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我就去县里领取工作调令，走进县文教局的大院，看到了挂着“人事股”白牌的红砖房，想到红砖房里会挤满了我的同学。这些一年半没有见面的同学们，都会出现在这里吧。我想象着这些同学见面的情景，是拉手，还是拥抱，是哭，还是笑。应该都有吧。我还想：见了同学，应该怎样？见了男生要拥抱，见了女生要拉手。不行，和女生拉手也不好。干脆就笑一笑，说句问好的话。还得注意，见了同学，千万不能哭。一个大男人，哭，会让人笑话的。可是，一步迈进这个屋子，屋子一个说话的声音，都没有。只是那个桌上，坐着一个男孩子。
我问：“一九七七届的师范毕业生，有来拿调令的吗？”
“差不多都取走了。”
“请问我分在哪里？”
“你叫什么名字？”
“刘宪华。”
“你现在没有在学校代课吧。”
“是。”
“那就对了。你被分在别的单位。”
“别的什么单位？”
“我查查吧，啊，是龙华铁厂。”
我的心凉了，就像吞进了一块冰，从嗓子眼，到屁股眼，都冒着凉气：“怎么会是这样，师范毕业为什么去铁厂？”
“没有为什么。领导怎么分配，你就怎么接收。”
“还有改变的希望吗？”
“领导定好的事情，是不能改变的。不对口的不是你一个，很多人都不对口。”
“你们定的这是什么政策？师范毕业去铁厂，傻子也知道不对，也知道这是笑话，这是儿戏。国家会出这样的政策吗？不会吧。”
“分配政策是省里定的。”
“省里那一条说师范毕业可以去铁厂？你说说。”
“省里没有说这么具体，但县里是按照着省里精神办的。省里的原则是分配，不管对不对口。现在，你说是接收还是不接收分配吧。不接收，县里就把你的分配指标取消！！”可能是我的质问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涨红了脸，大声地向我喊了起来，眼珠子瞪得老大，还把手里的笔，啪啪地往桌上摔。
我的老天爷呀，怎么会这样？我说：“对不起，我问得有点急了。”
他说：“那就别再蘑迹了，抓紧回村开证明，去公安局办理户口，再到龙华铁厂报到吧。”
户口办好了。我看着这个带有县公安局的大红印章的户口证，内心里充满了酸甜苦辣。我知道这个带有红印章的东西，意味着什么。我已经成为农村人做梦都向往追求的，高人一等的非农业了。
第二天，我骑着车子去龙华铁厂的路上，心里酸酸的。走到半路，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停了一下车子，面对着空旷的原野和苍茫的大地，发了一会呆：路边的柳树、榆树，还有那高大的白杨，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满地里，到处都是干枯的小草，没有一棵庄稼。寒冷的风从远处吹过来，像个野兽一样，怒吼着，嚎叫着，撕扯着我杂乱的头发。一群黑黑的乌鸦从头上飞过，发出哇哇的像哭一样的叫声。这田野里，到处都是一片荒凉，让我感到无法言状的悲哀。天空大地，每一棵植物，每一个生灵，都充满了伤感。每一块半躺在地皮上的土坷垃，每一块被干枯的草遮盖和裸露着的，黑黑的冰冷的土地，也都半闭着哀伤的眼睛，呜呜地哭泣。我这个姓刘的，师范毕业后，第一次高考失败，生活所迫去窑厂打工，当个代课教师，还生生地被人家赶出了学校。接着是第二次高考的失败。如今工作分配了，却又走上了一条这样的人生路哇。我的老天爷啊，我的亲人啊，我不知道我将来的路在哪里呀！我望着家乡的方向，满眼里饱含着泪水，在心里说：亲爱的爸爸娘啊，亲爱的哥哥和妹妹啊，我不会低头，不会退缩。为了你们，为了这个可爱的家，我也要沿着这条曲折的路，勇敢地向前走哇！
我走的是从我们村，过代庄、刘庄，再到朱河，直通王千寺，再到龙华的小路。走了七八十里的土路，就进了龙华镇。
这龙华是我们景县的大地方。这里有通向全国的铁路----龙华火车站。这火车，对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可是个稀罕物。到了十七岁，我还没有见过火车。那年到第九去挖河，干了一天的活，累得臭死，我和我们村的薛秀民，在那个漆黑的夜里，竟然跑了十几里路，到离铁路近的安陵，去看火车。
这个时候，我想起那个一脸憨厚，爱笑的薛秀民来:
薛秀民是我们这个村子里，唯一陪我从小学一年级，一直走到高中毕业的人。小学一到四年级，我们都是在一个教室里读书。他老实，且忠厚，很少说话，满肚子好心眼，见了一只猫，一只狗，都是那么憨厚地笑。念小学，我们一起背着书包去学校，一起听课，一起写作业，一起玩耍，弹球，打尕，摔纸啪，一起戴着红领巾，学雷锋做好事。读书时，听课时，玩耍时，做好事时，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生动的笑。与伙伴相处，不夺，不争，不抢。就算一只狗，把他手里的食物夺走，他也只会笑。遇到委屈，他也不会抗争，只会把苦果咽下。
那天，上小学一年级，下了课，我们一起在墙下挤丫丫，一同倒在地下，墙皮掉下一大块。起来！老师一声呵斥。我们这些熊孩子，全都抖做一团。走！都到班上，顺墙站好！老师又喊一声。我们站好，老师再喊：都伸出手来！我们手就全都伸出来。老师的戒尺，就一下下打在手上。
轮到他时，老师问：“几下？”
他诺诺地说：“老师，就一下吧。”
可是，老师的戒尺，刚刚举起来，他伸出抖抖的手，就笑了。那双纯真善良的黑眼睛，直勾勾地，祈求地望着老师的脸。他的笑，有点像哭，可爱又动人。
老师就不再打了，还轻轻地摸了摸他可爱的小脑瓜。
没有想到，过了些日子，他迟到了。这次老师不能再原谅他，大声地呵斥：“伸出手来！”
他老老实实地伸出小手。
老师就狠狠地在他的小手上，抽了一戒尺。
他含着泪，坐到坐位上了。可是第二天，他又迟到了。
老师说：“你是怎么了？为什么又迟到？！”
可能是老师的声音太高了，他到退了一步，没有等老师要求，就主动地伸出手来。
这次老师可能是真的生气了，那个戒尺举过头顶，用力打在他的小手上。
他的小手立刻肿起来，应该是太疼了，他先是闭着嘴掉泪。最后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哭出来。
第三天，一大早，同学们还都没有到校，老师就到了他家的大门前，稍稍地观察他为什么连续迟到。原来，他爸爸病了，娘也病了，家里没有大人，他要给爸爸娘做饭，给爸爸娘买药、熬药，还要把药端给爸爸娘喝，把饭端给爸爸娘吃，等爸爸娘吃了药，吃了饭，他才拿着一块干粮，背起书包，往嘴里塞着，啃着，往学校跑。
看到一个几岁的孩子这样，老师就掉泪了。老师没有再进家门，稍稍离开，回到了学校。这一天，他照例迟到，照例伸出手来，送到老师的面前，叫老师打。
老师却把戒尺放进他的手里，自己伸出手来，示意他打老师。
他摇摇头。
老师却把他搂在怀里，那张大脸，紧紧地亲着他的小脸蛋，说：“老师错了，以后家里有困难，要告诉老师。老师会帮你的。”
可能老师的举动太感人了。他在老师的怀里哭了。一屋子的学生也都哭了。
去代庄高小和中学读书，我们也几乎天天一起走。
下午放学，他经常和我搂着肩膀，站在学校的操场旁，看教师队和学生队的篮球比赛。看到精彩的球，他不会和同学们一样，拍着手大声叫喊，只是晃动一下书包，抿嘴笑一笑。
走过村南的那个深沟，走过那道大堰，我们经常甩动着书包，唱歌，叫喊，跳着，蹦着。他唱的声音并不高，他叫的声音也不大，他蹦跳起来，既不迅猛，也不欢快，温温柔柔的，像个小姑娘。可是，唱，叫，跳起来，那挂着一脸的笑，连小鸟都会觉得可爱。
快进村子的时候，我们喜欢在村南小桥旁的大柳树下坐一会。夏天那道水渠西大堰东的一块空地，是我们生产队的瓜地。大柳树下，有一个窝棚，陈虎胜的爸爸就在那个窝棚看瓜。有时，他会把一块瓜掰开，让我们吃。薛秀民咧嘴笑着，说：“大爷，这是生产队的瓜，俺们不能吃。”老人说：“怕啥？大爷叫吃，你们就吃。”他说：“俺不。”离开窝棚时，薛秀民依旧憨厚地向老人笑。
高中毕业，我们都十七岁，一起去第九村挖河。那天，干了一天的活，累得臭死。
他说：“这儿离安陵近，宪华，想不想去看火车？”
我说：“想。”
他说：“咱走。”
我说：“要不要给他们说一声？”
他说：“不能，说了，就去不成了。”
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我们两个，手拉着手，悄悄地走了。我们要跑十几里路，奔向安陵，去看火车呀。我们不识路，只是向着有火车叫的方向走，穿过一个个坟场，越过一片片野地，跨过一道道深沟，飞过一座座小桥，走过一条条小道，也不知道，被地里的土坷垃绊倒了多少回，也不知道，被坟场里突然惊跑起来的野兔子，吓哭了多少回，哭过后，他还是笑。也不知道，两个人拥抱着，相互鼓励了多少回，总算来到铁道边。我们狂喜，兴奋，搂着抱着，大声地笑着，可是等了很长时间，却没有看到火车。路上能听到火车的声音，来到这里，却见不到火车了，只是很遗憾地摸了摸那道铁轨，又回去了。尽管没看到火车，他还是很满足，还是一脸的笑。他说：今天没白来，知道火车是在道轨上跑的，知道火车道轨是这个样子的。
后来，我们一同奋斗，一同拼搏，一同在路上，走过了几乎相同的风景，相同的人生。他吃的苦，受的累，比我大很多。面对生活的困境，他从来不抱怨什么，始终是笑着的。到最后，他却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现在，一进龙华，就听到了火车的鸣叫，但没有一点新奇和高兴的感觉。只是看着城西撒满黑煤的土路，有些发呆。路边道沟里干枯的小草，也染上一层黑色。小风吹过，小草看去已经死了的叶子，还顽强地摇摆着，就像一个被压在黑煤下的孩子，不屈地吼叫着，呐喊着，挺起有力的身躯，露出充满希望的头颅和亮晶晶的大眼睛。
过了这段黑土路，就看到一条向东的小路了，路上的尘土足有一脚深。车子在细细的像水一样的土上轧过去，身后噗噗地带着响声，冒起一道白烟。我的内心，又增添了一阵凄凉和感慨：这细土经过千万车辆的辗轧，竟然成了这般模样。它已经被辗成了细粉，可它还是在寒风中，发着亮光。那噗噗的响声，像哭声，又像一个威武不屈的钢铁一般的战士冲向敌人的杀声和怒吼。它在大声地告诉世人，它是永远碾不垮的，它永远也不会在这个地球上消失。那伟大的物质不灭定律，已经宣告了它的胜利。那道白烟，起于地面，高高地飞向空中，像是一条龙一样，升腾，跳跃，又从空中摔落下来，然后又一次次地昂头挺胸，跃向空中。它大声地呼叫着，告诉世人:它有着永远不屈服的意志和力量！说不清为什么，我竟然被这细土感动得流泪了。
终于看到向南的这个大门了。我的车子在大门前站下。说是大门，实际上就是在两边的墙头中间，留的一个豁口。豁口的西边有一间小房。小房子窗前，挺脸抬头，端坐着一个人。我知道是门岗。
我问：“请问这是铁厂吗？”
“是。干什么的？”
“新分配来的。”
“进去吧。”
可是刚走进院子，就听到门岗自语道：“我操，又来一个白吃饭的。”
我不太明白他说话的意思，就走进了厂子的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