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的教育改革都很困难，轻则文官架空皇帝，重则改朝换代。
教育有其本身的复杂性。
首先，教育系统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过于广泛，包括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等。每个利益相关者都有自己的需求和软肋，可能对改革措施有不同的反应和抵制。保持相关利益方的共识和协调，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其次，教育体系往往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某些传统可能早已根植于社会意识中，难以改变。教育改革不仅需要与这些传统习惯进行对话，还要与社会价值观和百姓的期望相协调。
并且，教育改革需要大量的资源和资金投入，包括建设和改善学校硬件设施、培训和提升教师素质、制定合理的教育课程和规章制度等。在此过程中，朝廷随时可能面临各种财政条件的限制，只有经济高度繁荣的社会才能为教育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才有可能让教育普及开来。
还有，教育系统本身存在强大的组织惯性，包括既有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师生关系等，这些都会对教育改革产生阻力。《送东阳马生序》中曾经提到过“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俯身倾耳以请，俟其欣悦，则又请焉”，传统教育是非常保守的，壁垒森严的，高高在上的，排外排他的，这显然不利于知识的推广。
最后，即使有好的教育改革理念和方案，实施和执行也是一大难题。如何确保新的教育方案能够被有效地、准确地实施，并且能够在广大教师和学生中得到接受和实施，这都是非常困难的任务。
总的来说，教育改革是一项涉及众多因素和利益相关者的复杂工程，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协调各方的利益，再采取有效的策略和行动来推动。
赵佶用了二十年的时间，不仅没能完成科举改制，还为此得罪了士大夫阶层，最终被送到东北去“旅游”，差点丢了性命，还被黑得体无完肤，丢了江山也丢了名誉。
与赵佶相比，赵耀的权力更集中，有钱又有兵，说一不二，文官不敢造次，因而遭受到的阻力更小，改革顺利且成功。
将科举取士制度改为大学入学资格考试，对于广大考生来说，无非是考试内容从儒学改为科学，考啥都是考，换汤不换药。
对于私立学校和大儒学者等既得利益集团来说，则相当于砍了他们的一条腿，取消了他们在教育行业的话语权，这是很难接受的。
但是，东林党背后有很多脏事儿，他们已经隐隐嗅到了危险，只能暂时妥协，想要等待赵耀出现权力真空时再发难。
而且，东林党的老巢在江南地区，科举取士最多的地方。
江南地区人口基数大，这为科举考试提供了充足的人才基础；经济繁荣，人们生活较为富足，有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学习当中；教育机构发达，书院、私塾林立，为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文化氛围浓厚，人们普遍重视文化教育，这为科举考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文化名人，他们的成就对当地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来学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无论怎么改革，考试内容如何变化，江南学子的“内卷”能力始终独占鳌头，每年中榜的人，有很大一部分都出自江南。久而久之，朝廷各部的大小官位，基本被他们占据，结党营私，使得东林党日益壮大。
如果不解决地区之间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可能大学里基本上都是江南地区人士，整个国家的资源都会逐渐被他们垄断。
为了兼顾各地区的人口数量和比例，实现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和多样性，同时防止某一地区做大，赵耀又综合人口数量和比例，制定了新的“大考”招生方式。
一方面，按照人口数量进行招生可能导致某些省份的招生名额过多或过少，影响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如果完全按照比例招生，可能会忽略不同省份的人口数量差异，导致某些地区的招生名额过少，不能满足当地的需求。因此，在招生过程中，人口数量和比例两个因素需要综合考虑。
根据23路、安东省、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等行政区划的考生数量，以相同的录取比例来制定大学招生计划，确保招生名额的公平性。
比方说，录取比例为1%的情况下，两浙路考生人数为5万，福建路3万，东北生产建设兵团5千，那么录取人数分别为500、300和50。
如果三个地方一块儿卷，东北地区肯定卷不过闽浙，估计一个名额都捞不着。最典型的案例是洪武年间的“南北榜案”，南方进士51人，北方进士0人。
南北分榜，即按南北两地分别取士，源于明朝的“南北榜案”。在科举考试中，南榜和北榜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按照考生比例来招生，可以缓解各地区间的文化、教育水平差距过大产生的不平衡现象，可以使得各地区的人才都能够得到公平的机会，有助于维护大汉帝国的稳定和统一。
同时，还可以扩大选拔人才的范围，增加国家选拔优秀人才的机会，这样可以提高整个朝廷的文化素质和治理能力，有助于推动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在此基础上，赵耀又完善了秦汉时期的“仕宦避本籍”制度，要求官员在出任官职时，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异地任职。以此来防止官员在其家乡形成地方势力，垄断地方权力，从而对中央构成威胁。
至此，科举改革基本完成。
赵耀的这一招，几乎给东林党来了个釜底抽薪，让他们失去了江南地区儒生的基本盘。
一众文官多次上书进谏，要求恢复旧制，赵耀一概不理。
进谏不成，东林党一系文官近千人，索性来了个集体辞职，以为这样就能威胁到赵耀。
朝堂上，文官们全都对赵耀的政令表示反对和批评，气氛紧张而严肃。
赵耀坐在龙椅上，面无表情，眼神冷峻。文官们则一个个义愤填膺，脸上充满了不满和愤怒。
首先，最为年长的东林党大臣汪伯彦站起身来来，他的面容庄重，语气沉重：“陛下，科举改革严重违背了祖制，若是实施，必将引起朝野震动，国将不国啊！臣等不敢苟同，请陛下收回成命。”他的语言清晰有力，每一个字都重重地砸在每个人的心头，赢得一致好评，众人纷纷点头赞许。
接着，八面玲珑的黄潜善也站起身来，与汪伯彦相比，他显得年轻一些，身材修长，语气激昂：“陛下，我大汉帝国自有国情在此，未经过深思熟虑不可轻率更改祖制啊，臣等对此深感忧虑，若陛下无意更改，臣等愿辞官归隐。”他的话语坚定，显得大义凛然。
见赵耀不回话，黄潜善的表演欲顿时就上来了，直接走到前面，拿出一张奏折，声情并茂地说道：“臣以菲德，遭逢圣明，出任辅臣，过蒙恩遇，臣愧难胜任，谨以此表恳请圣上赐臣骸骨，臣请远离朝堂，归隐山林。”
“黄大人真乃忠臣啊！吾辈楷模！”不少人竖起大拇指，赞扬的声音不绝于耳。
赵耀作出为难的表情，惋惜地说道：“何以至此啊？黄大人，没有你的辅佐，朕寸步难行啊！”
黄潜善蹬鼻子上脸，又一次说道：“陛下无需多言，臣请告老还乡！”
随后，其他的文官们也纷纷以辞职来抗议，他们的语言充满了情感，有的慷慨激昂，有的沉痛不已，一个个表现得跟忠良死节之臣似的。
整个朝堂陷入了僵局，文官们的辞职声此起彼伏，这么多人同时请辞，在各个朝代都是少见的。
这种奇怪的氛围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最后，赵耀“不堪压力”，做出了口头上的让步，表示会从长计议，重新考虑科举改革的合理性，并愿意与文官们一起商讨改进方案。然后，表现出慌乱的样子，赶紧宣布了退朝。
文官们自以为抓住了赵耀的软肋，次日的朝会上，集结了大大小小一千多名官员，集体上书请辞。
他们以为，动静闹这么大，一定能迫使赵耀妥协，结果，赵耀这一次根本不挽留，直接拍板道：“滚蛋，全部滚蛋！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那些请辞的官员，大部分是东林党系的，还有些刷存在感的跟风狗，能力没多大，演戏的本事倒是一套一套的。这下全部蒙蔽了，剧本怎么没按计划发展？白给一波。
本来赵耀还为如何收拾这些人头疼，没想到他们自己就辞职了，省了不少事儿。
十二年来，从工农兵大学毕业的学生已经累计达万余，这些人的实干能力比舞文弄墨的儒生强多了，空出来的官位全都被赵耀火速安排完毕，科学的势力更进一步。
这还没完，那些已经辞职了的官员，没几个是干净的，或多或少都有些贪污腐败行为。之前没有合适的人选，需要他们干活，赵耀对这些贪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就不必客气了。
辞职的官员们，刚回到家，还来不及悲伤，中情局的特工就带着搜查令来了……
一个月内，查处贪腐案件上万起，收缴耕地几百万亩、银元几千万、宅子几万座。
对于赵耀来说，贪官污吏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他们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影响力，从国家和百姓手中攫取财富和资源，将其纳入自己的私人口袋。
这种行为虽然会导致国家财政的流失，然而，只要中央集权制存在，赵耀就不得不依靠这些贪官污吏来维持统治秩序，因为他们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资源。
有时候，赵耀会默许或纵容贪污行为，以换取政治稳定和权力平衡，中央集权制下，贪污腐败现象是不可能完全杜绝的。
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像养猪一样养起来，需要的时候抓一批出来锤，开闸放水，缓解财政压力，这可比收税要容易多了。
对于任何一个皇帝来说，贪官无疑是最优良的资产。
年化收益率很高。皇帝不能做的，他们可以做。
避嫌效果好。百姓要造反，逐步平仓一部分贪官，稳定市场。
名誉加成显着。高位时全部清仓，既铲除了贪官又增加了财政预算，皇帝名利双收。
要想让官员为自己卖命，必须给够好处，财政预算有限，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发高工资，那就给他权，让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
本质上，贪官能得到好处是因为皇帝给的权，所以，贪官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皇帝的权，环环相扣，皇帝的统治就更牢固了。
要知道，皇位人人都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政权，光凭皇帝一人怎么维持统治？一个太监都使唤不动。
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百姓，才能巩固政权。
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话的贪官，保留听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皇权，又可以得到百姓的拥戴。
官吏只要敢贪，他的把柄就在皇帝的手中，他要是敢不听话，皇帝随时可以借反腐之名灭了他，贪官要想不被灭，就只有乖乖听话。
随时高举反贪的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让百姓认为皇帝是好的，不好的都是那些贪官，一切责任都可以推到贪官的身上。
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皇帝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皇帝的爱民政策。
当民怨积攒到一定程度时，宰几个贪官，为民伸冤，再把收缴的财富放进腰包，不负搜刮民财之名，而得搜刮民财之实。
用贪官来培植死党，除贪官来消除异己，杀贪官来收买人心，收贪官之财来实己腰包，这就是自古以来惯用的帝王之术。
当然，赵耀清算这一批贪官的目的，反贪是其一，抄家是其二，主要目的在于瓦解东林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