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了很长时间的课，才知道，这代课，是要记工分的。
这记工分，是人民公社化以来，农村生产队按劳分配的体制。工分是社员上工应得报酬的分数，相当于后来的工资。早晨太阳还没出来、早饭后、晌午后，我们村里的生产队长，会准时站在饲养棚前，敲响那个挂在树上的大钟。社员们就一窝蜂似的把生产队长围起来，按队长的分配去干活了。这个大钟旁，饲养棚的院里，有两间土房，是生产队的队部。这队部的墙上，贴满了每个月份公示的工分帐单。白天这里是会计算账、队委会开会的地方。队委会很少开会，只是白天经常听到会计噼里啪啦的算盘声，清脆，响亮，又悦耳。晚上这里是记工分的地方。月亮刚刚升起来，大人孩子都挤进这个土屋子，一团团，一簇簇，肩挨着肩，脸贴着脸，身子挤着身子，把桌前手忙脚乱记分的会计，围在中间，大声地报着工：我，一天，八分，我娘，一天，十分，我爸，一天，十分，我哥，一天，十分，我姐，一天，十分….队长只是站在一边听着，核实着。记完工的人们走出那个人堆，相互贫嘴，聊闲篇，开玩笑，说笑话。满屋子，满院子，都是哈哈的笑声，那笑声能飞上房顶，飞上树梢，飞到天上的云彩里。
我就去找村支部书记风章哥说记工分的事。
这个风章哥，叫周风章，可是我的大恩人。
一九七二年，我高中毕业，刚刚放下书包，没有过几天，我就跟着风章哥，到北留智的第九村，去挖河了。这挖河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治理海河呀。
这海河，是华北最大水系，中国七大江河之一，上游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五大河流及三百多条支流，呈扇形汇集于七十三公里的海河干流，如玉带般地蜿蜒在津门大地。天津也因此被誉为“九河下梢”、“河海之要冲”。一九六三年八月，海河流域南部和西部遭受特大暴雨，洪水淹没了我们的庄稼，吞没了我们的村庄，冀中冀南一片汪洋。村子里房屋一片片倒塌，砸死淹死的牲畜发出难闻的腐尸臭，满地的庄稼泡在水里，满地的蛤蟆哇哇叫，蛇们爬到高粱头上，缠着一棵棵的红高粱，乌鸦躲到高高的树上。急流冲垮了梯田，冲毁了滩地，冲毁了公路，冲毁了水库大坝，冲没了桥墩，把铁路的钢轨拧成绳形，挟裹着石块、树木、杂物翻滚着淤涡，吞吐着泡沫，奔腾着，咆哮着，象脱僵的野马俯冲而下。我们的领袖一声号令：一定要根治海河！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上游，几千座水库建成，永定新河、独流减河、子牙新河、永定河、北运河、大清河全部挖通，呼啸着，奔入大海。这些吃人的猛虎，就都成了一只只草蛋的温顺的小羊。它们说：这代中国人，不能惹，豪情，壮志，感天地，泣鬼神啊。
这挖河，村子除记工分外，公社每天只补贴五分钱。可别小看这五分钱。这时候，一分钱能买一颗糖，能买一支铅笔，能买一个毛蛋。二哥在生产队的暖房孵鸡，常买上二角钱的毛蛋回家，娘在锅里一炒，就是一大双碗。那毛蛋，真是个香啊。五分钱就能买一个馒头，能买两块冰糕，能买一个小烧饼，能在饭铺喝一碗鸡蛋汤了。挖河虽苦虽累，可是吃饭管饱。那香香的参着黄豆面的窝窝头，还有那香香的漂着油的粉条菜和猪肉片，都是随便吃，在家里哪能吃上这么饱，这么香的饭菜啊？我一手拿着三个窝窝头，一手端着菜，吃得狼吞虎咽，真是个美啊。我比猪还能吃，一顿能吃四五个窝窝头。有一次伙食改善，我吃了七个大馒头，摁了摁肚子还有窝，又多吃了一个。
风章哥说：“你要是一头小猪，就好养了。”
我们村里二十多个民工，睡在一个碾棚里。这碾棚，是土坯垒的，有两间房的草棚子那么大。碾棚的东边是一个石碾，南边和石碾对着的窗子，只是一个方形的土洞，没有窗架。石碾旁放着一口大棺材。棺材偏西的南墙上有一个门，这门和那个窗一样，也只是一人多高一米多宽的长方形的洞，没有门框，更没有实际的门。我最怕的是那口大棺材。那棺材没有油漆，但看着就让人瘆得慌，好像那里面已经睡满了大大小小的鬼。我们村里的人们，也都怕这口棺材，都把被褥放在尽量离棺材远一点的潮湿的地下。因为这个，大的推着小的，高的推着矮的，瘦的推着胖的，推推搡搡，一阵推搡之后，有两个人竟然动起了手脚，真的打了起来。他们打得不分胜负，突然发现有个好欺负的主，就是个子最小的我。一起把我推到棺材前。我吓得要哭。风章哥说，你俩没出息到家了，竟然欺负一个孩子。说着直奔那口棺材而去。把被褥放在棺材上，铺好，就直接躺上去。一只腿搭在另一只腿上，高高地翘起来，抖着，?着，抽着烟，哼着小曲，像神仙一样，悠然自得。风章哥的举动，叫大家一下子明白了，那棺材没有用过，躺上去，就是一个很舒服的床。有个人说：“支书，我腰疼，怕潮，让给我行吗？”风章哥说，看你岁数大，就让给你吧。“
风章哥就在和我挨着的一块地方躺下。可能看我年龄最小，把我当成孩子了吧，总逗我玩，寻开心：
“宪华，晚上睡觉，怎么还不老实？”风章哥说。
我说：“没有不老实，我睡得很踏实。”
风章哥说：“踏实还往我的被窝里钻。”
我说：“怎么会呀，我睡觉和死狗一样的。”
风章哥说：“俺那亲娘啊，你可不是死狗，是一条活蹦乱跳的小狗，钻到我的被窝里，还死死地搂着我，抱着我。”
我说：“风章哥，你瞎说吧。”
风章哥说：“你哥从来没有说过瞎话。老实说，是不是想娘了？”
我说：“风章哥，你又瞎说。我都这么大个人了，又不是吃奶的孩子，想什么娘啊。”
风章哥说：“准想了。”
我说：“不想。”
风章哥说：“俺的老天爷啊，还说不想，一提想娘，眼里的泪都要流下来了。叫大伙给你操操心，说个媳妇吧。有了媳妇就不再想娘了。都听我说，大伙留意点，看到有漂亮的姑娘，就给他介绍一个。记住，一定是漂亮的，这么英俊的小伙儿，不漂亮的，坚决不要。”
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
挖河的车子，叫土车。这土车就是平板独轮车，上面是一个平板，板左右和后边，各有一块挡土的木板，板上拴有铁丝的圈，小木橛子插进铁丝圈和平板的眼里，把挡板固定在平板上，就可以挡住里面的土。不用挡板时，还可以随时拿下来。
我费劲装的一车土，推起来，走了几步，就扣在地上，急得想哭，扶起车，再装上，走了几步，又倒下。
我生气，用力拍着车子。车子都快砸烂了。落在地上的车子挡板，也快让我踹破了。
人们都在笑我：
“这个小笨蛋，人不大，脾气不小。”
“有脾气，冲着车子耍什么？车子又不会说话。”
风章哥却不笑话我，走过来，帮我扶起车子，说：“你这个小家伙，慢慢来，先不要着急。”说着，把扣在地下的土，一锨锨，帮我装上。可是他只装了半车。
我说：“风章哥，没有装满。”
风章哥说：“你还是小家伙嘛，先装小点车。”
我说：“不行，就要装满。风章哥，不能说我是小家伙，这样叫人笑话的。”
风章哥说：“不是小家伙，还是大家伙呀。”
我说：“就是大家伙。”说完，我推开风章哥，又把那些土，全都装到车上。
风章哥笑了，说：“你这个孩子，太要强了。”说完，把着我车子的前爪，一步步往前走，帮我上了那个坡，直到我把土推到岸上，才松开手。
可能车子也欺软怕硬吧，它可能怕风章哥。风章哥这么一扶，我的车子就推稳了。推稳了，心里高兴，推起来，就跑得快。
风章哥说：“别发疯，要匀着劲干。”
河越挖越深，拉车的由一个人拉，增加到两个人拉，甚至三个人拉。河太深了，拉车就改为拉滑车。风章哥对我推车不放心，就让我拉滑车。这滑车，是把一辆木制小推车倒过来，卸掉轮胎，只留下轮毂，挖个坑，在车子的后面，埋进一个大筐，筐里放进碎石和土，用铁丝和木桩死死地固定在地下，再把车子牢牢地拴在这个筐上。车子就稳稳地固定在河岸上了。这滑车的轮毂上再穿过一根粗粗的铁丝，带铁钩子的一头伸向河底，有一个人钩住装满泥土的小推车。大绳的另一头，留在河岸。这头由我和年岁大一点的周耀武，牢牢攥在手中，勒在肩膀上。周耀武是一个诙谐有趣的人，脸上总是挂着生动的笑。所以和他一起干活，总叫我一天到晚，笑个不停。拿着勾子的那头的人，勾好车子，喊声：拉呀！我们两个就嗷的一声，拉着大绳，朝着河底方向跑去，下面勾车的，也拉着绳子，跟着车子向上走。一车子泥士就拉上河岸。我们两个再气喘吁吁地爬上河岸。拿铁钩子的，也返回河底，钩到另一辆装满泥的小推车上。我们两个再嗷一声拉上河岸。就这样一趟接着一趟，一车子连着一车子，反反复复，跑上跑下。冬季寒冷的风吹过来。我们穿着一个小褂，还不断地抹着脸上的汗。那根铁丝，不喜欢我，发狠地在我衣服的肩部，弄出一个大洞，把我的肩膀勒红，勒肿，从红肿弄出血泡，血泡磨破，再红肿，再弄出血泡。它叫着，我叫你小子逞强，还逞强不？我掉泪，但不服，肩上就生出一个厚厚的老茧子。有了茧子，再也不怕那钢丝欺负了。
河挖深了，河底出水。
一大早，风章哥又带着我们，去挖河底的那个渗水沟了。
这渗水沟，要挖到一米宽一米深。这沟，是原先挖过的，随着一层层取出沟边的土，沟就没有那么深了。现在只有再挖深这个沟，水才能渗下去，装土的车子，才能在湿土上面的木板上行走，才可以好干活。天很冷，水渠的湿土上，已经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凉碴子。我在上面一走，冰凉碴子就裂开了密密麻麻的碎纹，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还在上面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这脚印和狗熊的脚印差不多。一个连一个，弯弯曲曲。像是一条没有头的龙。这渗水沟的水，静静的，亮亮的，在不太深的底部，闪着一道道波纹。早晨的太阳还没有出来，这水就被朝霞映照的，一片红，一片紫，还有那一片片的微蓝，一片片的白亮。
风章哥，中等个，粗粗的腰，黑黑的脸，不太大的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他掐着腰上宽宽的皮带，用力地抹了一把黑黑的额，甩了一下满是黑发的头，拿起一瓶六十七度的衡水老白干，张开大嘴，在瓶盖上咬了一口，瓶盖叭嗒一声，掉在脚下。他的嘴对在瓶口上，一仰脸，酒瓶的底，向着天空，撅起来。他直起脖子，咕咚咚地喝下一大口。喝完一口御寒酒，他涨红着脸，挥着手，大声地说：“大家都过来，每人喝一口，跟着我，跳下去！”说完，他甩下鞋子，赤着脚，高高地挽起裤腿，先跳了下去。要知道，这是零度以下的寒冬呀。从他的身影里，我看到那些带着战士们，在呼啸的子弹下，在闪闪的刀光下，在倒下的一片片的尸体中，在血流成河的大地上，冲锋在前，英勇奋战的班长、连长的英姿。我看到了，他抡起大刀，威武地砍向敌人的头，端起刺刀刺向敌人的胸，握起机枪一梭子一梭子的子弹扫向敌群。
所有的人都喝了一口酒，学着风章哥的样子，呼啦啦地跳下去。这群人，就像放风的鸭子，哇啦哇啦地叫着，在泥水里，舞动起铁锨。
我也跟着风章哥，跟着这些有着一腔热血的人们跳下去。站在冰凉的水沟里，混身打着哆嗦。
不一会儿，冰凉的泥水觉得不凉了，人们都像开锅的水沸腾起来：铁臂舞，银锨挥，烂泥摊，一堆堆，甩到沟上边。干了不到半天，我就觉得手有些疼，伸开一看，两手都是水泡，还有几个血泡。这水泡、血泡圆圆的，鼓鼓的，铺满了两个手掌，水泡像是一片密密麻麻的黄豆，血泡像是一个个红小豆。摁一摁，有的硬，有的软，硬的像圆圆的小石子，软的像气蛤蟆的肚子，手指一摁，瘪下去，手指一抬，又鼓起来。再扔泥，这一个个的水泡、血泡，就不干了，他们向我发出了抗议：天爷爷，地奶奶呀，俺们要爆破了。我说：他奶奶的，破就破吧，破了我也不能认怂啊。这泡就破了。泡里的血，泡里的水，就一股股，噗嗤噗嗤地穿出来。我忍不住地把手张开：我的老天爷呀，这破的了泡，张开的肉皮，露出魔鬼一样狰狞的脸。我的手合上，再一张，这肉皮就像从手上扯下一块块的肉一样疼。
我咬着牙，裂着嘴，看看风章哥，看看别人，都在拼命地干。
五十多岁，眼睛细小，目光里充满着憨厚，长得很精瘦的周宪跃，累得吐了口血。那血，在他的眼前的泥水里漂着，像是一个黑红的球，慢慢变大，散开。他弯下细却有力的腰，深深地挖了一锨泥，连同那口血，一同甩到沟上边。那血，随着泥，在空中飞起来，像是一团燃烧的火，发出耀眼的光。
风章哥说：“宪跃，怎么了？”
他说：“没事，没事，吐了口血，可能是上火。”说着，又弯下腰，锨深深地铲进泥里，一锨又一锨地甩着泥。
我也是一条汉子，不是一条没骨头的可怜虫，手上起个水泡、血泡，不会示弱的。就是脑袋掉下来，也不会倒下。我的手臂又舞起来，锨又挥起来。这个时候，我的手已经麻木了，已经没有知觉了，就象在战场拼杀的战士，掉下一只耳朵，掉下一只胳膊，没有感觉一样。
又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又伸开手看了看：旧泡的皮磨掉了，露出一片片又红又嫩的鲜肉，就像一个个孩子的嘴，颤颤抖抖地张着，滴着血，流着水。还又增加了新的水泡、血泡。
“哎呀！怎么搞成这样！”有个人大叫了一声。叫的人叫刘宪忠，和我是一个老爷爷的重孙子，比我大十几岁。他的乳名叫生头，我管他叫生头哥。
生头哥这一叫，风章哥也看到了我的狼狈像，从水沟里站起来，带着一腿的泥，一身的脏水，一脸的黄泥点子，走过来，拉着我，说：“你过来！”
我说：“风章哥，你拉我干什么？”
风章哥吼了一声：“兔崽子，费什么话，叫你过来就过来！”
他拉着我，跳出水沟，站在高一点的坡上，又抓着我的手，高高举起来，声如洪钟，慷慨激昂，说：“大家都看看这双手，都看看：满手都是水泡，满手都是血泡。大家也看到了，宪跃年纪大，累得吐血，一直不停地干，宪华还是个十七岁的孩子，这样拼命。奶奶的，咱们都年轻力壮的，谁也不能耍熊！谁也不能给崔屯人丢脸！”他可能是太激动了，说完话，他的嘴还在张着，口里那几颗黄色的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的牙，在阳光下，显得那样霸气，那样雄壮，那样威武，那样盛气凌人。
起风了，河边的风裹着尘沙，越过河沟，掠过田野，卷走了地上干枯的柴草和树枝。我看到一只小小的麻雀，从那干枯的树枝上飞起来，它越飞越高，翅膀变硬了，身子变大了。它似乎变成了一只大雁，张开黑色的翅膀，发出撕心裂肺的鸣叫。它似乎变成了一只雄鹰，搏击长空，翱翔苍穹。它似乎变成了一只鲲鹏，扶摇万里，冲向九天。
修完河，回到村里，我当了生产队的饲养员，一干就是两年。
这个时候，我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童年的梦还在，上学读书时，那种高远的志向还在。但已经失去了原来的自信。
可是人生竟然有了新的转机，生活向我开启了新的一扇门：
一九七四年那个夏天的中午，太阳像火一样热，烤得人们透不过气来。村南头的小河旁，大柳树下，绿草上，满是泥土的地下，坐满了我们村子的庄稼人。一张张漆黑的脸，掩饰不住本来的憨厚和纯真。
我作为生产队的饲养员，正在给牲口挑水。挑水的井，就在大柳树下，井边镶着有些呲牙咧嘴的砖，周围是我挑水而洒满的水和湿湿的泥。
风章哥站在大树下，挥着草帽，大声地说：“公社让咱们村推荐一个娃去上大学，去读书，条件是初、高中毕业，在村劳动二年以上，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政治思想进步。咱们讲民主，大伙选吧，投票！咱说好，奶奶的，谁也不能搞邪的歪的，大家都要凭良心，选出最好的娃！”
我没有参加会，没有去投票，觉得这好事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想也没有想。有人可能会说，你是瞎说吧，明明这是关系到个人一生前途命运的大事，怎么不去投票，怎么还会觉得和自己没有一点关系。我给你们说，这是真的。这个时候农村的孩子就是这样傻，傻的可爱，傻的叫后人觉得不可思议。我站在井台上，傻乎乎地提了满满的两桶水，站在一片片的水，一片片的泥里，拉开一扁担长的距离，放在地上，两只胳膊，一前一后，搭在扁担上，半蹲下身子，勾上水桶，挺直腰板，挑起来，大步在村民们面前走过。
可是票集中起来，拿到大队支部，一统计，得票最多的竟然是我。
然后是大队支部研究讨论。这一研究，可让风章哥头疼了。支部里面领导的关系，支书自己的亲戚，全都一窝蜂似的找上来。
风章哥说：“不用找，不用托关系，不用走后门，都是乡里乡亲的，没有亲疏，没有远近。奶奶的，别说你们，就算是我自己的儿子够条件，也要按照规矩办！”
风章哥一拍桌子：“大伙有眼光，就是他了：刘宪华。”
爸爸知道这个结果，既高兴又意外，两眼放光，满脸通红，坐在家里灰色的砖炕沿上，依着炕头的被摞子，歪着头，看着我：“怎么会是你？不会是做梦吧？”
我说：“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是我。可能开会选举时，我正挑水，我一脸的汗水和一身的泥土，还有从井里提水、担水的野狗熊样子，让村民们感动了吧。”
可是这时上大学是实行大队、公社、县文教局三级推荐的，在公社我就被刷下来了，没有戏。空喜欢一场。本来就是个意外，去不了就算吧，也没有放到心上。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七五年，公社又给了我们村一个上大学的推荐指标。
风章哥说：“不用再选了，还是刘宪华。”
在一个大热的中午，他亲自骑着车子，去公社送我的推荐表，还对公社领导说：“这是个好孩子。去年俺们村报的也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给俺推上去。今年还是他。希望你们开开恩，给俺推上去。今年公社要是再不给推上去，转过年来，再有指标，俺们村还报他。”
这样公社就把我推到县里了。
推到县里，能不能走，仍然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