗名欺世。双方相持不下，启用李三才为辽东经略的事就不了了之。
一个月，大夏皇帝决定再启用熊廷弼为第五任辽东经略，同时加衔兵部尚书。
但很快，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就闹起意见，而且矛盾越来越大，一发不可收拾。大夏帝国内部的矛盾总是难以调和，辽东经、抚不合只是其中一个表现。
熊廷弼和王化贞第一次争执是经略该不该坐镇广宁前线。
天启元年七月，辽东巡抚王化贞见熊廷弼迟迟不来广宁前线，便向皇帝报告，说因薛国用病逝，朝廷暂时没有安排经略，我只好代管军务三个月。既然新经略已到山海关，请陛下让熊廷弼到广宁前线部署军务。
“一切部署将吏调度战守，臣不得不代，今已三月……此皆经略事，臣借为之。今不敢不举以相还。乞敕经略，应更置者，更置；应照旧者，照旧。臣与经臣一体，毫不敢有诿卸。但号令出经臣，则体统；进止禀经臣，则机宜。审中或有臣当为者，亦须奉命而后行。”
很快，熊廷弼也回报皇帝，说巡抚本来就有掌管军务的职责，怎么能把军务都推给经略，何况我是经略辽东、登莱、天津三处，坐镇山海关自然是合理的，王化贞你不得找借口推诱军务，若是你有疑难事宜，再报我拍板。
熊廷弼不肯去广宁前线，不单是王化贞有意见，朝中言官也纷纷质疑。
御史苏琰等人上疏说道，你熊廷弼既然是经略，当然是应当去广宁，亲自训练士兵、部署军务、督战将领，怎么能长期呆在山海关，何况山海关距离广宁四百里，文书来往需要十天，如何把握战机。
“臣直谓经略所居不得其地，山海去广宁四百里，文移往复十日，兵机能堪此等待乎”。
苏琰这个意见，兵部尚书张鹤鸣是认可的，并向皇帝建议：“奴氛甚恶，人心不固，且谋内徙，宜令经臣出关，与抚合势，则人心自定。”熊廷弼则向朝廷反驳，说苏琰等人不懂军事，只会乱吠。
天启元年十一月，兵部再次催促熊廷弼前去广宁前线。当月，熊廷弼第三次婉拒，并言道：“臣思经略三路，非为广宁一路也……策应之旨原为广宁有急，今未有急，当首遵节制三路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