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0月13日。
一架载有45人的客机因为遇上风暴坠毁在3900多米高的安第斯山脉上。
机上45名乘客中包括乌拉圭的橄榄球手及其家属。
21人当场丧生。
其余24名幸存者中，8人在逃生中被雪崩夺去生命。
16人于同年12月22日之前陆续走出雪域而生还。
幸存者为了在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中存活，被迫以遇难者的人肉果腹。
1972年10月12日。
乌拉圭的一支业余橄榄球球队——老基督徒球队租用乌拉圭空军571号包机，前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参加一场橄榄球比赛。
纳多·帕拉多。
时年23岁。
是当时老基督徒队的一员。
他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出发去圣地亚哥的前夜，队长告诉我们，飞机上有十个空座位。
如果谁愿意带家人或者朋友，那就去吧，他们可以免费坐飞机。”
于是帕拉多带上了母亲泽尼亚和妹妹苏茜。
他没有想到，这却是一条不归路。
当天，飞机飞到安第斯山脉附近时，天气变得很糟。
飞机在阿根廷的门多萨临时降落。
第二天早上，飞机从门多萨起飞，飞往圣地哥亚。
下午3点多，飞机突然开始轻微颠簸。
大部分乘客并没有在意。
但是飞机颠簸得越来越剧烈，甚至连飞行员也没有意识到，此时飞机已经偏离了航线。
此时，整个山脉上空云层密布。
飞机按计划应横过安第斯山到库里科去，之后再转向北飞往圣地亚哥。
然而，在茫茫云海中，飞机撞上了安第斯山脉深处的一座无名山峰。
飞机尾部被撞飞，机身前半部分顺着山坡滑落。
由于特殊的U型坡度和厚厚的积雪，飞机最终停了下来。
45名乘客中有33名得以幸存，包括帕拉多和他的妹妹，但两名飞行员都不幸遇难。
没有人能告诉这些幸存者他们当时在哪儿。
最初的几个小时里，我几乎没有什么感觉。
后来天渐渐亮了，意识也随着血液慢慢流回我的大脑，我听见周围有人声。
眼前的影子渐渐化成一个人的脸，我看到一对深褐色眼睛上面的一蓬乱发。
我慢慢伸出手去摸自己的头，发现头发被干了的血块粘在了一起。
周围的人在轻轻地耳语着，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我们的飞机坠毁了，我们掉进了大山里。
机上45人活下来的只有28人。
我最好的两个朋友和与我同行的母亲都死了。
19岁的妹妹苏西奄奄一息。
到了第8天下午，我用手臂揽着苏西。
突然感觉到了她的变化，她脸上的忧愁渐渐淡去，然后停止了呼吸。
我从没有过这么强烈的孤独感。
我才只有22岁，母亲死了，妹妹也死了，最好的朋友也死了。
我们中的多数都只是些从18岁到22岁的、涉世未深的年轻人。
然而我们却被抛弃在这荒山野岭中。
饥饿、伤痛，还有寒冷，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威胁。
机上的副驾驶员在生命垂危之际曾喃喃道：“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
库里科是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面100英里的一个小城市。
照此推断，只要越过西面最高的这座山峰，向西就是智利。
这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但是，首先要想办法活下去。
进入冬季的安第斯山，绝不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
寒冷折磨着我们，高山空气稀薄，肺得不到足够的氧气。
高山的阳光充满了强烈的紫外线，嘴唇和皮肤都起了泡。
厚厚的积雪让我们举步维艰，稍一走动，雪就没到臀部。
坠机后，队长马塞洛召集未受伤的人组成搜救小队，将几十个被困在机身里的乘客解救出来。
两个学过医的队员罗伯特和古斯塔沃帮着照顾伤员。
有的人伤得很重，一个名叫恩里克的球员被一根6英寸的钢管刺穿腹部。
古斯塔沃替他将钢管从身体里猛拉出来时，连带着拉出了几英寸长的肠子!
但性格坚韧的恩里克不顾自己的伤痛，马上又去帮助其他人。
终年积雪的安第斯山峰，夜晚温度低至零下30c。
第一夜，5个重伤的幸存者在严寒中死去。
空难幸存者爱德华·斯特劳克回忆起第一夜的经历时说：“我们把所有尸体从机舱拖到外面，这样我们在机舱里就有更多的空间。”
这些幸存者用摔坏的行李和木椅堵住飞机的破洞。
再用雪塞住缝隙处，把飞机座椅上的座套拆卸下来缝合在一起，裹在身上保暖。
晚上所有人挤在一起，脸对着脸睡觉，这样呼出来的热气就可以喷到对面人的脸上。
我们都带有打火机，可以轻易地生起火来，但身边却没有可以燃烧的东西。
我们甚至烧掉了我们所有的纸币———大约7500美元被付之一炬用来取暖。
然而这样也无法阻挡不断有人死去。
在夜晚，飞机残骸外面的温度低至零下30c，飞机里面的温度也只有零下25c。
帕拉多说：“我们每个晚上都祈祷明天会有太阳。”
然而，因为无法得到及时的医疗救助，苏茜还是在空难发生两天后永远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在空难发生后的前10天，幸存者都满怀希望。
然而在第10天，收音机里传来消息，搜寻幸存者的行动已经停止。
空难幸存者卡里托斯·帕泽讲述当时的心情：“在被救援的希望破灭之后，留给我们的只剩下漫长的煎熬，希望彻底破灭了。”
此时他们早已吃光了所有的食物，随身携带的巧克力和沙丁鱼罐头已经没有了。
帕拉多回忆说：“有人看着我说，我想把飞行员吃掉。”
这天傍晚，27名幸存者聚集在一起，立下了一个“恐怖协议”——“如果我死了，你可以吃掉我。”
空难发生后第10天，幸存者开始以尸体裹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