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侦讯处的同僚向他提出借用李科奇一周的请求,因为在静安寺路抓到了两个“街头魔术家”。他们是正在无线电收发报机前工作的时候被捕的。审讯时他们什么也不说,所以要选一个能干的人,安置在他们身边。李科奇是再好不过的人选了。李广元答应把他找来。
“请您在那个灰色公文夹里拿一张纸,”李广元说,“照我说的内容写一份申请;您就写:‘联队长我已经疲惫不堪,精疲力尽。我一直忠心耿耿地工作,但不能再这样干了。我很想休息”
“这是干什么?”李科奇一边在信尾上签名,一边问道。
“我认为,您不妨到歹土去住上一星期”李广元回答说,顺手把一叠钞票递给了李科奇。
“那里的娱乐场、赌场还在营业,而且那些年轻的舞女每天都有新人加入的。没有这封信我就无法为您争得这一个星期幸福的时间了”
“谢谢,”李科奇说,“不过,钱我倒是还有不少”
“钱是多多益善嘛,难道钱多了还碍事?”
“一般说来,还是越多越好”李科奇表示同意,把钱塞进了裤子后边的口袋“听说,现在医治淋病是要花很多钱的”
“您再回忆一下,在老师家里真的没有人看到过您?”
“没有什么好回忆的,谁也没见到我”
“我的意思是指我们的人”
“一般地说,如果您的人在监视这个老头子的住宅,他们是有可能看见我的。即使是这样,我看也未必反正我是谁也没见到…”
李广元回忆起了一星期前他所导演的押送囚犯路过老师居住的村子的那场戏。演出前,他亲手给李科奇穿上了囚衣。他想起了李科奇当时的面部表情:目光炯炯,眼神既和善又勇敢。他完全进人了要扮演的角色。那时李广元和他谈话完全是另一个样子,因为在汽车里和他坐在一起的是一位正人君子,这个人的面容是那么慈祥可亲,声音是那么悲悲切切,说出的话语又是那么精确中肯,头头是道。
“这封信等我们一起去您的新居的途中再投出去”李广元说.“现在您再简单地给老师写封信,目的是打消他的怀疑。您自己先试写一下。我不打扰您,我去泡茶”
当他回到房间时,李科奇手里正拿着一页纸。
“‘诚实正直就意味着要行动’”他微笑着读了起来,“‘信心是建筑在斗争之上的。宣传诚实正直而又消极无为,那就是背叛,背叛学生,背叛自己。一个人可以原谅自己的虚伪,但是却得不到后代的谅解。所以我不能宽恕自己这样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了。消极无为比背叛还要坏。我即将离去。请您好自为之,莫负众望,蒲素会帮助您的’您看,写得怎么样?还可以吧?”
“太好了。请问,您没有试着写点散文,或者写点诗吗?”
“没有。如果我能写作的话,那我何必要当”李科奇突然住了嘴,又偷眼看了一下施李广元。
“继续说下去呀,怪家伙。我们可是在开诚布公地谈话。您是不是想说。假如您会写作的话,您就不会来为我们效力了。是吧?”
“大致是这个意思”
“不是大致是这个意思”李广元修正了他的话,“您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难道不是吗?”
“是这样”
“好样的。您何必和我也扯谎呢?喝完了这杯茶咱们就动身,天已经黑了,快要宵禁了”
“住所离这儿很远吗?”
“靠近徐泾那里,五公里左右。那里很安静,您可以一觉睡到明天”
他们已经上了车,李广元又问:
“他没有提到常凯申吗?”
“我和您说过,我一谈到这个人,他马上就闭口不谈了。我又不太敢逼问他”
“您做得很对他也没有谈过河内的事吗?”
“守口如瓶”
“好吧。那我们就从另一边悄悄地靠近他。重要的是他已经同意帮助一个共产党员了。老师可真是个好样的”
李广元对准李科奇的太阳穴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他们是站在苏州河边上,这地方虽是个禁区,但警卫队的岗哨设在两公里以外的地方,这点李广元是了解得准确无误,再加上宵禁警报已经开始,所以手枪射击的声音是听不见的。他预料李科奇会从那个以前人们钓鱼的小台上直接跌落到水里去。
果然,李科奇一声没吭像个大草袋似的跌到水里去了。李广元把手枪扔到李科奇落水的地方(由于神经极度衰弱而自杀的理由十分真实可信,两封信又都是李科奇亲手寄出去的)。
李广元脱下手套,穿过林子,向自己的汽车走去。老师住的if离此处有点远,李广元估计一小时后就可以到他那里,事先地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密,甚至考虑到了从时间上证明自己不在场的可能性。
摘自76号队长吕格做出的一份鉴定:
“蒲素。1930年从法国毕业后。忠于中华民族的海归博士。性格坚定果断的北方性格。对朋友平易近人,善于交际;对祖国的敌人毫不留情。对家庭忠贞不二,品德高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工作表现一是个不可多得的内行专家”
这份报告此刻就摊在他的办公桌上。下面的签名处已经有了两个鉴定部门的签名,显然已经通过了两轮审核。
淞沪抗战后,日本人占领了上海,而这座精心布雷的城市却竟然完好无损。此后不久,安全局局长李事群命令把分局局长克吕格调来。
丁末村一语不发,久久地望着吕格那张阴沉厚实的脸,过了一会儿才轻声地问道:
“您有什么足以使汪先生相信您的客观的表白呜?”
外表上忠厚老实、土里土气的吕格料到了会这样问他的。他早已做好了回答的准备,但是他必须表演一系列层次不同的情感。他在国民政府里,在国民党里呆了十五年,已经学会了演员的技巧。
他知道,决不能立刻回答,就像不能完全为自己的过错争辩那样。甚至在自己家里他也发觉自己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起初他还和自己的妻子偶尔说上几句话,那也只是在夜间低声耳语。
但是后来专门的技术设备发展了,而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种设备的效能,于是他再也不敢把他偶尔产生的一些想法说出口来。甚至当他和妻子在街巷散步的时候,他要么是一语不发,要么就只谈些鸡毛蒜皮、无关紧要的事。因为现在随时都可能发明一种可以在一公里之外,或更远的地方录下声音的机器。
于是原先的那个吕格消失了;现在他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这个人就生活在大家都熟悉的、外表没有任何变化的人的躯壳里。他虽然还是原来的那个特务,但是他却成为一个无人了解的特务了,他倒不是害怕说实话,不是的,他是不敢让自己去想真情。
“没有,”吕格答道。他愁眉紧皱,强压着叹息,心情万分悲痛沉重“我没有什么充足的证明也不可能有。我是个军人,战争终归是战争,所以我并不期望得到什么宽恕”
他这番表演是十分准确的。他知道,对自己越严厉,丁末村手中的武器就越少。
“别像个娘儿们似的,”丁末村点上一支烟,一边吸着烟,一边说道。这时吕格已经确信自己选择的这套棋路是绝对的正确“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应当好好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嘛”
吕格说:“高级总队长,我知道自己是罪不容诛的。不过我还是希望您能听听联队长李广元的意见。他对我们那次的行动十分了解,他可以证明:一切都准备得非常仔细认真”
“李广元和那次行动有什么关系?”丁末村耸了耸肩“他是侦察部门的,当时在那边他是负责别的问题的呀”
“我知道,他在南市专门负责。
不过我当时认为有责任把我们那次行动的全部详情告诉他,指望他回来后能向南京政府或者向您报告我们工作进行的情况。我一宜等您的补充指示,可是什么也没有收到”
丁末村把秘书叫了来,说:“请您了解一下,批准参与‘火焰’行动的人员名单中是否有第六处的李广元。再了解一下,他从南市回来后,是否有首长接见过他,如果有,那么又是谁接见了他,再打听一下,谈话中他谈到一些什么问题”
吕格心里明白,他这样把李广元置于挨打的地位开始得为时过早了。
“全部罪责由我一个人承担,”他又开口说道。他低垂着头,语调是那么低沉,痛心,“如果您要处分李广元,那我就太难过了。他是个忠诚的战士,我对他是十分尊敬的。我没有什么可以辩解的,然而我可以在战场上用鲜血赎回自己的罪”
“那么谁在这里和敌人斗争呢?
我?一个人?为祖国,为了总统死在前线,这过分简单了生活在这里,冒着敌人的炸弹,还要无情地消灭一切腐烂肮脏的东西这要复杂得多这里不但需要勇气,而且需要智谋。需要大智大谋,吕格”
吕格明白:不会送他上前线了。
秘书轻轻地打开房门,把几个薄薄的文件夹放在丁末村的桌子上。丁末村翻阅了文件夹,用期待的目光看了一下秘书。
“李广元没有去拜见领导人,”秘书说,“从南市回来后,他立刻就调到新岗位上去侦破一台为共党效力的战略发报机”
吕格下决心要把这场戏继续演下去,他认为丁末村和所有残暴的人一样,是极端喜怒无常的。
“高级总队长,不过,我还是请您允许我到前线剿灭共党去”
“您坐下”丁末村说道,“您是位将军,可不是个老娘儿们。今天您可以休息一下,明天详详细细地给我写一份关于这次行动情况的报告。然后我们再考虑派您到什么地方去工作人手很少,可是事情很多,吕格。事情太多了”
吕格走后,丁末村把秘书叫来,吩咐他说:“请您把李广元近一两年的全部档案材料整理好给我送来,不过这件事不要让何主任知道,李广元是个不可多得的工作人员,人又很勇敢,不应当败坏他的名声。我这样做只不过是一般的友好的相互审查而已请您再着手准备一项委任吕格的命令:我们要派他去做分部的第二把手,因为那里是个很紧张的地方”
摘自南京中央保安局第四处一级刑侦队长霍尊的党员鉴定:
“1938年加入国名党。浙江人。性格近于北方性格。刚毅不拔。与同事的关系融洽。工作成绩卓越。运动员。对敌人毫不留情。单身未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曾受到总统的奖励和沪淞警备司令的嘉奖”
李广元满以为今天可以早些把事情做完,然后从极斯菲尔路的76号到福州路去。在那儿,在岔道口上有一家小饭馆,主人叫老许,他的失去双腿的儿子像一年前和五年前那样,有时可以弄到一些上等的云南火腿。做些地道的昆明菜,请自己的老主顾吃。
没有空袭的时候,就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战争,和从前一样,电唱机放着乐曲,女歌手用低音唱着。
“啊,在那里,曾经多么美好”
但是,结果李广元却没能早些抽身。刑侦处的霍尊来找他,对他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是我那个犯人在心理上有毛病呢,还是应当把他转到你们情报部门来,因为他说的话都是那些蠢猪广播里的东西”
李广元来到霍尊的办公室,他在那里一直坐到九点,听着被原本上海青帮转化的特务而逮捕的一个天文学家在那里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
“难道你们没长眼睛?”天文学家喊道“难道你们真不明白一切都完了?我们完蛋了难道你们不明白,现在每次新的牺牲,都是野蛮你们每天再三再四地说,你们是为了民族而生那你们就去呀!去帮助一下民族中劫后余生的人们吧你们使那些不幸的孩子注定要遭到灭亡!你们是一些狂热分子,掌握了政权的贪婪的狂热分子你们饭饱酒足,抽着香烟,吃着大鱼大肉,也让我们能过上像人一样地生活吧”
说到这儿天文学家突然停下来,擦了一下鬓角上的汗水,然后放低声音把话说完:“不然就在这里快点把我打死算了”
“等一等,”李广元说“喊叫并不等于道理。您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您说什么?”天文学家惊愕地问道。
李广元话音镇静,态度从容,笑容可掬,使天文学家大为吃惊,因为在监狱里他已经习惯于对他吼叫辱骂,拳打脚踢了;对这些粗暴行为人们是很快就可以习惯的,但是要失去这种习惯却要慢慢来。
“我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建议?我们如何去拯救儿童、妇女、老人呢?您建议做些什么事情呢?批评和发火总是容易办到的。而提出一个合理的行动纲领,那就困难得多了”
“我并不同意星相术,”天文学家回答说,“但是我崇拜天文学。我被剥夺了在大学讲课的权利”
“那你就这样火冒三丈吗?你这条狗”霍尊喊了起来。
“不要着急嘛,”李广元懊恼地皱了皱眉,说道,“用不着喊叫请您继续说下去”
“我们是生活在太阳活动极其剧烈的年份。大量日珥在喷爆,有比平时多的大量太阳能辐射出来,这些太阳活动都影响着各种天体,影响着大小行星和其它星体,也影响着我们这个小小的人类”
“您大概是已经推算出来一个占星图了吧?”李广元问道。
“占星图是一种直觉的,甚至可以说是天才无法证实的东西。而我是从我想提出的一种普普通通的,绝非天才的假说出发的,这便是:每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与天空和太阳有相互的联系正是这种相互联系帮助我更精确、更清醒地评价在我的祖国大地上发生的一切”
“我很想和您就这个题目详谈一下,”李广元说道“我的同事大概会允许您先回囚房,休息两三天,之后咱们再接着谈”
天文学家被带走之后,李广元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精神错乱,失去了自制能力,难道你没有看出来?所有的科学家、作家、演员都是精神错乱,只是表现不同罢了。对他们应当用特殊的方法,因为他们是按他们自己设想出来的生活方式来生活的。把这个怪人送到我们的医院去做一个医疗鉴定吧。我们现在要做的重要工作太多了,不应当在这些只会信口开河乱说一气的人身上浪费时间,尽管他们或许是些很有才华的人”
“但是他的言论是苏联电台的广播要不就像是与莫斯科一鼻孔出气的该死的社会民主党分子的主张”
“人们发明无线电广播就是为了听的嘛。这下子他可听够了。不说了,这无关紧要。过几天再和他见面还是合适的。倘若他是位重要的科学家,那我们就去找政务院的人,请他们发给他一份优厚的口粮,把他送到后方的山里,我们科学界的精华现在都集中在那里,也让他在那里工作。等到他得到丰足的大米和白面,全家有一所舒适的小房子,到那时他就不再胡说八道了。不是吗?”
霍尊冷笑了一下,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在有一所小房子,有很多大米白面……那谁也不会再胡说八道了”
李广元仔细端详着霍尊的脸,一直等到霍尊再也忍受不住他那注视的目光,手忙脚乱地把桌上的文件材料由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只是在这时李广元才向比他级别低的同事爽朗友善地笑了笑
汪先生召集的会议速记记录。
出席会议的有:武汉振,黄顺利(外交部代表),办公厅主任鲍虎。高级总队长井口三郎(日本司令大本营的联络官),南京政府工业部长施佩,以及日本陆军上将福川口,少校乔珊木,几名副官和速记员。
武汉振:这是谁在那儿走来走去?太碍事了军人先生们,请你们也小声点谈话。
施佩:是我请少校和我谈谈皇军在苏区扫荡的近况。
武汉振:我不是指少校,大家都在谈话,乱哄哄的。真叫人厌烦
汪未经:我倒不觉得碍事。将军先生,地图上还没有标出苏北地区今天的形势变化呢。
井口三郎:尊敬的汪总统,您没有注意到,这不就是今天早晨做的修改吗?
汪未经:地图上的字体太小了。谢谢您,现在我看到了。
乔珊木:将军又一次坚持要把我们的联队从淮安撤出来。
汪未经:这计划很不妥当。目前部队还留在苏区的大后方,距离上海约四百公里,牵制了共党的很多兵力。如果我们从那里撤出我们的军队,那么南京城下的军事力量对比就会立刻发生变化,而且肯定是变得对我们不利,绝不会像周呼海想的那样。我们一旦从淮安撤军,那么南京和上海近郊的城防压力就很大了。
井口三郎:总统先生,您应当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
武汉振:在总体战的时代,军人和政治家是不可分的两个概念。
汪未经:要想把目前在淮安的部队后撤,根据之前扫荡的经验,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这太可笑了。我们要夺取胜利,但是可供我们使用的时间却是用小时来计算;只能用小时计算每一个有视觉可以分析事物,做出结论的人抓必须回答自己一个问题:胜利是否即将到来?我并不要求大家散出那种断然的盲目回答。我不喜欢昏头昏脑的盲目信心,我寻求的是坚决果断的信心。世界上还从没有过像我们这样的矛盾重重、离奇古怪的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