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对拐卖人口判得极重，《定刑统》规定：“略卖人为奴婢者，绞；为部曲者，流三千里；为妻妾、子孙者，徒三年；因而杀伤者，同强盗法；和诱者，各减一等。”
略卖是指用暴力手段绑架，和诱是指欺骗、引诱，手段相对温和，所以判刑时各减一等。但如果是对十岁以下的孩童，那就不分略卖、和诱，只要孩子成为奴婢了，通通都是绞刑。
可那也得抓住嫌疑犯才行。
专管治安的大理寺对鬼樊楼很头痛，每年都要清理几次，但很难造成沉重的打击。
难在哪儿？
辛弃疾揉着太阳穴，他这个兵部尚书当的可够憋屈的。
大定的军事职能部分名义上为三衙、枢密院和兵部所分管，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三衙主要掌管遍布全国禁军和厢军。三衙是是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侍卫亲军步军三个部门的统称，掌管殿前各个军队和步骑各个长官的名籍，凡是殿前司所统率的军队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必须由殿前司执行。侍卫亲军马军掌管马军各个指挥的名籍，凡是侍卫亲军马军所统帅部队的统制、训练、番卫、戌守、迁补、赏罚，都由侍卫亲军马军执行。侍卫亲军步军掌管步军各个指挥的名籍，凡是侍卫亲军步军所统率部队的统制、训练、番卫、戌守、迁补、赏罚，都要听从侍卫亲军步军的命令。
枢密院主要是制定和实施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的政令，同时负责侍卫皇帝的诸班直、内外禁兵招募、阅试、迁补、屯戍、赏罚之事，是主要的军事机构。但是在仁宗年间出于西宁边事的需要，枢密使甚至曾由内阁辅臣兼任。总的来说，枢密院基本掌握了大定的军事。
而兵部主要掌管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土司世袭等事情，还有舆马、器械的修建，天下地图的绘制等等。并不是什么重要的部门，而且尚书和侍郎这些官职都是寄禄官，也就是说这些官员的俸禄按照自己的本官发放，但是在实际上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的本职工作却是其他的事情，这叫做差遣。兵部在只是一个空架子，作用不大。
兵部就是元丰以后都被讥为虚设冗职，简单来说，兵部就是总后：兵司掌府厢兵籍、职司掌图册烽燧、库司掌军器仪仗、驾司掌群牧驿传，至于核心的军事事务呢……武官考选归吏部两右选，禁军管理归三衙，军事决策归枢密院，但事实上枢密院由于几乎统管军政，后勤事务也有所涉猎。所以说兵部差不多就是为了凑齐尚书六曹还留下来的。
是故，老辛同志很郁闷哪，原以为是起复重用、大展宏图的，却不想上任后被多方排挤，几成了打酱油的。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根本就没有机会哪。
当然，心中的种种憋屈没法与人诉，只能自己慢慢消化。
知晓冯过今日会过府释会，他很是欣慰。年余未见，他还真有些想这位忘年交的。
但在散衙回府的路上，他却让人当街拦下了轿子，处理罢回来的有些晚了。
呃，是一家三代单传的男娃失了踪，这家子四处寻找无果，报官这么多天也无音信，没奈何便想了当街诉冤的法子，大抵是希望事情闹大引发舆论压力好让官府重视吧。
辛弃疾这个兵部尚书自是管不了案件，京中自有开封府、刑部这些职能部门。那家子也是病急乱投医，见了辛弃疾坐的轿子，晓得这是位大官，便拦了下来。
古代把车叫舆，历代有《舆服志》，顾名思义，就是记录车驾制度和服饰制度的书。《舆服志》中，对公车的规制有详细的记载。总体来看，就是公车的规格和乘坐人的级别挂钩，一旦违反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例如，汉景帝时，朝廷制定了详细的车辆（指马车）使用规定，其中要求不同等级的官员使用不同规格的车辆，还要求商贾一律不得乘马车。如何通过乘坐的车来判断官员的级别？一是看驾车的马匹数量，二是看车幡的颜色。车幡，指车辆两侧用来遮挡尘土的帘子，官员按照级别，俸禄在600石以上的，可以将左幡漆成红色。俸禄在2000石以上，可以把两幡都漆成红色。因此，“朱幡”和“朱轮”，也就成了高官的代名词。
按照规定，低级的官员不能乘坐高级的车子。同时，高级的官员也不能乘坐低级的车子，更不能在正式场合不按规定乘车。史料记载，有一次，汉宣帝祭祀汉惠帝，不巧这天下起了大雨，道路泥泞，韦玄成等几位前来陪祀的列侯，就弃车骑马赶来了。事情传出去后，韦玄成等人被弹劾，削去了侯爵。韦玄成对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去世前还叮嘱子孙千万不要在坐车这种事情上犯错误。
东晋时期，国都位于江南，而南方的马又比较少，轿子开始流行，成为“公车”的重要形式。当时，上自天子、王公，下至官员、百姓，都可以乘马，但轿子却是给宰相、大臣等地位尊贵的人的特别恩赐。到了秦楚时期，百官办公往往乘马，轿子是给重臣老病者的特供。
不同等级的轿子，区别主要体现在轿夫的数量和轿子的颜色。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种特供，文官比武官更有资格享受轿子。例如，本朝初年出台规定：三品以上的文官准许乘坐轿子，三品以下的官员只准骑马；勋戚、武官不管老少都不得乘轿；违制乘轿、擅用八抬大轿的，要受到严厉惩处。
惩处有多严厉？一次，一位四品官员离开京城办案，偷偷坐了轿子。谁知恰被太祖派出的耳目逮到。太祖毫不含糊地把那位超标用“车”的官员处死。自此，满朝文武官员再也没有人敢超标用“车”了。
作为正三品的兵部尚书，辛弃疾自是可乘坐轿子的。其实，依着他的性子是更愿意骑马的，但一则文武殊途，二来太过特立独行会引起同僚的敌视，只好“入乡随俗”。
被当街拦下，倒也说不上会懊恼，老辛让下人拿了自己的帖子带着那一家人去开封府。他这兵部尚书的头衔总归有些作用，再者满朝文武都知晓他的脾性，那开封府同知总会费些心思用些气力，但效果如何还真的不好说了。
回到府中，他与冯过说起这事，也是颇有无力感。
并非是官府不作为，委实是汴京城的地下势力错综复杂，确是很难根治。
难在哪？
第一个难点，嫌疑犯长居于此，很熟悉里面的地形，深谙“敌来我跑，敌退我回”那一套，不熟地形的执法人员根本找不到他们；
第二个难点，上方就是京师，不可在地下使用重型武器。本朝已有威力巨大的火炮，如果这是在野外，开几炮就能解决问题，但谁敢在鬼樊楼开炮？造成坍塌怎么办？皇帝第一个就要问他们的罪；
第三个难点，开封府地下除了渠道，还有战国时期的古城，民谣这么说“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这无疑加大了难度；
第四个难点，虽然鬼樊楼里犯罪分子很多，但更多的还是无家可归的穷苦百姓。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就是嫌犯的人质，执法人员投鼠忌器，不敢逼得太狠；
第五个难点，如果清剿成功，那么里面的百姓怎么处理？这么多人突然间出现，朝廷管不了或者不愿管他们的衣食住行，将会造成更大的治安危机。
所以只能听之任之。而这些人也很识相，拐带孩子只找民间长相出众的，绝不找官宦人家的；犯事儿也只敢犯民间，不敢沾官府。
而这也是朝廷容忍了这法外之地的最主要原因。
汴京城地面明渠有“八字水口”：“内外八厢创制八字水口，通流雨水入渠甚利”，地下则是“汴都地广平，赖沟渠以行水潦。”
政府修建这么雄伟的地下渠道，初衷绝不是给犯罪分子一个天堂，更不是想要彰显文明。
这些工程保证了开封不会出现水漫金山的情形，更不可能趁下雨时到街上捞鱼，是真正的良心工程。虽然无法和秦始皇的万里长城相比，若论惠民程度却也不差。
汴京城地理位置在黄河下方，古代黄河泛滥几乎成了常态。一到夏季，附近大小河流就开始上涨，向城市倒灌。要是没有良好的地下渠道泄洪排水，城市早被淹了。
所以从后周时代，朝廷就很注重开封的泄洪问题。大定迁都之后，修建地下渠道就是最重要的工程。经过数年的修缮，京师地下不但可排水，还可跑马建房。
然后就成了犯罪分子的巢穴，以及孤苦无依者的避难所。
总之，鬼樊楼、无忧洞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依托于发达的地下渠道。然而身在其中的人，也只有那些逃脱了刑罚的犯罪分子会感到“无忧”和快乐，真正的逍遥法外。整日不见阳光，空气污浊，昏暗阴森，如果能在地上找到一个容身之处，谁乐意呆在这种地方？！若能当人，谁愿做“鬼”？
冯过忍不住说道，朝廷首先该做的不是派兵清理，而是给老百姓更多活路，此所谓治本，长治而久安也。
他又笑说，若是朝廷重心迁移，汴京不复繁华，无忧洞、鬼樊楼自也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辛弃疾望他一眼，说，这些话关上门说说无妨，切莫四处言语。
冯过自是点头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