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与王敦盟誓之后几个月，果然不光荆州江州方面没有再找司州的麻烦，淮南方面，王敦也没有再敢打寿春的主意。
王敦虽然威名益盛，但鉴于祖逖在外威慑，而朝中又有刘隗、刁协辅佐司马睿，即使朝中他的从兄王导亦有权势，但很少有人觉得他会立刻谋反。所以，防备王敦谋反这件事情，桓景只与弟弟仔细讨论过，毕竟表面上两家正是亲密合作之时，不宜主动撕破脸皮。
至于兄弟俩讨论的结果，对外则是广派探子，故意对南阳不设防，而将机动兵力集于洛阳。这样表面上不会让气氛紧张，而南边一旦有事，则可以迅速从洛阳出兵。至于北边，石勒在并州力量薄弱，所以只可能从河北南下，而作为必经之路的汲郡，早就安置了段匹磾在那里守着，也算是以夷制夷。
或许是因为知道南边防备森严，或许是因为上次桓景北上带走了太多流民而无人生产粮食，凡是从襄国回来的探子来报，都说石勒将全军分散在领地各处，并无南征的打算。
四境再度安定下来。
时间来到太兴二年五月，夏初，刈麦之时。
荆州的王廙依约送来了粮草，确有五万石之数。毫不意外，其中多数为陈谷，但好歹算是粮食，桓景将其立刻散发给司州的军民，而谷仓空出来准备存放新出的麦子，所谓推陈出新也。
今年春天来得较早，而雨水又过少，所以大多数地方已有荒年的苗头。在大战之后，石勒治下的河北开始闹起了瘟疫，大量田地荒废。整个华北则是普遍旱灾，
但司州受到影响甚微。
原因当然是司州的农耕方式有了进步，一增一减之后，粮食产量还算稳定。
燕燕进一步督造曲辕犁、人字耙等农具，四处修筑风车水车；葛洪则不断实验草木灰的配方，并且在田野间对小麦做选种。虽然都是对张华遗书的复制粘贴式创新，但效果显着。而文字在民间的普及，则让安置此间的流民对这些农具很快就能上手。
可虽然司州并无歉收之虞，桓景还是得不断在田间地头奔忙。
原因则是去年敲定的军府制度——这是这个制度第一次在司州经受考验。
温峤前年提出这个制度的时候，正是箕关之战前，因为要准备战事，所以暂时搁置了。后来战间期才慢慢推行开来。然而完全在所有辖地铺开，已经是去年刈麦之后的事情了。
改革的初衷，是将司州本地和外来的坞堡主，变作军府体系下的将校。桓景在温峤的提议上进一步发挥，配合上后世的府兵制，将民政也和军队管理兼容，这样新军和司州本质就是一个东西，亦兵亦农。
先前的新军有五旅二营共万余人，后来每旅之兵扩增到三千人，就有了总共一万六七千人。看似有序，一旦要兼并新领地上其他武装，就会有些混乱。
比如李矩的部下，从前是独立的荥阳军，也打散混编到了新军里面。但若是打散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地步，也并无什么战斗力了。所以荥阳军士，原先以骁勇着称，在打散到新军之中后，反而成了不识字的落后新兵，其中落差可以想见。幸亏李矩本人谦和，在原荥阳军中又有威望，所以才未酿成兵变，两年磨合下来也算融入了新军的体系。
但以后若是每打下一块地，都要花两年时间磨合成一支完善的军队，这是无法想象的。
而扩军，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刚需。
正是因为对兵源的高要求，新军一直只是维持一万六七千人的规模，自守有余，一旦出击，就人数过少。比如这次北上河北，留守邺城要分兵，留守邯郸要分兵，如是之后，剩下的军队面对襄国的偏师守军反而不占数量优势。
而这次和王敦的紧张事态之后，南边的压力也骤然变大，除了与豫州祖逖接壤的部分可以不用设防外，四境虽然苟安一时，但都是潜在的敌人。
此时经过两年时间，四面迁来的流民已经在司州安定下来。是时候将他们也纳入兵源了。
改革的第一条，就是将五旅之兵，与地方挂钩。
目前的潜在的敌人，一共来自四个方向：河北的石勒、平阳的刘聪、关中的刘曜、还有南边荆州的王敦。所以桓景让二三四五旅分别负责各个方向的防务。比如防卫刘聪方向的第三旅，就屯驻在河阳和箕关一带，一旦刘聪来攻，可以立刻持有箕关。
每个旅也有了对应的军府，与郡府相关联，比如河内郡的军府，就要负责原第三旅对刘聪方向的兵源和粮草，军府自行管理军资。这样军队和地方绑定，平时，军队协助当地耕种，战时，地方反哺军队。
这些军府，则以四个主要潜在敌人所在位置做了命名，分别为襄国府、平阳府、长安府和南府（为了不刺激王敦）。
至于第一旅则与从前的荣誉营合并，成为了桓景的“禁卫军”，称中府。卫戍营依然由桓彝负责，主管洛阳的防务。这两支部队则是唯二脱产的精兵，当然也是合全州之力供养。一旦四境出事，可以随时驰援当地军府。
改革的第二条，则是将军中体制，与民治统一。
司州因为先前坞堡主势力薄弱，剩下的坞堡主如李矩、郭诵等，也还算配合，所以很快就查清了户口。
不过随着流民的增多，管理开始变得艰难起来。有人的地方，就会产生自组织：不光是流民内部形成了帮派势力，而且部分坞堡主，也偷偷将流民吸纳进部曲隐匿起来。
桓景先前忙于征战，所以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周围局势稳定之后，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再又一次将境内人口排查一遍后，各坞堡主被打散进军队。虽然他们仍然对土地有所有权，然而既然进入军府编制，那么就需要照军中法度来提供军粮、兵源。
这是一个后世保甲制和三长制的魔改版：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军中的同伍，在平时也是邻里。保长和甲长要么是当地的士族，要么是军中百夫长以上军官。负责。这样做，是桓景对当地坞堡主的妥协。
司州一带除了自己，最大的坞堡主也就是李矩，其余的坞堡主往往不会超过百户规模，于是当地士族勉强接受了从拥有部曲的坞堡主，转变为当地的地主和保甲长。虽说在后世看来这算不上进步，但在此时，相比其余地方，归军府管辖的最基层流民至少对保长甲长没有人身层面的依附。
当然，不满的人还是不少。一些坞堡主中较传统的人物认为，这样会导致世家失去家族的“传承”，面对这帮丘八毫无还手之力；而新军中不少士卒也担心这样的制度会蜕变为曹操式的军屯，最终大家从自由的军人，在一次次对士族的讨好后，沦为了世家大族的部曲。
这些反对势力都被桓景用强力暂时压制着：全司州境内，不准妄议改制，擅自议论形成舆论者，富者剥夺田产，贫者鞭笞数十。高压一段时间之后，众人见情况并没有迅速恶化，反对的声音暂时消停了。
但是，这些不满的声音也都传进了桓景的耳朵。有魏国的前车之鉴，桓景确实担心这个制度迅速腐坏下去，最后保长甲长的官职都变成给世家大族谋私产的终南捷径。
所以有了改革的第三条，设立直属于自己的精干监察机构
桓景先前走的是商业与间谍混合的情报模式，但这个模式多是对外的情报。从现在起，桓景开始从唐泰斯的商队里面选取精干的流民少年，重组成一支百余人的监察机构，号为“尚虞备用处”。之所以选择流民，是因为流民受新军恩最多，足够忠诚；而选择少年，则是因为年轻人较少传统观念。“尚虞备用处”以冉良为首领，毕竟虽然也是少年，他的情报经验算是最为丰富的。
至于为啥叫这个名字，就是桓景本人的恶趣味了。不光是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仅仅是为了给桓家采集日常用品的机构，对外倒也可以掩人耳目。还是因为在原时空，后世所谓的“尚虞备用处”还有两个更加臭名昭着的别名——“粘杆处”和“血滴子”。
如果是自己在任上，只要情报准确，就还能通过人力矫正这个体系。至于将来怎么样，将来再说。
在箕关之战后，三条改革就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期间经历了不少战事拖延，又是清人口，又是计算田亩，直到这个暮春，方才完全确立下来。
视察完洛阳城外的一处田地，与当地士族和新军军官交谈后，桓景还是觉得心中忐忑——也不知这次刈麦，会不会出岔子。
平时农活就以刈麦时节最重，所以这次刈麦也是对新军新制度的一种压力测试。若是在收获之时，尚能保持对周围势力的反应速度，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制度是可以长期维持下去的。
洛阳城外，太阳渐渐依城西南侧的周山而下，在山丘上覆盖上一层血色。周山名为山，其实是三个相接的土丘，当地人都传说是东周敬王、悼王、定王的陵墓。
暮色苍茫，骑在马上，遥望远方周山，想起前朝故事，桓景不禁长叹：自己被历史一路向前推着，也来到历史的岔路口了。
“使君何故太息？”身后温峤立在土坡上，顺着桓景的目光向前望去，山形不过百丈，其上郁郁葱葱。
桓景遥指周山：“人言此山是东周三王之墓，我不叹别的，只叹这三王在世时不能有所作为，明明只能在诸侯间做个傀儡，却劳民伤财，修如此大的陵墓。”
“使君之言是也”，温峤言语中难得露出一丝伤感，“虽然周王贵为天子，亦不过是小人。小人之陵，化为荒丘；君子之陵，百世不灭。”
桓景先前只是震撼于历史的悠长，感叹于自己的渺小罢了；现在抬头再看周山，只觉得天地宽阔，而周山不过弹丸，这些坟冢的主人，亦不过庸人而已。
“小人之陵，外不过封、内不过俑，皆是土木无情之物，与荒丘何异哉？君子之陵则不然，外乃功业，内乃法度。”
温峤明白桓景言外之意，正是正在进行的改革，于是也接过话来：
“立法于万世，恩泽于千秋，此所以不灭于天地者也！使君岂有意乎？”
此时，桓景坐下的青龙马不知为何一声嘶鸣，他顺势在夕阳之下纵马驰骋，风从耳旁拂过，他不禁快意大呼：“知我者，太真也！”
马不过跑出数十步，桓景勒马回顾，只见洛阳城方向，忽有一骑疾驰而来：
“桓刺史！温司马！公主有急事请二位回去！”
居然是临海公主有事，这是桓景万万没有想到的。自从公主来了洛阳，嫁与桓宣之后，自谓寻到了一个安稳之处，只是操持内府琐事，除了偶尔随军激励士气，并无参与政事的意图。
以桓景在寿春初遇公主时，公主表现出的聪慧与主见来看，似乎她并不是个甘于平庸之人。
如今突然请自己回洛阳，也不知是什么事情，难道天子那边出事了？
桓景收起澎湃的内心，急急拔马向洛阳方向赶去。