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大概会拿大口杯子，”李广元想道，“小巧玲珑但易碎的白兰地酒杯与他不相配。喂，勤务兵，拿大口杯子吧，出心地干一杯，畜牲。”
但勤务兵拿的正是那只白兰地酒杯。他敲敲杯子下杯底，然后用手捂住，又闻了闻，带着遐想笑了：“有股雅麦卡酒的味儿。”
“对呀，他在领事馆干过。”李广元想到，他在这囚，独自一人，而不是在招待会上用大口杯喝白兰地。”
不远处传来几声爆炸声。从东方传来的炮声已经听习惯了，但现在炮声近了。李广元觉得，他已分辨出机枪的扫射声，不，他心里反驳说，你在用理想代替现实，你不会听到交火的枪声，倘若听到了，就意味着我们的人在附近，既使他们在附近，我还是与他们相距十公里，也许二十公里。
“听着，李广元，”勤务兵说，“您猜得出您的下场吗？”
“猜得出。”
“您能出多少钱让我帮您从这里逃出去？”
“您办不到。”
“如果办得到呢？您怎么知道我办不到。出多少钱？”
“您说个数儿。”
“十万美元。”
“拿钢笔来。”
“干什么？”
“开张支票。”
“不。”勤务兵说“我要现金。”
“我身上没有现金。”
“您的钱放在哪里？”
“银行。”
“哪个银行？”
“好多呢，在瑞士有，在苏黎世也有。”
“在莫斯科呢？也许那个国家没有银行？”
“为什么，当然有。您不怕那个司机听到您的话？”
“他在睡觉。”
“常凯申什么时候来？”
勤务兵耸耸肩。他把细长的酒杯放回去，换了一只大肚杯子，斟满白兰地，象喝茶一样慢慢地喝光。他的喉头贪婪地沿着细细的咽管滑动。
“您考虑一下，李广元。”勤务兵打开房门，“交十万美元，我帮您逃走。不过留给您说出好吧这话的时间可不多了。”
他走了出去，随手把门锁上。
“他说的是实话，”李广元想。他自负地想到他猜出勤务兵肯定会用大口杯子喝酒。“他的确在想方设法搞到十万美元，然后溜之大吉。老鼠要从船上跑掉了。也许必须答应给他这些钱？必须说钱藏在我的秘室，藏在地窖里为什么不呢？也许你还指望常凯申会向你提出什么建议？也许你在心灵深处仍然对此寄予希望，尽管你不想承认。是的，我显然不敢承认，因为我没有完全了解这个人：他难以预料，好象是赌博的轮盘上绕大圈的小球，谁也不。预料到它会停在哪个数字上、”
“哎，勤务兵。”李广元喊道“勤务兵。”
勤务兵很快走进屋来，似乎刚才他就在门口等待召唤一样。
“那么好吧，”李广元说，“假设我同意。”
“没有时间假设，李广元。，如果同意，就说同意，告诉我地址，我们就走”
“在浦口，我的家里。”
“藏在什么地方？”
“秘室。在汽车库旁的地窖。”
“您画张图。”
“哦，勤务兵。您可真聪明，我画完图，您拿了钱，可我还得呆在这儿。”
“对，您是要呆在这里，我离开。我给您摘去手铐，随便您去什么地方。”
“可在别的房间的人呢？”
“这不是我的事，而是您的事啦。”
“好吧，拿铅笔和纸来”
勤务兵从口袋里取出钢笔和小笔记本。他摘掉李广元的手拷，说：
“不过要标明南北方向，免得我如果在那里什么也没找到的话，您说找没好好找。”
李广元画出地窖的平面图，标出了秘室的位置。他解释说要在听起来发空的墙壁上轻轻敲打一下，墙皮就会很容易掀开；钱放在金属盒里，共二十三万美元。
维利仔细看了平面图，问道：“灯的开关在哪里？”
“在左边”
“明白了。”维利叹了口气，“谢谢，李广元，不过不走运，敌人已经突进了市区。”
“什么时候？”
“昨天。”
“那您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勤务兵咧开嘴笑了：“看着一个人固执己见是一件乐事。何况我们已经敲遍了您的地窖的墙壁，后来还用探测器检查过，有铁箱子大概会发出响声。”
李广元又想起了一九三二年五月的一天。在夏天的小茬，一群身穿制服还有那两辆车。他停住了自己的车，打算掉头。他回忆起那些家伙的得意洋洋的面孔。他们看着他困在狭小的空间里。他担心碰着那两辆车，可司机却站在一边，不愿帮忙，甚至懒得动一动身子。
“看着一个人固执己见是一件乐事。”
“倘若这是他身上固有的呢？”李广元想，“倘若他生来就是个坏蛋呢？不是所有人生来都有善良或者高尚的品格。或许，一个诚实的政权必须有意识地剔除人身上的野蛮，尽一切努力表现出美好、怜悯、英勇、慷慨可是，如果向他们头脑灌输的思想说他们是最伟大的，他们的历史是美好的，音乐是最有才能的，理想是世界唯一所期望的，那么又怎样达到这一目的呢？培养他们鄙视整个世界，但如果你只看到自己的人民，也就是自己的话，那么其他的人，甚至同胞们就只会在一边观望；自我中心学说总是使人遭受灾难性毁灭。这一学说使人们对所有不属于他们的美好事物产生野蛮的嫉妒。没有比嫉妒更可怕的了，它是道德上的锈斑，它使人从心底与国家分离，它没有正义感，樟脑球也除不掉它的气息可怜的人，可怜的女人。”施季里茨又想起了那个女人，她很好地谈到了我们的壮士歌但愿她一切顺利，那她就会明白应当明白的主要东西。她那会儿是从声音想到了壮士歌，依据声音谈论壮土歌。有天赋的孩子就是这样。他们在模仿成年人。她曾经谈起她的教练，如果教练下令，她会从窗户跳出去。壮士歌是一门科学，是历史的范畴？而在历史中容忍误差和小小的疑问就是犯罪。这样就使梅思品那样的人篡夺了控制意识形态的权力。他们把人变成愚昧的群体。她曾经谈到民间创作与我们的民间文学之间的共性。”
他又听到了父亲的声音。父亲在给他读儿童教育这本书的片断。这本书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但仅仅保留下来的部分也是令人惊叹的“听一听吧，如果不能全部接受，那么就接受一半吧。”父亲当时说，“在这段话中你感到他崇高的性格了吗？万能的不是在下令同所有有天赋的人一样，他尽量带有幽默感，他多疑但却善良，他没有企望人们完整地接受他的思想，只是希望部分的。”
“可我怎么对她说呢？在这些年的工作中，我在这里学会了在与别人谈话时拼命问我已经知道的、不感兴趣的事情，而且装出对真正感到重要的事情漠不关心的样子。就是这样进行工作的。我一定会成为演员，以等待必要的对白为生。如果说演员都是预先了解了自己的角色，成功地背下了对白，记住了场面设计的话，那么我则是不得不以即兴发挥为主，好象是在乱哄哄的杂技场。在这种地方，人们不能原谅有停顿，他们会吹口哨，起哄，把你赶下台但我的下场不是被起哄，而是在地下室被处死。当一切都结束的时候，我会向她讲述故事。历史不能从声音来获取，而是要深入其中，好象洗礼时进入圣洗盘一样。应当一饮而下，好象在沙漠中喝到了水。我会告诉她的等一等，你告诉她什么？你什么也不能告诉她，因为你口袋里放着一个锋利的刀片，隔壁还有那些以别人取乐的人。看着别人受折磨，你们会变得这样有力量，你们被一切可能的恐惧沾污了，你们……”！
“嗨，分队长。”李广元听到司机高喊着。他明白，常凯申来了。
军事情报局在大本营的代表在得知吴四宝已离开汪未经之后，找到副官请他报告汪未经，抽出五分钟进行一次紧急而且极其重要的谈话。
他知道，最早接到电报的不是汪未经。报务员们好象猜到要来这封电报，好象部长的助手事先通知过他们，电报来了就立即先交给他。一分钟后此人就到了吴四宝那里。军事情报局在暗堡中也进行着自己的系统的工作。将军临行前做了相应的指示，他前往“南方”的山区，是为了训练自己的骨干，准备在“胜利结束后的工作”。
他把所有送到他办公室的情报做了比较。他断定，恰恰是吴四宝在阻止汪未经前往山里躲避，恰恰是吴四宝对梅思品这个愚蠢的幻想家、已经受到损害的病人施加影响，使他相信只有在南京才能够找到战争的出路。梅思品是唯一真正相信疯狂思想的官员，吴四宝在利用这一点。他巧妙地按动侵键，让它发出他所需要的声音。他象以往一样躲在暗处，而梅思品在明处撒谎，他在勾画出一幅幅胜利的图画，预言出现奇迹，汪未经就入迷地听着，脸上还浮现出满意的微笑，但合上双眼时，脸色又象以前一样呆板。
他的确竭力照搞清吴四宝的逻辑。
他做过努力，但是毫无结果。他了解吴四宝那神秘的愉快乐观，了解他体格健壮、具有农民式的麻利、摆脱了道德规范的充分自由、谨慎的瞒天过海的贪婪。所有这些品质集中在一起使这个有经验的间谍、天生的显贵、老于世故的人无法想象吴四宝会象汪未经那样决心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明白，最大的可能是吴四宝逃之天天，甚至比他这位军事将领更有可能。他知道，吴四宝在全境设立的秘点有七百四十余个，而在南京起码有三百个。他从大本营的一个报务员那里得知，有一个网连着东南亚和欧洲。秘密机构的人和一批与常凯申有联系的高级官员在这张网中发挥着领导作用。这个链条不是为了吴四宝本人又是为谁设立的呢？普通的逻辑预先证明了下列问题；何时这一链条可以进行工作？只能在汪未经消失之后。这种情况最有可能在何处发生？在南京这儿。如果汪未经被拖到坚不可摧的堡垒，战争还将会持续一个月、两个月，而本质上各不相同的盟国之间的关系又是这种状况，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即使要投降，也绝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把权力移交给在本土上的军队和那些现在准备立即把南京拱手让给英美的力量；还可以把武装力量的精锐部队收缩到江阴堡垒，现在那里除了警卫营，卫队的人连影子都没有。难怪军方请求汪未经把最忠于他的师投入前线，这个计谋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在江阴堡垒，汪未经将会满足军方的意愿，或者是军方采取自己的行动，完成一九四0年七月二十日没有成功的事情。当时上校的炸弹奇迹般地没有伤及他。别的人会干成这件事的，这种人太多了，只要能把汪未经从这里骗走，只要他失去了吴四宝和76号的令人窒息的监视。
汪未经立即接见了他。他询问对方的身体状况；“您的脸有些浮肿，也许应该让我的医生给您看一下。”他问起战场的消息，满意地听到了回答。战争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在继续，而不是象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毫无希望。然后他又扯到能保证他性命的重要事情。倘若他现在要战胜吴四宝，就得让汪未经相信他的正确的话，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军队冷酷的逻辑和隶属关系上的法规，汪未经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士，内心中已经对此服服贴贴。
“我的老师，”他说，他强调他的报告不大吸引人，“我刚刚获悉您解除元帅职务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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